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暴跌，有何警示？

樊磊：有关部门对K12进行整顿后，市场出现股债汇三杀局面。校外辅导培训是否应彻底废止？资本市场和投资人的利益，谁来守护？

中国有关部门整顿教育辅导机构的行动和后续的影响引发了中国社会广泛的争论。

在中国有关部门发布文件对K12阶段学科课外辅导活动进行大规模整顿之后，不仅仅中概股、A股、港股市场的教育板块出现了大幅下滑，代表中国的主要股票指数在随后的交易日也出现了大幅调整；7月28日中国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股债汇三杀的局面。虽然官方媒体和监管部门随后持续发声试图稳定投资者信心，但是截止到7月30日，股票市场低迷的情况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中国有关部门整顿教育辅导机构的行动和后续的影响引发了中国社会广泛的争论。笔者以为虽然政策的初衷和大方向是合理的，但是配套政策的欠缺可能使得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决策机制的弊端更需要政策制定者警醒。笔者想讨论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校外辅导培训是否因为造成过度内卷而应该彻底废止？第二、如果需要废止，由政府以发布红头文件的方式进行是否是最优选择？第三、政府可以不顾资本市场和投资人的利益做出断然决定，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打击利益集团方面存在根本性的体制优势？

应该彻底废除K12阶段的课外培训吗？

赞成废除K12阶段学科课外培训的主要依据在于培训造成了没有效率的教育内卷和阶层固化。由于升学的机会本身有限，课外培训并不能从整体上增加升学机会，反而迫使家长和学生无限制的投入时间、金钱进行恶性竞争，造成了学生苦不堪言，社会资源大量浪费，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此外，那些家庭条件困难的孩子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天然处于不利低位，“寒门难出贵子”也阻碍了阶层的正当流动。

这种说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却忽略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主要以民营机构、市场化运作为主的教育培训机构在一些情况下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教育供给。教育培训机构通过引入高水平的师资，以高薪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教育行业，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教学等科技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特别是对一些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和对那些在教育质量较差学校就学的学生而言。

第二，禁止课外补习可能引发新的不公。如果不允许课外辅导，可能更有利于天资聪明的学生，但是对通过勤奋弥补天资不足的学生不利。然而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想要获得成功，没有人能够质疑后天的勤奋、持之以恒、不懈努力这些品质的价值。韩国的经验也显示，禁止面向大众的补习对于位于塔尖的富裕人群反而构成利好，因为他们可以支付得起一对一家庭补习的费用。此外，如果学区房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更明显的追捧，显然也不利于收入一般买不起学区房但是支付得起补课费用的家庭。

第三，禁止课外培训也许可以避免补习过度内卷导致的资源浪费，但是有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资源浪费。如果不允许课外补习，那么公立教育机构的质量就是影响孩子未来的最重要的外部资源。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小学生人均财政教育经费最高的首都北京是人均最低的河南省的5倍；义务制教育招生阶段也一直存在“条子生”“共建生”的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子弟学校也常常聚集了优质教育资源。社会各界难免对于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与公权力相关有担忧。如果说过度补习不必要地消耗了家长和学生过多的金钱和精力，那么为了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被迫走权力的后门，让本来更适合在天南海北成为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的年轻人在求职时更偏好体制内的工作、优先考虑行政级别较高城市的户口，也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浪费。

总而言之，禁止K12阶段学科课外培训如果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且避免其负面的影响，可能还需要多方面其他措施的配合。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借助和利用市场和民营机制提升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更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特别是对公权力的寻租行为进行约束等等。虽然笔者已经注意到政府在整顿教培机构的同时，也祭出了打击学区房等组合拳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各界对于更多的配套政策仍翘首以盼。

红头文件的形式是否是最优的选择？

即使禁止K12阶段学科课外培训有助于降低教育成本，缓解社会焦虑，符合中国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笔者以为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推进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良反应，或许不是最优的选择。

首先，通过红头文件实施监管安排可能直接冲击“依法治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民促法》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但目前的《意见》却提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存在文件与法律的直接冲突。而且，一纸文件就废止了法律对于产权的保护和市场准入的许可，使得中国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引发国内外投资人的疑虑，也是中国近期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直接导火索。

其次，由于“红头文件”的推出没有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受到影响的相关主体缺少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因而在利益补偿方面可能存在缺失。一方面，这些教育培训机构此前是获得政府授权而成立，一直以来也都依法纳税，合法经营，它们的利益和它们投资人的利益是否需要补偿似乎应该有所讨论。另一方面，如何让数十万乃至于上百万教培机构的从业人员度过难关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实际上，国企改革中政府对于那些可能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但是可能造成失业问题举措一直慎之又慎；但是现在一纸文件就导致了如此大规模岗位丧失政府却不闻不问，难免会引发国内外对于中国政府能不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都一视同仁的疑虑。

最后，相较于红头文件，如果以立法的形式推行教培机构的整顿并在此之前经过广泛的社会讨论、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具体细节的科学性和完备性方面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讨论，笔者不再赘述。

中国的决策机制是否存在明显的制度优势？

一些评论认为与西方政体相比，中国的决策者受到资本的影响较小，更有可能从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破除利益集团对于决策的阻挠，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笔者以为这一说法也值得推敲。

且不论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资本、劳动、社会组织等各种利益相关者本来就应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乃至有参与博弈的机会。毕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和社会运作的每个点点滴滴。新东方和好未来们也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份子，也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所涵盖的合法企业。完全无视资本的诉求至少在当前中国仍然需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维持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是损害而非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即使是从整顿教培的初衷——降低生育成本——来看，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就做到了能够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接近理想的决策也值得商榷。众所周知，造成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的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中，当然是住房问题处于首位。高企的房价也是诸多其他社会矛盾的根源。然而，与打击教培行业“雷厉风行”相比，政府在降低房价方面的努力就显得过于“风和日丽”了。实际上，在2016年决策层首次提出“房住不炒”以来，中国主要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继续高歌猛进，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经济之后政府也仍然依靠房地产投资发挥稳增长作用。此外，在近期中国反垄断部门对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整顿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却没有任何反垄断机构对于政府长期垄断土地供给造成房价高企的问题给与任何关注。

政策对于土地和房地产如此特殊照顾的一个解释是，土地财政是牵扯政府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中国的决策者也并没有摆脱触动自身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的决策困境。

决策不宜过度自信

整体而言，在全球金融市场比较稳定、宏观基本面没有发生明显变动的局面下，中国相关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显然与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有关。

表面上看，风险偏好的下降是投资者对中国政府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感到担忧；更深层次看，这种担忧也包括了对中国是否能对私营经济一视同仁等所有制问题的关切和是否仍然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等经济基本制度方面关切；从根本上看，在成为全球抗击疫情最成功的大型经济体之后，中国的决策层对于自身的制度安排与决策机制可能过度自信了。“谦受益而满招损”，笔者以为在中国面临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全球面临多重遏制与阻力的情况下，决策者尤其需要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妥善的地评估自身体制与政策的优点和缺陷，广泛的地接纳社会各界意见与反馈，全面地吸取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才有望应对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重重挑战与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