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与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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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联系我们上文关于「谣言」的论述、并结合我国有关言论方面的「国情」，这种仇恨的来源就昭然若揭了：首先，普遍的「辟谣」话语由于要求官方作为信息的唯一发布方、垄断信息的来源，而向个体施加不成比例的证实责任、导致公共信任缺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戏剧性回归：证明你的亲人确实死了。接着我们看到，由于受害者的不幸会破坏官方形象、而官方又被（宣传得）等同于国家，故让官方难堪就是让国家难堪、就是让我们难堪：因此，他们必须拒斥一切这种情况为真的可能性（只要对方表述的信息有半点错误，就要骂ta到底），来换取自己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维护「官方」形象。在这里，官方不再被视为一个由我们自主决定、为我们服务并可以犯错误的机构，而是被视为一个纯粹外在于群众的超越性力量：它设定着真实与虚假，并且要求着我们的无限认同。因此，对于「官方」的认同成为了对主人的认同：凡是威胁到这一情势的，我们必须将ta开除；凡是私自传播信息的，必无资格和我们享有同一个主人。
我们不难想象对于以上批评的一种常见回应，即「如果我们承认官方有错，就会导致境外势力的批评，从而威胁到祖国的事业」——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境外势力」和「境内势力」的绝妙同构：官方一旦犯错就会被境外势力诋毁，因此我们要证明的恰恰是官方不会犯错，凡是能被视为错误的都已经是「不怀好意者」的蓄意抹黑造成的。在这里，我们便能重新理解这样一种陈词滥调了：「官方不完美，但我们还是信任它」。它并不真的承认官方有任何不完美之处，而只是在说：不存在我们不知道、「官方」不承认的不完美，不存在不能使我们更加信仰「官方」的不足之处。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一种对于动机的揣测：「谣言」的传播者都是「恶意」的，想通过私下编造虚假信息、破坏我们的国家。
但在此，我们又一次瞥见了「谣言」指认中的主观性：动机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无法通过网络上的寥寥几句话确定、因此极其不利于公共讨论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仅仅指出，揣测动机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应看到在「谣言」-「造谣者」的结构中，他人的「恶劣动机」正是随着他的发言而被生产出来的。并非是作为信息来源的那个个体真的有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是任意的、未经官方首肯的信息传播，都可以被认定为「谣言」、进而认知为「有意传播错误信息」。并非是信息的发布者真的有怎样十恶不赦的特质；而是这些个体在信息和判定真相的能力被「官方」垄断的情况下，必然被从最为恶劣、最为极端的有罪推定的角度去理解。
那么，这样一种对「居心叵测」的「境外势力」的指认，又是从何处而来的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直接复制另一位学者，胡泳先生在此问题上的分析：我们以为，没有比下一段话更精确的了。
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 “冷战” 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必须强调，我们今天信息公开的情况就 17 年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17 年前和 18 年前、乃至 28 年前也有了很大进步一样。
大家担忧信息公开，把其当做『洪水猛兽』，怕一公开就乱了。」周汉华回忆，2003年之前，信息公开还是很敏感的问题。「记得2002年，央视新闻调查做了期特别节目，取名『你有权知道』，结果审片人没看节目，光看这5个字，就给毙了。」周汉华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刚接触「信息公开」课题时，名字都不叫「信息公开」，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
因此我们会说：信息的充分并不直接导向恐慌；充分了解情况危急但又不知所措，才会导向恐慌。因此，最关心、了解本次疫情情况的志愿者们，并没有多么恐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而在图片这个特定的例子中，他们选择相信那个权威、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下文即将谈到的公民自治组织、市民社会的薄弱，才是使得他们必须相信的原因：否则，他们便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做出其它选择的互助手段。但须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现状本身就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市民社会的压缩，导致的问题的一部分。
回到刚才的议题：我们当然不是在说，我们现在就应立即完全放开新闻和言论、甚至达到某某国家水平：我们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处理。我们所要求的，正是在法律上完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是要求这一条文不只是一纸空文、而是能起到实际的保护作用的法律律条。我们要做的，正是放弃对这一词语的恐惧，开展对其标准和边界的讨论；最基本的，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的模式有着极大的隐患。
毕竟，新闻自由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武汉红十字会在1月30日自豪地公示，已经收到社会捐款近四亿元，「已拨付指挥部5391.46万元」，并「定向捐赠400万元」——我们害怕哪日也获得被「辟谣」的荣幸，便不在此多加评论。但相信每个看清这些数字单位并能做做简单算术的人，都已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
一月中旬以来爆出的种种红十字会和慈善组织丑闻，哪怕只拿出一例，也足以让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本职工作是传达同胞的人道主义关怀，且战斗在人类生命与健康一线的组织，为什么却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成为了笑柄？而又为什么，为湖北省防疫工作募集款物的重担却落在了那些仓促组建、其成员平均年龄甚至很可能不到18岁的民间自发志愿组织上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绝非抓出又一个郭美美，因为问题远不止出在红十字会上。更关键的是那些本应分担责任、却悄然淡出公众视线的组织：为什么为缺乏防疫保护的环卫工人募集口罩的是一群学生自发形成的组织、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呢？为什么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志愿组织都是不得不自发形成的、而已经发布了所谓「行动令」的共青团却还在道德高地上用键盘指点江山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武汉与湖北省的医院已经绝望到直接向社会各界募集款物、在全国四处行动起来之后还是发出了物资即将用尽的哀号——曾让人引以为傲的「举国体制」，哪去了？
现代社会之中，在理论上拥有主权的民众和实际上行使权力的政府两者之间，存在着连接两者的「联系机关（Linkage institution）」——例如学生参加共青团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通人阅读人民日报了解时事；这其中最普遍、与民众关系最紧密的则是民间团体（市民社会）。学生参加的学校社团、业余运动爱好者参加的体育协会都属于这一分类。
历史地，在古代和近代中国，这类民众自发形成的民间团体在同自然灾害斗争、推动社会进步两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古代每每黄河泛滥、官府治水，当地的商会都通常会为治水筑堤出钱出力；到了近代中国，正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反映的那样，以工会、农会为核心的民间团体更是让千百万工农觉醒并组织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民间团体促进了民众参与到政治中去，并同样经常发挥救济和援助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工会大会（TUC）不仅组织了英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集体发声、保障他们的话语权和对政治的参与，更承担了救助弱势工人的责任；而在不少国家，慈善救济甚至几乎全是由私人拥有的，归属于「民间团体」的慈善组织完成的。对于自然灾害而言，民间团体的作用如同海绵：西欧的不少慈善组织会在平常时期储备食物、药品等物资，而面临灾害时这些物资则可迅速用于救济。由于民间团体具有很强的本地属性，这种资源调度往往比国家机器要及时得多。
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在平时也起到了吸收社会不满、消化个体困难的作用，因为社会并非只有「动乱-稳定」的两极状态，哪怕在太平盛世也总有因种种原因产生的社会不满——这时，工会、志愿服务组织、慈善组织等民间团体就起到了吸收来自个人的不满、解决个人的困境，并把那些普遍的个人的不满一起制度化地和平表达的作用：换言之，这些民间团体也是减震弹簧、降低了维持稳定的成本。
但是在我国，出于长久以来的一些政治原因，民间团体的组织程度及规模远不足以实现以上所述的种种功能：出于「稳定」的需要，我们自己曾参加的一场三四百人不足的、毫无政治性质可言的学生活动便能被从校方到派出所的十八道金牌紧急叫停；我们也曾听说几十人规模的读书沙龙等学术活动也能被当地警方以不太充分的政治理由取缔。更不必说那些尝试服务更大群体的民间团体了。
上述提及的几个组织，都属于「非政府公共组织」、或者说「官方非政府组织（GONGO）」它们既不属于政府机关、也不属于民间团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以下为方便起见，简称其为「公共组织」，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的这一概念并不包含政府本身）。然而，本应同样起到服务社会、协助防疫作用的这些公共组织，却由于在其内部渐渐扩散开来的官僚逻辑下与官方组织同样失效了。
增强国家对公共组织的渗透和控制、并在社会上扩张国家控制的公共组织 (Corporatism)，以及将社会中那些较有影响力的精英和民间团体招募进体制 (Cooptation)——这双管齐下的手段，为国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也损害了民间团体赖以生存的环境；前一种手段把上文所述的「对上不对下」的单向问责制带入了公共组织，后者则压缩了民间团体发展的空间。
公共组织腐化的过程十分漫长、但逻辑却出奇地简单：以红十字会为例，它拥有一定动员民众的能力、又因其慈善组织的性质容易获得民心；它拥有独立的财务而不受国家财政的约束、又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声望和支持；于是国家对其的忌惮就演化为神经质的敏感，生怕它垄断政治活动、生怕它成为那个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境外势力」挑战党的领导的马前卒。
出于这种敏感，国家理所当然地试图强化对公共组织的控制 (Corporatism)，也就是对红十字会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渗透入红十字会的方方面面，并最终使之官僚化、成为国家领导下的官僚秩序的一部分。而公共组织的职务也不过是这个官僚秩序中被量化为局级、部级的漫长上升阶梯的一部分。
当地红十字会负责人是当地副省长
但最终导致了腐败、并使红十字会的丑闻远比地方政府的劣迹严重的，是其问责机制比真正的官僚体制更加僵化而无效：红十字会不仅不用对其理应服务的民众负责，民众也无法对其工作提出制度性的监督；并且，由于其公共慈善组织的性质，甚至连对上级的政府领导机关也不必负多少责任了，来自纪检部门的监督也不如真正的政府机关那样严格。相反，若在地方层面上红十字会的表现过于引人注目、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乃至于发动了民众的自觉行动，还可能会因上述那对稳定的神经质敏感，而引起上级领导的猜疑和其与同级地方政府的冲突。如此一来，腐败和不作为无人监管、反而可能得到默许，但做多了好事却可能引起猜疑和矛盾，红十字会当然也就成为了收费的仓库管理员、贪污善心的貔貅、和安放那些因丑闻而无处可去的官员的停尸间。
所以，谴责红十字会及其中某些臭名昭著的个人的罪恶和腐败是没有意义的。是怎样的制度逼迫红十字会腐化而变成了无比平庸的官僚机器？是怎样的动机使尸位素餐、道德沦丧者能坐到红十字会的主管位置上？这些问题才是值得拷问的——否则，一个郭美美倒下了，这个机制还会生产出千千万万个郭美美去继续拼命蚕食人们的爱心。
比上述的控制手段和缓慢的腐化更为致命的，显然是无处不在的对政治的垄断和为了维护这一垄断的、神经过敏式的镇压。「就连鼓励大学生不用一次性筷子以保护环境那样无害的环保活动，也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政治，以免这些组织起来的人被视为潜在的反对派。其领导者搞不好便会被开除甚至监禁。」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学生在国内高中、大学的亲身经历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论断。
在这种被称为「咨询性的威权政体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之下，被纳入官僚结构的红十字会与全国总工会为官僚精神同化；对民间团体自身发展甚至生存空间的压迫又让民间的力量在平常时期无法被组织起来；而等到自然灾害爆发时，这些原本能够动员起民间力量的作为中介的联系机构，全部保持了惊人的低效、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更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种绝望，意味着舆论的话语中一种非理性的对「举国体制」的期待成为必然。
倘若维护稳定的需求能够为这种压制民间团体继而造成恶性后果的政策辩护，那么我们也许有理由接受这一现实；然而威权政体对民间团体的打压反倒提高了维护稳定的成本。这不仅仅是因为先前所说的民间团体「减震弹簧」的作用消失了，更意味着在社会危机的时候，缺乏日常政治参与的、同时缺乏对主政者基于良性沟通的信任、或普特曼所谓的「政治气氛」的民众，更容易产生极端激化的情绪。这种在社会危机时刻的民众迅速激进化，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我们看到，在短短几周之间，社交媒体上大众对地方政府和红十字会等官方组织的批评声音，几乎就超过了过去一年的总和；而也有比平日里多得多的人，开始积极地寻求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政治生活：或是简单如在公共领域中发表观点；或是参与、组织那些旨在应对灾害的民间团体。
同样在短短几周之内，从深圳到北京、从北美到欧洲，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为防疫工作出钱出力。这种临时形成的民间团体在支援防疫前线时的种种苦衷，例如因缺乏审查和监督供货方的经验而让大笔善款打了水漂的案例，恰恰证明了平日中民间团体的弱势所带来的副作用，是危急时匆忙动员的民众远无法弥补的三尺冰封。
但这仍然是一种幸运的现象：民众基于朴素人道主义和同胞情感的动员既证明了平常时期民间团体受打压而导致的危机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激烈程度、以及同样激增的高维稳成本，但也同样反映了：哪怕时至今日，我们的意志仍然没有沉沦。我们仍然在屈服与觉醒的边缘抗争，我们仍然有动员并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最珍贵的是，我们仍未忘记同理心和对更好社会的想象，也仍未丧失为了这种想象而斗争的决心，这是留给未来的人们最宝贵的财富。
这种政治社会化的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展现出这样一种立场：我们需要恢复到一种不将自己视为局外人的「公共生活」观念中，不再冷漠或犬儒地对政治问题冷眼旁观，不蜷缩在感人肺腑、含情脉脉的「世外桃源」生活之中——道理十分清晰：谁又能保证倘若疫情爆发在我生活的广东或是你生活的上海，我们又能恰巧遇上清明而全能的青天大老爷和父母官、遇上廉洁而高效的红十字会呢？我们试图拷问这一切，根本上只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办法逃避这一切，即逃避政治和社会。
打开社交媒体、看看在这一两个星期之内组成的学生和校友会组织发布的募捐消息——「回到政治中去！」，我们绝望但又满怀希望地呼喊着。
当目睹了官方组织与民间团体的集体失效时，寄希望于举国体制就成为了自然的现象，因为只能期待举国体制去调动起地方急需的社会资源；然而，举国体制和高屋建瓴的中央决策又怎能察觉到那些只有本地的官方或民间团体才能洞察的、十分本地性的信息呢？日理万机的中央又如何细致入微地考察每个市、县、街道乃至每个医院的需求呢？最终，举国体制在面临这种地方上微观却总体上急剧增加的压力时，不得不向他曾亲手镇压的民间求救。
遗憾的是，举国体制至今仍然没有发挥出那种在我们幻想中的举世瞩目的作用：即便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都宣称口罩和医疗物资的生产已经被动员起来、物资供应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着，但在湖北省防疫一线的几个主要的医院，仍然绝望地在社交媒体上绕过政府和他们的上级卫健委、直接向公众求援。
在这个举国体制的动员过程中，各级政府机关也笑料频出，仿佛一台维护不善、处处生锈的比我们这代人的年龄还要老的机器。哪怕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中，这台机器在03年、08年等等的历史时刻已经一次次地动员过了。
国家并非一个如同人一般如臂使指的实体，正如举国体制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远不是「芝麻开门」那样的咒语；相反，若想要动员起举国体制以从国家层面调度资源、以帮助防疫抗灾一线，便要从北京的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到湖北省的省委、省政府和省卫健委，到武汉市的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这样全数层层动员起来。而只要分析了这一层层动员的过程，就会发现为什么对举国体制抱有希望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了。
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体制之中，一位校长很难了解学校里每个班的状况，而每个班主任又很难完全了解自己班上四五十个学生每人的情况，因此班主任总是依赖于由学生组成的班干部、也就是课代表和纪律委员之类人等，去监督每个学生是否按时交了作业、是否上课开小差等等；在现代国家中，社会发展导致政府需要处理的信息量激增，因而也就形成了类似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结构当然比学校复杂得多，但其主干与关键枝节仍是类似的伞状结构：每一级政府机关都像雨伞一样下辖了若干下属机关。无法对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都有所了解的主管机关又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其麾下的众多下属机关；除此之外，每一级的政府机关还有他们需要为之负责的平行的党的组织。例如市委领导市政府、校党委领导校长办公室，这种体制可以归纳为「党-国机器（Party-State apparatuses）」。在这个伞状结构之下，是理论上应被政府服务的民众、以及民众所生活的各个具体的地区。但是，每一级的主管机关都感到自己难以细致地考察其下一级政府机关所负责的地区和领域——他们也确实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而把相当大一部分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下放给了他们的下级。而下级机关又因同样的感受而将一部分具体的权力又下放给下级的下级……直到这个大金字塔的底端，也就是中学之中的校长、教务处、科组长、年级级长之后的直接面对学生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级。
然而，每一层下级机关在政治系统中的绩效、晋升前景乃至于政治生命，都是由上级决定的，而上级机关也同时拥有一套对下级机关的考察指标。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学生无法用制度性的手段迫使他们的班主任做出改变、只能寄希望于班主任善心大发而听进学生的诉求。直接对民众负责的金字塔末端的下级机关也是如此，他们只需要满足上级制定的那一套考核标准，便能够在这一系统中生存下去了。
认真负责的班主任尚有办法去处理学生的诉求、以最适合学生的方式开展教学，因为在班主任和学生之间还有学生的班干部，后者可以为班主任提供他所难以直接取得的关于学生具体需求的信息、也能将班主任的管理政策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而在社会中，「班干部」的角色就是上文所述的「民间团体」，其制度化的诉求表达能够让政府机关听到民众的需求、又能将政府机关的意志向民众具体传达，使认真负责的主管官员也有办法真正为民众的诉求服务。
但是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那样，民间团体连同公共组织在中国社会中被压制了太久，只剩下那些体育协会式的组织还在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而那些政府机关真正需要的能向上表达诉求、向下传达意志的民间团体，几乎已经消失不见了。主管官员们如同被戳瞎了一只眼睛之后又断掉了一条手臂。
如此一来，在这个高耸入云的金字塔中，每一层政府机关都希望下级去考察具体的情况、做些具体的事情。但每一级政府机关又都眼巴巴地向上级望去、试图揣测上级的旨意。最终到直接面对民众的金字塔底端，已经没有下级可以再给主管官员向下推诿了，他们也早已失去了真正考察民意、为社会服务的办法了，他们唯一剩下的延续政治生命的手段，就是保持平庸、并把过错都推到同僚或民众身上。
这种政策制定的庸俗化并非中国的专利，而是威权体制的普遍现象，但在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巨大、地方的差异如此多元的泱泱大国中，它就显得更为致命。
舆论记住了汶川地震时的八方支援、非典肆虐时的可歌可泣，但却忘记了当年同样被爆出过的政府层层隐瞒、处置不力、贪污善款、豆腐渣工程，在自我感动之中把当年就已经处处生锈、吱吱作响的举国体制机器捧上了神坛，而让这个机器中的每一层机关都更难在这种潸然泪下的气氛里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
如果举国体制是唯一的希望、还代表了所谓的民族精神，那我们就不应为它做出了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而更应当关注有哪些我们本希望它实现的它却没有实现：火神山医院的「在线监工」真是行之有效，把人们的目光都吸引向了这袭华美的袍子，而忽视了那些更讨人厌的、无处不在的虱子。
官僚结构和举国体制的大金字塔，设计的本意是让党的领导和中央的意志能层层贯彻下去、让权力和资源调度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它今日却已经如同一个高位截瘫的病患那样，除了挥舞着双手、高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我们固然可以称赞「战地医院」建造之迅速，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用因同样一种系统牺牲的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换来的「速度」，真的那么令人欣喜吗？
云监工，就是两千万人（最高人数）通过视频直播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造。这一由官媒进行，为展示「中国速度」和缓解民众因疫情而产生的焦虑的直播活动，却很快演变成一场充满饭圈味道的应援：工地施工的机器设备被萌化、拟人化，而官媒也出奇迅速地下场支持，甚至亲自制作打榜，与真正在劳动的工人的退隐与缺席交织成一幅搞笑又诡异的景象。
云监工过程中，视觉上作为「人」的工人几近于不在场，可见的只有施工机器这些庞然大物。但其实工人并非不在场，只不过他们在没有辨识度的视觉基础之上刻意地不被辨认，成为了自然数那样的纯量，进而成为非存在，如同水消失在水中。与之相对的是有着形形色色绰号的，自身被拟人化的施工机器，它们因为形态上的差别从而给符号的差异化运作留下空间。饭圈逻辑在这里笑剧般地，继「阿中哥哥」之后第二次上演了：施工机器的人格化有如国家的人格化，从来都是作为情感投射的「打call」的第一个步骤，进而是国家主义叙事再生产自身的又一个开始。
但是，机器的人格化，就是人的非人化，机器的运动，仿佛其自身拥有了生命，但是这种生命却是以工人存在的被抹除为代价的——正是工人的操作使机器运动，可如果不用修辞来替换这种事实描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无从运作，因为我们的一切观念都以特定视角和立场的预设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这种「修辞替换描述的方法作为视角和立场的切换，就是在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提供场域/空间。切换视角和转换话语正是它展开的第一个环节。但是它必须隐秘地切换，因为，一旦使话语的转换明朗起来，相当于宣布着它并非客观、必然，而是纯粹的偶然。所以，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运作，一定是以工人的去人格化为前提而赋予机器生命的。在这里，一个典型的异化所产生的颠倒出现了：饭圈粉丝们一边喊着「叉酱加油」，另一边却完全无视工人的存在。价值的来源不是劳动，反而成了生产资料。这岂非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典型颠倒？
但这种颠倒本身不是目的，它仅仅是指向「武汉加油」乃至「中国加油」的手段。因为在国家主义叙事之下，施工机器的直接指称不是操作它的工人，而是它所产生的「中国速度」，进而指向了既有的大国叙事。这无非是饭圈和国家主义继「出征」之后的又一次交媾。央视新闻等官媒对「云监工」的积极报道，甚至亲自下场制作打榜的行为，都清楚地表明：这二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互动生态。这个生态，表面上看是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实则不过是更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国家主义叙事再生产的一部分。
01. 异化的条件：意识形态运作的史前史要阐明这个运作机制，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如果施工机器既能指涉操作它的工人，又能指涉中国速度，那么为什么它往往被引向后者而不是前者？」用一句更明了的话说，为什么阶级叙事被民族/国家叙事所取代？这不得不把我们再度引回一个经典的问题上去：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运动造就了意识形态及认同方式的空场，导致国家机器必须全力开动以创造新的叙事呢？
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曾简要地重构过这一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创造了一种个人对社会制度和国家的组织性依赖，强制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个人从原有的家族、同乡会等传统集体中脱嵌，又再嵌入如生产队、党委这样的新组织之中。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对原有制度的瓦解（「松绑」「脱钩」）造就了个体从原有社群的再度脱嵌，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安全网的庇护，例如家庭与私人关系。
但这个过程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从国家主导还原到地方自治或社会互助的过程，因为改革开放恰是国家力量全程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个体化过程。这种个体化过程的主要策略是阎云翔所分析过的「利益导向」，即国家以经济或政治回报引导个体选择那些对国家有利的行为方式，并在国家已经设定好的边界内发挥自我们控制或自我们管理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
- 在经济、私人和一些有选择的公共生活中，推动与支持个体崛起，同时防止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 根据个体所处社会群体的不同，对其公开诉求加以不同的回应；
- 更倾向于接受孤立个体的诉求行动，但不能容忍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性行为，尤其是那些超越了阶层或地理区位的群体性行为。
这样，我们就能从社会学的眼光描述当下中国个体化进程中个人主义的发育不良：由于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发展被控制，使得个体无法自然地再度嵌入和维护自主身份。从而，虽然在经济和私人关系上，个体仍然可以无顾虑地呈现出独立、灵活且自由的资本主义面相，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成为马克思笔下「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的「大众」。这些马铃薯是国家机器的有意创造：即以维护稳定的名义粉碎利益共同体的建立，鼓励群体之间的互相敌视和排斥。因为当社会成为松散的、内斗的集合时，任何破坏那个唯一权威的力量都是不可能的。
同时，当阶级叙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逐渐退场，但国家力量主导的变革又压缩着市民社会的生长空间时，填补阶级叙事的退场和市民社会的缺席，给这些马铃薯创造新的袋子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悖论性的：它必须能够构造起一个集合，但是这个集合内的各个元素又必须保持松散与漠不相关。于是，这个袋子必须是一个外延无限大，因而内涵就无限小，从而造成它的终极抽象的概念——这就是民族主义，这就是国家！国家必须空洞，如果不空洞它就不能包含「全体人民」（最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也要包括资本家和官僚）。
当然，马铃薯也在呼唤着袋子。因为，就如《雾月十八日》所说的那样，「大众」的利益虽然从根本上同一，但这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因为对市民社会的挤压，他们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也不需要新近形成什么组织，因为他们的利益早已经被别人所代表了，他们也在无限的言说中不断地承认这个代表了。在「代表」之中，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认识也发生了颠倒，不是他们自下而上地形成利益诉求并诉诸代表，而是自上而下的代表定义了他们的利益诉求：
02. 爱国观念的发生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原理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种定义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决不能用玫瑰色描绘「大众」，把他们用道德范畴归为「被欺骗和被隐瞒的无辜个体」。事实上，通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论述我们发现：虽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的确不断制造着爱国并不断呼唤阿中哥哥之名的个体，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须以由暴力机关构成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从而获得强制性的保障。而镇压性国家机器又必须通过大众的同意、认同、「真挚情感」（葛兰西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来获得其运作的合法性。为什么大众要同意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存在及其运作？这不过是表明了在最初：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但是在这之后，它必须保证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
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所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生产的一切民族主义和爱国叙事，都是为统治阶级借助国家奴役民众而服务的。为了这个目的，它就必然要不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挪用和偷换：它挪用人们在灾难中表现出的普世的、同胞之间的人道主义情感，把它挪用为对国家的热爱；它又用国家机器和掌握了这个机器的政权偷换了历史，将人们对历史或文化的认同，指涉到对当前政权和国家机器行动的认同上来。这是一种巧妙的移花接木，因为这种偷换让人们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捆绑起来，进而统治阶级就能让他们的利益借国家的名义上升为普遍利益。但偷换与挪用只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表征，它的真正秘密仅仅在于把个人询唤为主体。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意识形态不是高悬于天空和世俗基础之外的，有别于我们的实体（例如庸俗化黑格尔的结果：一个支配一切的狡诈的绝对理念，它操纵着历史展开）。恰恰相反，意识形态是通过把我们构成为主体，我们又具体实践着意识形态承认的仪式这一过程发挥作用的。我们在意识形态中行动、言说，意识形态又借助于主体的行动和言说达成它的目标。主体（我们）-意识形态的双重构成与交互作用，成就了意识形态持续不断的工作。正是个人在意识形态的询唤中成为主体，主体的行动和话语才有可能表现为被偷换和挪用，因为意识形态就在它们之中工作。
让我们回到「云监工」来做具体的解说：云监工就是「两千万人（最高人数）通过视频直播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造」，我们不妨对这个句子展开分析：视频直播给予人亲身参与的幻觉，两千万人的数量让人们在隔离在家的窘迫和共同的观看中彼此相连，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而光是观看尚不足以制造足够强劲的参与幻觉，所以，饭圈沿用了它们旧日的逻辑：医院的兴建这一国族话语被转换为可供情感投射的「萌化」编码系统，人格化的机器就被赋予了美化冷酷无情的抢修救援行动，掩盖现实的深渊（即疫情造成的民族情感创伤与行政力量对劳动者的支配甚至牺牲）的淫秽功能：
「监工」（这个语词极有趣味）这一描述快速生产着可供认同的共同体成员身份，又在文字上暗示着你正在亲身参与其中；继而，饭圈利用自身原有的强动员力，制造出一幕幕集体操练的景观。
在集体操练之中，事实被偷换成修辞，工人被偷换成机器，主体的行动就这样在意识形态中颠倒了，人的关系被替换成物的关系，物的关系又被替换成符号的关系。所以，工人不见了，机器也不见了，最后只有「呕泥酱」和「叉酱」活在这一排排整齐的未名状物之中：
从人到物，从物再到符号，这是具体的东西逐渐被抽象的过程。这和意识形态的工作是一致的，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根本任务就是制造并维持一个空洞的马铃薯袋，以便成为没有社会的市民的鸦片。在「云监工」制造出来的「叉酱」之中，意识形态迅速并短暂地闪烁了一下，因为官媒与饭圈的交媾日渐熟练起来了，它甚至快速地为这云端的野合铺好了午餐垫：
03. 制造「国难」：政治的宗教布道
但我们也能在这种行径中看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贫乏：它竟然已经到了需要媚俗才能持续运作的地步了。而这种媚俗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是制造「国难」。准确地说，是生产「国难」及其一系列叙事。
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作为现实的灾难本身和话语中的「国难」区分开来。灾难、瘟疫绝不是人为制造的，它是病毒与官僚科层制共同作用的历史的结果。但「国难」却是被制造出来的，因为国难作为叙事，是被有意编织出来，以便将政治体系的自身弊病转化为偶然的自然惩罚、将官僚集团的责任转化为全体公民的道德义务。彻底的人祸及其导致的大规模牺牲，同样被转化为一曲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团结民族力量的忠诚赞歌。在这一叙述之中，我们所有人被抽象成符号，向着那同样抽象空洞的「国家」献上作为祭品的自己，在对具体官僚的「问责」、对屏幕高呼的「武汉加油」、对「硬核防疫」的「点赞」、对某种丑恶现象的无能狂怒之中，不断生产着灾难的宗教。
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难」叙事必须被制造，因为只有在这个叙事之下，通过对「个别黑心商人」、「个别传染病患」（或「武汉人」）、「个别不作为的官僚」、「个别打架的建筑工人」等不洁之物的排除（或收编），才能不断生产出「我们」与「体制」的洁净和健康。
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各地民众、政府、酒店与医院合作完成的「硬核防疫」之中，武汉人被集体性的排斥了，成为了21世纪的犹太人与自己国土上的难民。因为，当国难叙事借助疫情灾难所开启的「例外状态」把一切人构筑为共同体，那么，在一俱荣枯的情形之下，人们就必须创造一些例外，因为他们自我们认同为「例内之人」，把国家的利益认同为自己的利益，如同人们抽去了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上帝，但却又向上帝祈求力量。如果我们的神不答应我们，那么绝不是神的错，是祈求的方式、时间、地点的错误，是女巫的错误，是有罪之我们的错误，但却从来不是上帝的错误。我们必须造出一个偶像，并把它造为全善、全知与全能。我们必须不断拂去它身上的尘埃，以便当我们把自身指认为它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能在它中间得到生命。就像霍布斯《利维坦》封面的那个由无数人构成的巨人：
利维坦
进而在上帝圣言的默许之下，所有人都代天行狩，如同主权者一样行动，维持着对「武汉人」的系统而合法的排斥。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家丑不可外扬」、「错的只是官员/地方，中央是好的」诸如此类行为的发展逻辑：我们是怎么造出一个全善、全知与全能的上帝/第一实体的呢？这个秘密就在于对「官方」的排遗式的不断再定义：就像「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一样，没有问题的时候，连学校也是「官方」；出了问题的时候，连省政府、人民日报也不是「官方」。
不断有人丧失作为官方的资格，导致「官方」这个名字的无法证伪。它的无法证伪，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剔除它的外延。「人造上帝」和「去除害群之马」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当「官方」这个名字的内涵无限丰富，它的外延就必然坍缩为它本身，它自身继而也就成为了一个独一的实体。在理性神学中，这个独一实体就被指认为上帝。这是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同样危险的异化过程，因为毁灭我们的力量正是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而反宗教的批判告诉我们，「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们意识和自我们感觉」。换句话说，上帝越是全能，我们就越是无力，越是丧失自己的力量，同时越是依赖于全能的上帝。这就能够解释我们因生活节奏被打乱与生命遭受威胁而产生的焦虑，为什么必须借助国难叙事才能被给予慰藉。它同时带来了恐慌和对恐慌的慰藉，又借机寻找一切重新加固秩序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国难叙事也并不是被孤立地、偶然地生产出来的个例；它以国家主义叙事为背景的同时又再生产了这个背景。它强化这个背景的方式，就是如前文所述的、为这些马铃薯创造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是如何做到、让里面的每个个体彼此保持松散与漠不关心的？
我们已经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明了它的消极运作，即国家机器是如何有意压缩市民社会，造就了那样的一批发育不良的个人。我们继而可以从宗教异化的角度说明它的积极运作。
「国家」的不断被言说，一定指向上帝的被造。一切国民就像神学中的基督徒那样，每个人仅仅是作为抽象的、同质的（因而也就被抹除了差异的）个体，各自与这个上帝发生联系。在奥古斯丁神学中，基督徒将自身收束为一而朝向上帝，恰似我们今天通过自我们规训而成为巩固国家机器和创造上帝的驯顺的个体。既然人们只不过各自与上帝发生联系，那么，他们的彼此联系和发生关系，也就必须以上帝为中介。基督徒的彼此友爱是以共同信仰同一真神为基础的，而国家主义叙事下的人民的彼此和谐，是以「爱国」为基础的。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发生真实的关系，而是要借助国家才能发生虚假的关系。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没有内涵的空洞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外延坍缩为自身的独一权威，辩证法再次无情地在此显现：「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
04. 双重扬弃：批判与武器的合一
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重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马克思的年代，宗教的批判之后紧跟着政治的批判，因为：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们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们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
而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目的是造成政治与道德、或者现代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扬弃。这个结果能够从我们之前的结论分析地导出：因为我们同时扬弃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神学，和作为独一真神的现代国家的政治。这种根本扬弃则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同时工作的结果，而它们同时工作的基础，正是俗人成为僧侣、信仰合为权威这一现实状况。
这篇文章的工作也就在于此：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只能够被分析地分别，却不能被综合地合一，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体。因为：
对象性的真理是否能够被人的思维所获得，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他的思维的）真理性，即（他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他的思维和此岸性。关于思维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争论——这种思维是隔绝于实践的——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此时，马克思不但从正面断言了实践必然作为思维之现实性和力量的证明，也从反面暗示了离开思维的「现实性」或「对象性」的不可能。而造就革命之事实的革命的实践为什么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什么它要率先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为什么我们的批判并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这一切的解答应当终结于这样的一段话：
关于环境和教育之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超越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或自我们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对于本文，一种常见的批评即是：「即便官方有你说的这么不堪，我们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乃至质疑它合法性的基石。因为目前而言，它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一致的。对于民主化的诉求、只会引向灾难：难道你看不到中东、俄罗斯等地的前车之鉴吗？况且，你的生活，你的批判，包括你能拥有在这篇文章中指手画脚的自由，不都是拜它的领导，它的工作所赐吗？说句难听的话：你已经不止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背信弃义的白眼狼了。」
我们不妨从后一个问题说起。我们用不着拿任何有关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或「西化思潮」来讨论它，而是引用汪洋在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来为这些为我们的不满足痛心疾首，因而要好心提醒我们知足的朋友简单地科普一些粗浅的历史唯物论：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