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胜利与悲剧，以及它给今天的启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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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沦陷

自4月2日开始进攻以来，凡尔赛人一直被工人的英勇抵抗所阻挡。妇女们尤其以其坚不可摧的勇气著称。一位被俘的公社人民警告凡尔赛人说：“相信我，你们撑不住了，你们的妻子都在流泪，而我们的妻子却不流泪。”这句话让人想起斯巴达母亲送儿子去打仗时说的那句话：“带着你的盾牌回来，或者躺在它上面回来。[48]”

许多妇女自愿照顾伤员。有几十人为了扶起倒下的战友，冲进了战斗的重围，牺牲了。其他人则自己拿起步枪，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了堡垒和路障。女工们的抵抗如此凶猛，以至于《泰晤士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日报）的一位记者说：“如果法兰西民族只由法国妇女组成，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49]

妇女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1871年的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承受着双重负担。因此，劳动妇女从保卫工人共和国中得到的好处甚至比男子更多。无论是在公社诞生之时，还是在公社最后的痛苦日子里，劳动妇女都是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奋斗和努力的。

经过激烈的斗争，5月21日，凡尔赛人进入巴黎。接下来又是七天残酷的街头战斗，这就是著名的“血腥周”。共产党在每个区都设置了路障，迫使凡尔赛人逐街攻占城市。与此同时，凡尔赛人继续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梯也尔甚至吹嘘说：“我们已经粉碎了整个巴黎的一个区。”[50]

巴黎变成了地狱。夜晚，城市被燃烧的建筑物照亮，白天，天空被烟雾笼罩。街道上充斥着炮火的雷鸣声和垂死者的尖叫声。人行道上布满了血迹。凡是胜利的地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卫士们都把自己交给了屠杀和掠夺。被俘的公社人民被排成一排，靠在墙上，当场枪毙。即使是被怀疑支持公社的非战斗人员，也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任何支持公社的店主，他们的店面都会被洗劫一空，并被毫不留情地殴打。穿着破烂衣服的妇女，或提着桶的妇女，被当作涉嫌纵火犯而被枪毙。一周内就有2万人被屠杀。

凡尔赛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公社人民威胁要处死70名人质，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需要指出的是，早在4月12日和5月14日，公社就提出用这些人质只换一个人。奥古斯特-布朗基。但他们的提议被反动派拒绝了，不仅因为怀疑布兰基对革命的价值，而且还想以他们的生命为借口，对巴黎工人阶级进行已经计划好的可怕报复。5月24日，公社人民铤而走险，处决了大主教和其他五名人质。他们的死亡责任完全在凡尔赛。

最后，剩下的守卫者终于体力不支，战斗于5月28日结束。梯也尔在大会上向欢呼的代表们宣布：“正义、秩序、人道和文明的事业取得了胜利”[51]。随后，这些“正义、秩序、人性和文明”的拥护者们又着手逮捕和处决了数千名公社派嫌疑人。

在“正义”的名义下，许多大律师拒绝为被告辩护，而其他许多大律师则积极地与检方合作。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尽管他与公社毫无关系，因为“他是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总之，一个谨慎而明智的政府在找到合法的机会时必须除掉这些人”。[52]

政府军以“秩序”的名义，枪杀一名路人，只因它戴了一块手表。尸体被搜查、抢劫。就连保守派媒体也抱怨说：“这些不再是执行任务的士兵”[53]。在混乱中，许多无辜的人被个人或商业对手斥为公社人民。警方共收到399,823份告发书。[54]

政府以“人道”的名义，将数千名男女老少关在没有光线、空气和食物的肮脏牢房里。凡尔赛人自己也承认抓了38,568名囚犯，其中1,058名妇女，651名儿童，包括73名14岁以下的囚犯。最年轻的囚犯只有7岁[55]。利萨加雷估计，有2,000名囚犯因条件恶劣而死亡[56]。孕妇也未能幸免于酷刑，许多妇女流产或生下死胎。还有许多人疯了。《泰晤士报》写道：“人的生命已经变得如此廉价，一个人比一条狗更容易被枪毙”。[57]

在“文明”的名义下，如此多的人被屠杀，以至于没有足够的马车来运走尸体。死者在街上堆积如山。6月，资产阶级报刊开始恳求：“我们不能再杀人了。”这并不是因为同情受害者，而是因为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和疾病有可能吞噬整个城市。在这些让人联想到黑死病最严重的场景中，资产阶级的巴黎用咖啡馆、妓院和街道上的放荡节来庆祝它的回归。就连亲凡尔赛的媒体也抱怨，一位记者引用塔西佗的话说：

“然而在那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 甚至在它完全结束之前，堕落和腐败的罗马， 再次开始沉浸在那正在摧毁它的身体和污染它的灵魂的艳丽的泥沼中... 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 popinaeque... (这里有吵架和受伤，那里有浴室和餐馆)” [58]

在“血腥周”和随后的报复行动中，被凡尔赛人杀害的总人数估计为3万人。此外，有13,000多人被运往新喀里多尼亚，他们的家人一无所有。更多的人被迫逃离该国。在7月的补选中，巴黎的选民比2月8日少了10万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激烈的斗争中无意的“过激”[59]。甚至在3月18日之前，克莱芒-托马就说要“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uer（精粹）”。[60]

在法国统治阶级的眼里，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部分，即1848年和1871年斗争的活记忆。这种社会和平甚至是以牺牲资产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为代价换来的。1871年10月，一份官方报告声称，由于缺乏工人，某些行业不得不拒绝订单。

公社的遗产

巴黎工人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是用他们的鲜血凝结而成的。在公社的发源地蒙马特山顶，资产阶级建造了圣心大教堂，不是为了“忏悔”被凡尔赛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而是为了忏悔公社的“罪行”。今天，它仍然作为法国统治阶级臭不可闻的伪善的纪念碑矗立在那里。

牺牲的公社社员则在拉夏兹公墓的一个安静幽静的角落里被纪念，一些公社最后的保卫者在这里被抓获并枪毙。事实上，巴黎公社并不需要任何雕像和纪念碑。公社真正的纪念碑存在于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它为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社的经历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留下了巨大的印象，他们一生都在工人阶级的斗争、胜利和失败的基础上提炼和更新自己的革命纲领。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的序言中写道，《宣言》第二部分中的诉求纲领“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特别是“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61]

具体来说，公社所证明的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2]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有效的修正和更新，这句话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工人们不是想利用资产阶级社会下发展起来的现存议会、军队、官僚机构等，而是要用革命的手段粉碎这种“国家寄生虫”[63]，代之以自己的政治组织，在这种政治组织中，“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正如列宁根据自己对法国公社和马克思内战的研究所言[64]。

公社的影响也不限于理论领域。1871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的幸存者，其中包括被争取到国际组织的布兰基主义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家详细讨论了公社的教训和公社的失败，最终通过了下列决议，该决议的最后形式是由马克思起草的：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65]

这是对国际内部的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倾向的决定性趋势，他们宣扬放弃政治和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实际上，公社不仅明确了工人斗争的最终目标，而且明确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无非是工人阶级的一般经验。这句话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个纲领的每一个基本点——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和集中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工人斗争的国际性，以及粉碎资产阶级国家，以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的必要性--都是在公社的兴衰中形成和锻炼出来的。

巴黎的工人已经指明了方向。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内证明了一个新世界是可能的。公社的红旗升起，成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旗帜，而公社垮台后一个月写成的《国际歌》则成为其国歌。而《法国内战》和其他著作中提炼和保存的公社教训，也起到了教育和激励千百万革命者的作用，其中不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今天，当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提供了甚至超过第二帝国最严重罪行的恐怖时，正在崛起的一代工人又开始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有责任研究公社，研究它的胜利和错误，并把这些教训付诸行动。如果我们以共产党人哪怕一半的英雄气概来做这件事，我们就不会失败。

公社万岁！

伦敦，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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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2.htm

[2] 同上，第四章

[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4] 利萨加雷（P. O. Lissagaray），《1871年巴黎公社史》（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898， p. 11.，译者自译

[5] 同上， p. 12.

[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7]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一卷，前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1-00b.htm

[8]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870年9月1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76.htm

[9]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2月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93.htm

[14]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p.15.

[15] 同上， p.16.

[16] 同上， p. 22.

[17] 同上， p. 23.

[18] 同上， p. 26.

[19] 同上， p. 32.

[20] “Affiche rouge”: Au peuple de Paris， les délégués de vingt arrondissements de Paris， FICEDL，译者自译

[21]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57.

[22] 同上， p. 75.

[23] 同上， p. 62.

[24] 同上， p. 69.

[25] 同上， p. 76.

[26] 同上， p. 79.

[27] 同上， p. 79.

[2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106.htm

[29]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90.

[30] 同上， p. 92.

[31]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607.htm

[32]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56.

[3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4.htm

[3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35] 同上

[36]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p. 232-233.

[37]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38]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302.

[39] E. Thomas， The Women Incendiaries， Secker & Warburg， 1967， pp. 45-46.

[40]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87.

[41] 同上， p. 188.

[42] 同上， p. 273.

[43] 托洛茨基，“巴黎公社的教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10204.htm

[44] 利萨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80.

[45] 同上， p. 228.

[46] 同上， p. 196.

[47] 同上， p. 274.

[48] 同上， p. 208.

[49] 同上， p. 397.

[50] 同上， p. 254.

[51] 同上， p. 395.

[52] 同上，p. 493.

[53] 同上， p. 348.

[54] 同上， p. 402.

[55] 同上， p. 404.

[56] 同上， p. 411.

[57] 同上， p. VII.

[58]同上， p. 487.

[59] 同上， p， 404.

[60]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6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德文版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1

[62] 同上

[6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64]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

[65] 马克思和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48.ht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