建国初期回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遭遇

2017/4/26, 上海内蒙古知青网论坛

 转帖注：最近本网有一篇文章提到“海外赤子放弃优厚待遇回国，他们说，回国不需理由，不回才要理由。”不由得想起改革开放后1978-1985年，公派出国到西方国家留学人员按时回国的比例（就华东化工学院来讲，至少一半是共产党员，另一半也基本上是革命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出生），和国民党政府1940年代公派出国，1950年代回中国大陆的比例大致相当。这是为什么？也许下文是一个参考答案。（这是根据我的母校华东化工学院的情况，这些人如果按时回国的话，应该在1993年我自费出国前已经回国了。同时我注意到内蒙古上海插队知青中后来公派出国人员，按时回国的比例也不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急需科学技术人才，中国政府积极动员留学生们回国参加建设。1949年6月18日—19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匹兹堡大学成立，该组织以“响应解 放准备回国”为宗旨，并发行了会刊《留美科协通讯》。后来又在其他城市成立了分会。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奉召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在美工作，周恩来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80%。”（《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一。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根据王德禄的整理，1950年代时局多变，留学生去留之际，屡生变数。1950年初，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日益加深，美国政府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这样，在1950年代初，有近1000名中国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大陆。

这其中有我熟悉的中国陶瓷界权威严东生。1949年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当博士后，1950年回国。严东生1946年出国前就是左派学生，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组织留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

而在1951年的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布法令，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并向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了司法文件。”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非法留居”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

二。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第三批放了76人。

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200人。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份文件《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国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三。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转帖注：除了直接在国防工业中工作的留美科学家没有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其他人几乎无一幸免。严东生其实也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航天器重返大气层所必需的表面防热隔热涂层就是严东生60年代的研究成果，他在文革中照样受到迫害。）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BB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 革命，现行反 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6]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转帖注：这200多人由于和钱学森一批，得到了保护。而日内瓦会议前回国的近1000名知识分子，则不在保护之列。）

四。文革浩劫：“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他在家中被坏人毒打致死。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清华大学教授李恒德1954年回国，他参加了 1979年9月8日中央召集当年回国的留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他记得方毅主持并讲话：“中国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行动，而有人把它当成卖国行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你们不要介意，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这段历史是可以名垂史册的，在留学生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11年11月，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范岱年在为《1950年代归国留学科学家访谈录》所作前言中写道：

“读了访谈录，我深深地为这些科学家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而痛心。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应该牢记这些惨痛的教训，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和法治，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不让‘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和暴行重演。这样做，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

此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2016年9月18日，98岁的严东生在上海因病去世，9月24日的追悼会上，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七常委，江 泽 民、胡 锦 涛两位前总书记，刘延东、孙春兰、李源潮、赵乐际、韩正五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 鹏、朱 镕 基、温家宝三位前总理，吴邦国、宋平、曾庆红、李岚清、吴官正、贺国强等退休常委，赠送花圈，对严东生予以悼念。特别要提到的是，近两年来，最年长退休常委，99岁的宋平只为严东生和老红军王丹一2位逝者送过花圈。（转帖注：王丹一是艾思奇的夫人，7月逝世。宋平是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市领导吴志明、应勇、徐泽洲、沙海林、尹弘等，向严东生的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生命不会重来，唯愿悲剧不再发生。

【1】饶毅，鲁白，谢宇《六十年前留学生的选择》https://zhuanlan.zhihu.com/p/22693662

【2】《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http://hx.cnd.org/2012/06/27/王德禄•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

【3】http://news.sina.com.cn/c/edu/2009-08-04/012418356160.shtml

【4】http://m.creaders.net/china/2016/09/25/1725755.html

借用赵健雄的一段话做结束：

当时的无知少年，值大潮来袭，激情奔涌，兴灾乐祸。

那时候生活尚未展开，动荡是机会也无可归避，如今向末日走去，即使对的事情，恐怕也难以坚持到底了。

尤其对老人，当然最好是安宁。但动荡一定要来，也没办法。你总不能按住波涛不叫它起伏。

不少人选择了离开，至少让后代离开，因为动荡的记忆太过深刻。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首脑，敢说自己无法无天，又把天底下的道理，千条万绪归为一句话：造反有理。

如今有人又祭出类似的旗了，接下来要玩什么招儿，谁知道？

兴和县二台子公社上海知青 赵健雄 2016年8月26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82fbd0102w7i9.html

父辈满怀热情回国，他们的子女却纷纷出国，这是为什么？难道能怪这些子女不爱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