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还是工人政权（三）

（本文承接第二部分）

工人的答复

苏联的工人阶级有着丰富的革命传统，历史也证明了它们具有英勇牺牲的特质。然而，当遇到明显是不必要的且不公平的牺牲时，它们只得被迫直视矛盾的根源－－苏联社会中在政治上对于社会主义的颠倒误用。在赫鲁晓夫时代时就开始暴露出社会对立局势的根源。 “去中央化”意味着工人每一份多出的力，就会换来高额的奖金……给那些经理们！当劳动突击手们没人约数时，他们就在工厂里公开地炫耀他们的特权。今天工人每月平均可得到90至100卢布（折合约25英镑，或按浮滥的官方汇率最多可达40英镑）。另一方面，部长的月薪最高为5000卢布（125英镑至200英镑），外加未经检查的费用账目、私人的别墅、疗养院、剧院和酒吧等。虽然废除了从地主和放贷等方式盈利的制度让房租因此变得很低，但大多数工人的生活环境仍然是倒退的；莫斯科过份拥挤、人多得不像话，而充斥着劣质公寓和老旧木屋的街区则在整个苏联土地的经纬上屹立着。由于农业生产率低落，粮食价格因而昂贵；在某些省份的整个产季当中，能买的只剩下面包和马铃薯这样的贫乏主食。

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在官僚机构摆脱“中央集权制”的新局面之后，工人看到了剧烈的反差。他们看到苏联发展成为了工业强国，其工业出口从1955年的100万卢布成长到1964年的2.7亿卢布。因此，在1953年至1964年间，亚洲和非洲国​​家与统治集团之间的贸易每年以20％的速度成长，是整体数字的两倍；而且为了购买盟友，还提供了廉价的长期放款额度（给了苏联在社会动荡的风险），甚至在外交上扩大赠送免费大礼给许多殖民地的独裁者，包括印尼、伊朗、埃塞俄比亚、伊拉克、迦纳和阿联共和国－－光阿联一者就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了127个建设计划；但在这些国家中仍然有许多共产党人正在监狱里受难着。

当来自西方的游客成千上万地涌入时，他们就设立了专门仅供“外汇”购买商店，明目张胆地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贵重无价的奢侈品，以换取外国的货币流通；在所有主要的旅游胜地中都能看到荷包赚满的黑市团伙的出现。他们把赚来的数十亿卢布投入在好大喜功的巨大计划当中，如人造卫星、太空人或登月火箭等。随着赫鲁晓夫“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和他的“要菜肉汤不要革命”（goulash not revolution）政治理念的向外输出，“一国社会主义”的官僚思想却更加地堕落了，使得西方的任何社会主义前景在他眼里都变得不足为题。但是当卡斯楚（Castro）的游击队对抗美国的帝国主义胜利时，工人们仍然因为革命能够延伸进入到美洲而感受到振奋的情绪。

深受西方政客的喜爱的赫鲁晓夫成为痛恨裙带关系和腐败的象征，传言还形容他是拥有六栋私人别墅和一座百万卢布泳池的暴发户。国家机器逐渐发展成惊人的巨兽，消耗了成长的生产总量中的绝大部分；而每个工人也都深恶痛绝地注意到那些就在他自己的工厂内、在他眼皮底下毫不掩饰地进行的不当管理和笨拙行事。人们对苏联取得的惊人成就一方面感到骄傲，却又在这样的情绪中混杂着对于投机者、繁文缛节、卑鄙下流和酩酊大醉日益增长的不满。官僚们对于权力的掌握、靠不住的技术和行政效率，在工人的眼里是如此危险；赫鲁晓夫在这日益增长的不满声浪中于是被匆匆换下。

由于持续的粮食短缺和腐败，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采矿小镇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因而激起了抗议。整个城镇在数个小时之内就开始罢工、设立了工人的苏维埃；警察被解除了武装，大批的工人们在中央广场集结。其中重要的是，尽管所有征招入伍者都被故意派驻在离他家乡越远越好的地方（以便让在西北部的工业城列宁格勒由亚洲的士兵驻守，反之亦然），但派驻在克拉斯诺达尔的士兵却拒绝向示威游行的工人们开火。一直到好几天后，一支由“国民警卫队”组成、姗姗来迟的特别部队才终于能够恢复“秩序”，逮捕了随之叛变的士兵们。

列宁格勒共产党分部中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发起了争取独立工会的运动，又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励来与官僚作斗争；于是这个党反官僚主义的姿态在此展露无遗。列宁曾提出的武装工人阶级的口号再次被采用并广为宣传──列宁格勒造船厂的工人则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

1957年时，雇用了上万工人的莫斯科滚珠轴承工厂，全体罢工一天。一位部长不得不参加罢工会议并解释，工人们的薪资从革命后从25卢布调到70卢布一个月，已经有大幅度的提高了；“那你们又拿了多少钱？”嘲讽的话语硬生打断了部长的发言。后来，这批抗议中的几个“领袖”被关押了五年。

1964年，在莫斯科附近的“Zil”汽车制造厂的的产间中，威胁要罢工的工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说：“如果法国工人可以罢工，那么我们也可以。”（当时巴黎发生交通运输单位的罢工。）厂长抗议道：“但是你不能对一个工人的政府进行罢工！”他们则回答道：“这是一个官僚政府。”最终，因为工厂向产间中的每名工人无偿提供了五十卢布的奖金，才些微勉强地避免了罢工成真。

在自由的政治结社和言论表达被剥夺的地方，总能有一些反对的异议能通过艺术的反映而折射出些许的微光。革命初期的戏剧是大众表达的主要媒介－－关于革命的历史剧重新搬演了冬宫的动荡与内战期间的关键战役等等；在事件的真实场景中，有上万名的“演员”参与演出。当堕落开始时，剧院就成为了抵抗的据点。梅耶荷德（Meyerhold）在1925年制作的一出尖锐的讽刺剧作就唤起了观众的情绪，在首映的结尾时群体起身，大喊“打倒斯大林！打倒官僚主义！”在激烈的1927年，作为驱逐左翼反对派后的第一项任务，斯大林对戏剧自由开始加强管制；于是，戏剧自由就被吞没在工业跃进、历史扭曲和沙皇沙文主义这类的浮夸的剧目之中了。

然而通过巧妙的托辞。对于扭曲的斯大林主义的抵抗有时也会从审查员的眼皮底下偷渡过去。在玛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930年在自杀前几周才制作的一出剧码的结尾里，一个庸庸碌碌的官僚在舞台上来回孤单地奔跑着；在其他所有的角色全被一台时光机甩向共产主义的未来之后，悲伤地抱怨：“你该不会要告诉我说共产主义根本并不需要我和我的同僚们吧？”得到的回应只剩下观众的哄堂大笑。另外一则童话故事在1942年上演，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兰斯洛特（Lancelot）的英雄杀死了一条骚扰了村庄好几百年的巨龙。兰斯洛特在行侠仗义后就消失了，腐败的市长却窃取了所有的荣誉，编织了一张神话般的网颂赞着他本人在这个英勇故事中是如何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要角，并逮捕了所有还把兰斯洛特是为典范的人。在他恐怖统治的期间，地下革命者会在夜晚时在墙上涂上字母“ L”。这出戏的最终就以兰斯洛特戏剧性的回归以及市长和走狗们的溃逃作结。

赫鲁晓夫在艺术许可制和庸俗主义（philistine repression）之间踩着不稳的钢索；他知道，尽管严格审查的制度将失去知识份子的支持，但敞开言论自由的大门只会更加加强一种独立于国家官方的声音，并加剧社会批评的暗流。这样的朝令夕改一方面激起了作家对于未经审查的作品表达的胃口，一方面又激起了他们对于审查员的随意禁止的愤怒。因此，就出现了1956年与匈牙利裴多菲圆环相呼应的工人运动，并点燃了工人阶级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愤怒。

社会的怒气冲天。在政治、经济，国家和国际上，党的路线持续摇摆不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长期受人尊敬的领导人遭到批斗、苏联历史的反复改写、匈牙利的变动、曾经都是苏维埃集团的国家陆续分裂；所有的这些都让党的领导层的折衷主义和沙文主义得到了重重的一击。真正的工人共产主义者被迫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去寻找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的答案。在广袤的苏联纵深维度上，秘密的读书会开始自发地在工厂和大学中兴起──这是未来苏维埃萌芽中的微小胚胎。

利伯曼或列宁

新的领导层想尽办法在各个方面寻找能够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的办法，这是官僚本身赖以生存的最后一张牌了。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由于在住房方面持续不足，人们在愤怒之下采取了恐慌性的措施。 “1970年实现媲美西方的生活品质”这样的承诺尽管很远大，但针对如何实现的提案却非常空洞。政府审慎地将当前的五年计划中重工业的成长目标限制在49-50％之间，希望民生工业的成长相比前一个五年的36%能提高到43-46％；而过去五年每年增加65亿卢布的消费基金还必须每年增加110亿卢布。食品业、贸易、房屋和服务业的销量必须增加一倍，工程和化学工业的产量也必须加大。同时，产品的品质也被细细地检讨。过去为了快速产出配额数量的商品，常常有次级品和无法销售的商品被大量生产出来。科西金（Kosygin）就说：“我们的企业产出低品质的商品，消费者不想要，因此就一直卖不出去；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没有工人坚持高标准的民主控管就无法防止这种情况。只要帐面上看起来产量足够，那些经理们安逸的顶头上司们就很满意了。

从集中生产制到去中心化、再来来回回不断修改变动的朝令夕改，明显证明了官僚控制无解的危机。穷途末路之下，党的领袖们想出了一个不易使用的混合架构，毫无疑问地将带给苏联经济两头空的结果。决定采用利伯曼（Lieberman）教授“利润激励”（profit incentive）的计划，不是要回归资本主义，而是领导层试过千方百计之下偶然迸发的一个噱头：以某种方式诱使经理们感觉自身与工人的利益相同，就能因而热情地克服了所有不可避免地与经理们自身的存在相关联的矛盾──也就是科西金试图在官僚主义的基础上调和的不可调和的因素：将国有的计划经济融合完整的企业成本会计、工业的集中管理与广泛的地方经济计划，以党主席一人管理的原则善尽人事的更大效用！

尽管工程再次受到不下9个中央部委的控制，但其他行业却留给了每个联邦共和国中的11个部委，而其他行业则仍能在地方层级下运作。同时，每个生产单位的工厂经理将根据该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决定薪水。国家将借钱（收取利息）给他以购买原材料、确定制成品的价格，然后再决定将用于再投资的利润比例、成为工人工资的比例、住房等福利服务所占的比例，最后才是他能放入自己口袋的比例。

在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世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私有企业的鼎盛时期，在垄断时代来临之前，官僚猖狂的浪费行为透过市场的鞭策而得以遏制。然而今天的苏联官僚们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五十年，竟然除了模仿自由经济的市场力量这样怪诞产物的哑剧，就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组织再造的直接效果，导致了自新经济政策（NEP）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毫无必要的广大失业。柯西金的目标是“加强和完善集中计划，同时发展民主的经济管理基础，以各种方式协助群众创造性活动的开展”。但肯定不是工人群众。柯西金想到的是广大苏联上到下无比卑微的经理和官僚的“群众”。他无法否认“如果不进一步发展它的民主原则，大幅度扩大群众对工业管理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完美的经济管理……必须向所有工人灌输，他们是自己工厂的主人的感觉。”

正是因为整个形势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工人通过苏维埃进行民主管理和对工人的生产进行控制，并有权任命和罢免所有管理人员，所以科西金感到沮丧地补充说，“现在工业中一人管理的作用变得特别重要。”然而，在列宁对苏维埃负责的管理制度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制度之间，还是有一条鲜血染成的河流，将两者区分开来。

与过去的每一次转向与曲折一样，新的风气无疑在一两年内将纠正过去的某些异常情况，并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但是又如同过去的每一次一样，随着新的异常情况的产生，一开始的进展也会告一段落。随着管理者们发现了所有漏洞，新的诈骗和腐败现象又将出现；这一次，从中央部委控制时代复活的叠床架屋的管理层级监督机构又会与其混杂在一起。其他将出现的现象包括地方政府和联邦成员国在圆饼图上指手画脚、加上在个别企业进行控制所产生的重复性浪费，以及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割喉竞争、投机盈利和人力资源的额外浪费，共同扭曲这个市场经济，成为一幅褪色的讽刺漫画。 （记得经理总是被告诫要“创造消费需求！”）

只要私人资本的积累出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丝毫危险之前，政府就会再来一次急转弯，通过枪杀来把投机的行为的嫩芽掐断，或许还会巧妙地抹去其中反犹太主义的色彩。为了符合经济因素，所有工人都将转为每周工作五天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机会让工人拥有“工时两小时”的可能性，并且工人仍然每周基本工作41个小时。官僚愿意为苏联经济做任何事情-除了从它的背上离开之外。不过，这是它真正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为了提高总体的经济水准，制订了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速成计划。与过去二十年相比，在目前的五年计划中将会在农业上投入更多，也将比投注在大量国防武器的金额还多。拖拉机的产量将增加60％，其他的机械辅助设备也将迅速发展。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40-45％──比工业成长的速度更快－－农场的资本几乎要增加一倍并加以进行更新。

政府将进一步努力耕种非黑土带并灌溉哈萨克沙漠。相比工人和书记的工资仅增加20％（这两个类别在苏维埃统计中总是集中在一起，没有关于个人收入分配的正式数据），农民集体的收入（现金和实物）将增加35-40 ％。目前，将农场划分成六个农户为一单位的微型“合作社”的反动建议已被否决。为了留住农场的人手，将逐步实行为集体农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规定（与少数国有农场的农民的工资相近）；并兴建剧院、电影院、音乐厅、学校等－－有趣的是，这项政策的标题是“消除城乡差异”。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电气化和煤气化将进行推展；到了1970年，农村用电量将增加三倍。

因此，在斯大林拒绝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以身作则的集体化”的长期解决方案，而匆匆忙忙地采取了惊慌失措而冒进的“农业完全集体化”时，他的继任者们面对今天眼前的危机，却姗姗来迟地采取了至少要一整个世代后才能看见效果的措施。在短期内，保证收入只能使农民不愿充分利用已经大大提升的生产力。柯西金无论之后是否收成如何就从西方国家提前提前三年购买谷物，即是默许了这一点。

新的制度远不能克服社会矛盾，反而将极大地扩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鸿沟。为了减轻住房困难并进一步安抚管理经理，已经颁布法令，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允许官员、教授、明星艺人和其他有能力的人投资“住房合作社”，以每平方公尺200卢布（50英镑至80英镑）的价格建造私人公寓大厦。承诺将苏联汽车，电视，冰箱等的数量增加一倍、三倍、四倍，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为了向管理者提供物质奖励，只有在有奢侈品可买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提高利润，他们不需要冒着风险来积累资金。为了人为地推动消费产业的发展，政府向西方的汽车、电子和化学等垄断企业下了大笔的订单，用来建设生产的工厂。过去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加强革命，这种经济政策绝对是正确的。但在这里，官僚对西方的社会革命感到恐惧，却把不断扩大的苏联市场当作最后的道具，推向给那些最容易遭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波动的国家作殷勤。这种便宜行事的联姻对双方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世界社会主义的纲领才能指出一条明确的前进道路。

苏联眼前有两个可能：一种是“利益动机”，对西方国家的交易、大国政治和背叛妥协，这种进一步的堕落，得到了保守党政治家菲茨罗伊·麦克林爵士（Fitzroy Maclean）毫不掩饰的赞同；他幸灾乐祸地说：修正主义在革命的土地上如今正猖狂。 （他注意到已有500名苏联卢布的百万富翁，他评论道：“这还不够，但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另一个可能则是马克思和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案，这个方案在整个苏联得到了密切的关注；同时也是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匈牙利、国家与革命和左翼反对派的选择的方案。只有后者才能解决苏联和世界工人面临的同样问题。

迈向新的十月革命

对于资产阶级的教授们来说，西方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不可想像的。他们凭着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主义是国家工业化的必须，所有的血腥和失误只是俄罗斯前进途中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是，只有在革命仍然处于孤立状态时，它才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从来不像统治阶级一样拥有历史目的和使命。从一开始，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就是寄生在而浪费的，如同癌细胞一般附着在工人国家身上的附加物。它在工人尚在弱小和文盲的时期的贡献早已结束。

今天的苏联官僚主义已经成为要能进一步发展绝对的束缚。阻碍社会发展的不仅是它所消耗的大量特权，而更重要的是它为了保护这些特权而侵占的控制权。只有民主的苏维埃政权才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今天，斯大林主义的代价占去了生产的30-50％。

通过紧紧掌握那些作为其地位来源的民族国家，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正横挡在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今天已经来到了民族主义堕落的最低点，边界时记得冲突牺牲了苏联和中国士兵的鲜血，以保存沙皇和清朝时期建立的边境。

苏联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官员、士兵，官僚和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可耻的前领导人赫鲁晓夫拥有自己的私人仆人的消息，让人不禁要问，现任的部长、党内大老、将军这些人还有什么奢侈的余地。

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软弱、疲惫和不识字了。今天，它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无疑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阶级。七岁以上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正在读书，受过完整中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一半。 1966年，有6800万人在上学，其中1300万人报名了成人班，其中200万人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在大学上课的工人。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80%的中学学生都申请进入大学，由于供不应求，官僚不得不限制名额以应付这一巨大需求。文化优越感，官僚主义的第一个借口，于此也消失了。他们再也无法摆出革命救星的姿态。

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将行政的任务变成了简单的机械操作。规划、会计和控制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个问题。全新建立的由8 00个计算机中心组成的连结，可以在苏联的各地进行会计的机械化操作。现在唯一的问题只剩需要检查贪婪的经理呈报数字的准确性。

要求群众自主控制经济的诉求响彻云霄。只有工作现场的工人才能消除浪费和不合理的现象。党的领导人自己也知道，只有工人保持警惕，才能防止舞弊、偷窃和混水摸鱼──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鼓励工人监督生产。历史上没有哪个特权集团不经斗争就放弃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获得所有的好处他们干尽了荒唐的尝试，却不顾忽略对基层的管理人员进行检查的危险，他们主导了官僚机器最怪诞、最荒诞的膨胀。计划员负责计划组织的工作；一位轻​​率的苏联教授已经计算出计划随着生产的平方成长而成长，到1980年，整个人口都将不得不成为计划员！会计师被雇来检查工厂内其他会计师登载的帐目；如今，有多达100万名会计师在苏联境内数十个准独立审计机构中工作。为了保护公有制经济不被个人掠夺，苏联雇用了超过200万名警卫和看守人员，是英国相应人数的30倍，占苏联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数以百万计的国家组织和委员会，工厂、矿山、农场和其他机构的经理和董事，再加上庞大的常备军，再加上无所不在的警察、巡逻队、秘密警察和便衣特务的渗透网路，再加上在国家、联邦共和国和地区各级为所有这些机构执行的大量不必要的文书工作，我们可以模糊地浪费大量人力来浪费大量无法量化的生产；其唯一的效果就是使经济堵塞，直到接近止步不前。

十月革命的传统、布达佩斯和克拉斯诺达尔的传统是唯一可以突破斯大林主义瓶颈的力量。尽管自我牺牲和忠诚的苏联工人阶级只是再多延长了一个还能耐心信任的最后阶段，但该计划中不可避免的缺点还是将为它招来愤怒的批评。无论它标榜自己是什么样的标签，背信忘义、欺骗和扭曲的痛苦经历都破坏了官僚的权威。

托洛茨基说：“风首先吹在树顶上，”今天知识份子的发酵就会像风一样在社会上蔓延。政府的慌乱和犹豫不决，一方面发表了索忍尼辛（Solzhenitsyn）对斯大林劳改营恐怖的精辟揭露，另一方面却把作家西尼亚夫斯基（Sinyavsky）和丹尼尔（Daniel）关进监狱，这使作家们感到愤怒。在今年的作家大会上，索忍尼辛本人破天荒地向300名代表分送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大会“讨论数十年来文学受到审查制度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压迫……这是中世纪的落伍行为。”

数十位著名作家和诗人签署了支持他立场的传单。文学斗争（在这个阶段是社会动荡最明显的症状）实际上已经使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在小说中再次印制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尽管形式严重扭曲），以试图抹黑这些思想。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伪造，但它们仍然再次脱颖而出。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的民主思想不能被抹杀。今天他们以加倍的力量得到了印证。 1956年的革命正是从匈牙利裴多菲圆环的示威开始的。苏联知识份子的激进化将加剧批评的暗流，并把民众从数十年来的迟钝中唤醒。

匈牙利、克拉斯诺达尔和无数的其他事件都证明，一旦工人阶级要求政治的控制权，只有极少数的官僚会提出任何抵抗。官僚并不是一个社会阶层；它与生产没有独立关系；它不是基于个人财产；它在历史上并没有履行什么进步的作用；而且无法确定它开始和结束的位置。它具有统治阶级的所有弊端，却没有任何历史使命。低薪的文书员和士兵与工人具有相同的利益；一旦有人起了头，官僚机构的底层将为工人提供支持。

在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1917年10月的基本经济成果确立了西方工人为摆脱旧社会而进行多年艰苦斗争的努力，在斯大林主义国家中一夜之间就能实现；所需要的只是政治上的变革，要遵循列宁提出的四点保障工人管理不受官僚主义影响的四个方针。与西方的资本家不同，官僚并没有基于“私有财产、宗教、法律与秩序”等的单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官僚们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向工人阶级送上了朝贡的敬意：不断假装自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并且每一次都口诵列宁名言，大量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每一个举动都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一个无国籍和无阶级的社会为理由。他们又能在什么旗帜下抵抗苏维埃政权的要求？

五十年只是历史海洋中的一滴露水。在从封建制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许多政治动荡使得资本主义阶级一个又一个的上台。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近百年后，资本家才终于实现了对国家的直接控制。俄罗斯需要进行新的政治革命，这是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孤立及其后继者堕落的代价。斯大林的官僚一旦面临严峻的挑战，就会崩溃。

西方病态的资本主义面临危机，而在东方则病态的官僚主义也同样如是。谁也说不准哪个将先被推翻。但是，就像斯大林主义的癌细胞使得苏维埃边界以外的资本主义稳定受到了威胁一样，我们可以给俄罗斯、中国、越南、印尼或美国工人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支持，就是为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的衰落而努力。

俄罗斯十月思想的复兴现在将不是基于落后的半殖民地社会，而是基于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即依靠强大、扎实和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依靠现代的技术和资源。十月革命的教训，社会主义纲领、工人民主、苏维埃、国际主义纲领、巴黎公社的原则、俄罗斯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将启发东西方的工人。五十年前开始的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推翻将能完成，人类将继续向社会主义和耀眼夺目的文明新高峰迈进。如果失败了，强大的工人运动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唯一的可能就是回到1930年代的恐怖统治，这次是在核爆大屠杀的等级之上。十月革命的启示是解决人类危机的唯一答案。

完笔于1967年

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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