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卓亦谦：我想对他们说，不开心也没有关系 - 端传媒 - 最新
端传媒 - 最新「身边朋友的经历启发了他重新看待自己对电影的认识，也促使他必须拍这部题材沉重的处女作。」
端传媒记者 张书玮 发自香港
“其实那时候的我，还不是导演，”卓亦谦这样回忆那一晚的新导演对谈。
今年四月，我们曾经邀请六位香港新晋导演把酒畅谈，有五位先到，卓亦谦晚来，六个人有说有笑，显然彼此已经非常熟悉。再提那一夜，卓亦谦语气之中有点“忝列”的意思，先把诸位同伴逐个夸奖了一番，再说自己的惶恐，“那时候我连剪辑都没做好。”
他以为《年少日记》的上映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他所说在做的剪辑工作，就是为电影《年少日记》。《年少日记》以年轻的郑老师为主角，他的班级发现了一封疑似学生想要轻生的遗书。郑老师一边寻找着这封遗书的作者，一边想起了自己的孩童时代，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他开始翻阅一本过去的日记，重新检阅自己的人生。
剧本参加第五届“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和《过时·过节》同为大专组获奖作品，同届专业组胜出的剧本是《灯火阑珊》。按理说，他出现在夜谈里再正常不过了。“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得奖作品从来都备受瞩目，而本地观众对新导演一度充满了热情。半年之后，《年少日记》在第60届金马奖获得五项提名，定于11月中上映。卓亦谦也开始谢票。
与夜谈一样，他依然害怕自己说错话，“明明和大家开剧本会，我完全没有问题，但一去到公开场合，要对一大班人说话，我就有很大的恐惧。”
不开心也没有关系看早场《年少日记》，放映完毕时间不多，卓亦谦和发行同事依然来谢票，他一开口就坦承这部电影的缘由：有一位朋友的经历启发了他。
“应该说，我有不止一个轻生的朋友，”卓亦谦强调自己绝对没有改编那位朋友的经历，“我怎可以这样做呢！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令我感受到这件事可以和我们距离很近。”
他想起了2015年那段时间的一系列事件，“那段时间天天都有轻生的消息，很不开心。”根据明报资料室统计，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香港一共发生19起自杀事件，以及7起企图自杀事件。社会也引起激烈讨论，有不少网民对事主进行批评，卓亦谦想起这些事，非常生气，后来将自己的感受写成了电影的其中一幕，郑老师维护轻生的学生，与网民争执，“那位学生都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被批评心灵脆弱？”
卓亦谦不是突然关心轻生这个主题，2008年到2009年，他在城市大学读摄影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轻生题材，然后他转读电影，毕业作品也是拍轻生。
“我走了的那位朋友，他很爱电影，而且他是一个写剧本很厉害的人，他走了以后，我开始很想去理解他。”
中三时他第一次看《骄傲似我》（美国电影《Good Will Hunting》），戏中某一段哭得很激动。“那其实是一段很遥远的记忆，但我朋友走的时候，他提醒了我，”他开始回想为什么电影令他如此激动，“我听歌没有哭，看漫画也没有哭，或者是因为，电影就是我本来很想追求的东西。”他从摄影转向电影。
“香港一向比较缺编剧，真的是机缘巧合，”他加入了林超贤的公司做编剧住手，从《激战》开始加入了电影圈，曾在吴炜伦（资深编剧，后转为导演拍摄《毒舌大状》创下香港历史票房纪录）手下工作。“那是我的第一个编剧师父，他非常严格，千万不要错任何标点符号，更莫说错别字。他教我怎样写一个令读者看得很舒服的剧本，他教我的每一样东西我都活用到现在。”
2015年学生轻生事件时，他正在写不同的故事，没有加入具体的电影项目，“看到新闻非常无能为力，我不认识他们，但你想到自己居住的城市天天有人跳楼，非常难过。”
卓亦谦有过情绪病的时候，有某一个阶段，他曾经认为，不开心就差到了极点，“我如果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我疯了，我会失去朋友，我的人生就绝望了。长大之后我知道了，不开心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自救，或者你幸运地得到身边人的关心，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走上绝路。”朋友轻生的事件，或者是新闻登载的消息，卓亦谦似乎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些不开心的事。
他曾经责怪自己，“他走之前那一晚我还见到他，完全没有发现这件事，我想我跟他如果多聊几句，或者找他喝喝酒，聊聊天，是否他就会活下来？”后来他慢慢明白，朋友当时的状态就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做什么都没有用，只能以自己的方法好好记住这个朋友。
“我觉得我们应该早点告诉他们，其实不开心也是可以的。这也许会对他们有帮助，所以我才写了《年少日记》。”他很小心地措辞，不敢透露细节，很怕自己说的话对朋友的家人再次造成伤害。
第一部就是最后一部卓亦谦2013年参与《激战》之后，参与过《魔警》《今晚打丧尸》《杀破狼·贪狼》等电影，都是类型片。
“当其时我入行做了八年编剧，有动作片，有心理惊悚片，有悬疑，有鬼片，还有超级英雄题材，我突然觉得不如自己尝试拍一个自己写的剧本，”他对自己说，“你写完它，做了八年你只有两部挂名编剧的作品是否有点少？”卓亦谦有时候会想自己是否不如转行算了，也许自己能力不行。但他不甘心。
“我很想有一个机会，想看看自己做出来的戏会是怎样。如果拍出来不行，你就死心，如果是好的，就继续去发掘你自己，”他要一手一脚担起这件事，做坏了就入自己数（算在自己头上），“我觉得很公道，死就要死在自己手上。”
或许他大可以先拍几部票房不错的主流商业电影，再来发展自己想要写的故事。为什么第一部一定要拍《年少日记》——一部讲学生轻生的剧情片？
“我没有那么乐观，我不觉得会有第二部，这可能是唯一的一部。”于是他想，必须在第一部就把自己最想拍的故事拍出来。
卓亦谦参加过第五届鲜浪潮，“那时候只有三四万港币，我现在有那时一百倍的钱，”在他当初的设想中，如果没钱，用iPhone或者Sony A7都要拍，没钱请收音师就自己收音，“如果没有演员就请自己的叔叔阿姨，或者自己下场，你一定搞得掂。”
他悲观到不信自己会有第二部长片了，“如果不是很多工作人员和演员不辞辛劳，也不计较地帮忙，这部电影不可能完成。”他以前不敢相信这部电影能够请得到卢镇业，郑中基和韦罗莎等人。
自我检视与自我怀疑2019年的暑假，他逼自己坐下来，“我必须证明自己可以继续留在这一行，困住自己在家三个月也好，四个月也好，我逼自己暑假一定要写好剧本，然后申请首部剧情片。”
在这之前，他写过十几二十个长片剧本，基于不同原因，这些电影都没有开机的机会。
“香港开戏有时真的很难，这也不是谁对谁错，有时导演本身手头有几部戏同时在准备，有时候投资者更想投别的戏，有时候是演员没有档期。”卓亦谦开始怀疑人生，“可能不是我不够幸运，可能是我资料不够翔实，或者如果我写得好的话，全部剧本都开戏了。”
《年少日记》的雏形剧本中了首部剧情片，这对卓亦谦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鼓舞，但之后修改剧本，他又拖了两年。
“我中间有两年，完全陷入抑郁的阶段，”他躲在九龙湾的一个㓥房，很多时候不想出门，每天叫外卖，吃饭和睡觉都很不规律，变得越来越胖，还脱发，“但我现在康复了，也认识了女朋友，现在过得还不错。”
监制尔冬升从蒙古拍完《海的尽头是草原》回香港，问他剧本是否已经写好。尔冬升并没有责怪他，而是以关心的态度来询问，卓亦谦突然觉得很内疚，觉得自己为何要让一位老人家担心，他终于在十天之内写好了剧本。剧本给到摄制团队后，大家的反应都很正面，这再一次让他肯定了自己的能力。
他是一个时刻在检讨自己的人。在采访期间，他对大部分问题的反应，都是在思考是否自己做得不够好，常常自我怀疑。
“我想是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常常自我检讨。有些人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但人就是会有错，”他观察朋友和亲人，甚至伴侣之间，“例如一段关系的结束，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摩擦和矛盾，然而大家都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到了导演的位置，他更加战战兢兢，“我是一个人，是人就会犯错。如果有错的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承认，这不论是我自己做人，还是我的工作岗位上，都必须要做的事。”
职业道路上，来自他人的肯定终于还是慢慢帮他建立了一些自我认同。2012年，ifva给了他导演的短片《至少在梦里》银奖，后来是首部剧情片计划获奖，最终成型的剧本又获得了剧组的赞赏。
在追问之下，他又想起来更多，“也还有别的导演夸奖过我剧本写的不错，”郭子健和曾国祥分别和他合作过，彼此也都留下好印象。虽然他写的剧本没能变成长片，但互相催生了其他合作的机会。曾国祥两次拍短片都找了卓亦谦担任剪辑。
筹备《年少日记》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令他完全爱上了拍摄。“日记”是电影中非常关键的道具，卓亦谦常常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准备日记，想不到有一天美术张蚊突然就带了九本日记给他。原来张蚊和美术助理根据剧本，已经写了九本日记，每一本都因应不同的情节需要，为了模仿小朋友写字，他们还用左手写字，有的纸张用了发黄的效果。知道美术部门通宵制作了九本日记，卓亦谦突然有想哭的感觉，“其实所有部门都让我很安心地去到现场，做导演的工作。所以我去到现场必须果断。”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团队长时间浸没在这部讲自杀的电影里，“时间久了，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不好。我自己都受不了。每天尽量在12个小时内完结，最多最多，不可以超过14小时，绝对不可以。”他训练自己很快做决定，“这也许也是你讲的，自我认同感的形成。”
他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在群组里对拍摄团队说，“谢谢你们今天的拍摄。”他说每天拍摄完毕之后在对话群组里一定要讲这句话，然后大家有一种下班的感觉，“这是我最有满足感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我们在做同一件事。我每次打完这句之后我就会想想我今天究竟做了什么。”
或者说戏如其人，《年少日记》的主题，确实也是主角检视自己成长的过程，在懊悔和检视之中，郑老师真的成长了。
“因为我是人，我完全承受出错。只不过我不想做一个不知自己做错事的人。”
或者，他也还没完全乐观起来。做编剧的出路不稳定，而现在依然是香港电影的低潮期。他说自己在那几年其实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说不定随时会去开Uber，“只不过死好彩（有一点点好运），还有一些工作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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