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阶级划分（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划分方法
🔥烈火🔥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前
在马恩对阶级进行划分之前，有关社会阶层、阶级划分的争议已经充斥整个世界两千年了。
西方较早地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划分的是古希腊时期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梭伦，对古希腊城邦内的公民进行了阶级划分：第一等级为收入在500袋谷以上的公民；第二等级为收入在350袋谷物以上的公民；第三等级是收入在150袋谷物以上的公民；第四等级为其他公民。这里还存在着第五个等级，而梭伦并未列出，我们替他列出：即第五个等级为雅典的奴隶。梭伦对阶级的划分是依据农业收入水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公民按照职业分工将“理想国”的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哲学王（即统治者），他们具备统治智慧，属于统治阶级；第二个等级是武士，是国家的统治机器；第三个等级是劳动者，包括商人、农民、工匠。他们从事生产，是被统治的对象。
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他在《政治学》中把整个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富人阶级、中等阶级、穷人阶级。其中，中等阶级是社会最稳定的阶级，颇有一种中间等级是社会稳定器的意味。
而一直到文艺复兴之间，西方的封建主及其在思想上的代表们并未在社会阶级的划分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贡献。直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发生。这时，对阶级划分做出贡献的有三批人，一批人是启蒙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代表们，包括伏尔泰、卢梭等；第二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包括魁奈、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第三批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他们逐渐向社会经济的因素靠拢，分析因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分化。
从以上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中对阶级的划分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起初，人们倾向于按照职业进行社会层次的划分，这在中西方的早期历史文献中均有表现，而这一划分是相对表面的、最为具象的；进一步，人们就在不同职业之间和同一职业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发现了财富多寡的现象，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常常不是来自于职业的差异，而是财富的差异。因此，以财富的多寡来划定阶级的方法就越来越深入人心。再后来，到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候，人们就更进一步，透过财富的多寡而窥探产生这一“贫富差距”的原因、条件。人们就从表面现象进入到了抽象的层次，越来越从“社会经济关系”这一抽象的角度出发，分析阶级。而这时，对社会阶级的分析才算真正接近了科学。这也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划定阶级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阶级的划分
每每读到《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我想，所有人都会和我一样扼腕叹息！
马克思对阶级进行划分这一事情本来是要做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标题便是“阶级”。马克思在这一章中写下了不到1000个字的时候，便撒手人寰。
如果我们想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到他们对阶级的定义或划分时，我们不得不去他们的所有文章中进行拆捡，因为他们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使用了“阶级”这一概念。然而，他们大多未从正面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而是直接使用之来分析社会。这就是我们探求这一概念的科学性的麻烦之处。
马克思首先旗帜鲜明的反对过以收入数量的多少来划分阶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
“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1]”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写道：
“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写道：
“’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3]”
单独从分配的角度上对阶级进行划分是极其不科学的。这只不过抓住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导致分配差异性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本身才隐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奥妙。
什么是阶级？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恩两人写道：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4]”
在这里，“经济条件”，以及由之导致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成为一个显著的区分标志。这一时期，马恩两人对阶级划分的概念还不完整，还不够全面和细致，似乎一个孕育着科学光辉的理论已经蕴藏在他们的头脑中，但是还没有以具体的文字为载体使之清晰起来。
后来，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作政党》中进一步完善道：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革命近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实现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起初是在工业方面，后来是在农业方面；由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5]”
在这里，对“生产资料”的“拥有”这一概念已经被提出和重视。这一概念成为划分阶级的先决条件。但先决条件并不等同于全部的条件。一个理论如果不能完整，那它就存在着瑕疵。
很多人会喜欢引用马克思在三十几岁时所写的《致•约魏德迈》的信中的言论：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
然而该言论并非对“阶级”问题的正面定义，而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上对阶级的产生和消亡做了总结。
恩格斯在1888年，也即马克思去世后的第五年，在给新版的《共产党宣言》做注的时候，写下了一个新的注脚：
“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的。无产阶级是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7]”
恩格斯在这里突出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二是劳动的方式，即雇佣劳动。这两个问题又互相联系：资本家之所以可以雇佣别人劳动，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无产者之所以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支配，是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
在这里，“占有生产资料”和“所有生产资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占有”二字的含义远比“所有”要具备包容性和解释力。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 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8]”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写道：
“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9]”
换句话说，马克思对“所有权”的理解绝不是局限在简单的、狭窄的、孤立的界定中，而是将之置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下，将它看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不是什么词汇上的交叠。
所有权、占有关系等等的词汇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具有对生产资料的实际的控制和支配。
正如我们前边所举的例子那样，一个无产者花200元在股市上买了某个企业10股的股份。那么他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因此成为“有产者”了吗？显然没有。因为10股在一个上市公司上千万乃至上亿股的股份中占比微乎其微，乃至可以忽略不计。而这忽略不计的股份比例不足以达到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管领”、“支配”，最后“使用”。如此，这10股股票对于无产者来说并未使之实际获取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也就不对生产资料产生占有。这种“名义上的所有”缺乏再生产的经济意义，仅具有空洞的、词汇上的意义。
反过来说，一个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虽然可以不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在法律概念上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也因此不具有“所有权”；然而，这样的管理人员却可以经资本家的授权，实际上“直接地”或“辅助地”支配、管领、使用着生产资料。
更进一步说，资产阶级不仅仅支配着生产资料，他同时也支配着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因为劳动者将自身的劳动能力作为一个商品出卖给了资本家，因此，劳动者也就作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着，劳动者进入了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也就同资产阶级之间具备了“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结果，而“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它的原因。
到这里，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阶级的划分已经基本完成，只缺一个更加正面的、条目清晰的定义。而这一任务恰恰由列宁来完成。
[1] 《马恩全集》第23卷，第678页。
[2]《马恩全集》第25卷（下），第997页。
[3]《马恩全集》第4卷，第343页。
[4] 《马恩全集》第8卷，第217页。
[5] 《马恩全集》第16卷，第75页。
[6] 《马恩全集》第28卷，第509页。
[7] 《马恩全集》第4卷，第465页。
[8] 《马恩全集》第4卷，第180页。
[9] 《马恩全集》第3卷，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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