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深陷人力危机：神父逐年减少
David Luhnow / Margherita Stancati / Jon Emont /摄影： Karim El Maktafi for WSJ
5 - 6 minutes
教皇良十四世(Pope Leo XIV, 又译利奥十四世)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可以用上帝的一个发问来描述：我可以差遣谁呢？就像《以赛亚书》(Book of Isaiah)中写道的那样，很少有人回答“我在这里”。
天主教会正面临神职人员短缺的问题，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十年来，愿意成为神父的年轻男性数量急剧下降，自新冠疫情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更是日益恶化。其他职业选择的吸引，人们越来越难以作出终身投入服务和保持独身的承诺，这些正导致天主教徒们背离这条曾经备受尊崇的道路，即便是在信徒众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里，无止尽的选择让我们无所适从，选择了一条路就感觉是关上了通往无数其他道路的大门，”拥有物理学学位的意大利30岁神学院学生彼得罗·费雷拉(Pietro Ferrera)说道。这种情况已经产生连锁效应。
自1970年以来，全球天主教徒人口已增加一倍，但神父的人数却在减少。随着年迈神职人员的离世，等待接替他们的人数也在减少，导致一些教区没有领导者。在教会牧养的欧洲中心地带，神学院正在关闭或合并。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大多数神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并被派往全球最偏远的角落去传福音。
美国籍的新教皇罗伯特·普雷沃斯特(Robert Prevost)呼吁那些考虑成为神父的人不要放弃。
今年6月，良十四世在罗马对神学院学生和神父们说：“尽管危机迹象遍布神父的生活和使命，但上帝仍在继续召唤，并忠于他的承诺。”他自己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在秘鲁担任传教士和堂区神父。
良十四世呼吁信徒们采取更多行动来吸引年轻人加入教会。他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今年夏天，这位教皇在梵蒂冈接见了一些天主教社交媒体网红，并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天主教青年节，约有100万来自欧洲及其他地区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本月早些时候，教会册封了首位千禧世代的圣人：精通科技的少年圣人卡洛·阿库蒂斯(St. Carlo Acutis)。
从枢机主教辈出到神职人员危机
随着文化变得更加世俗化，西方神学院的入学人数几十年来一直在萎缩。过去五年，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进入神学院想成为神父的年轻男性人数也持续下降，非洲成为唯一仍在增长的地区。在全球范围内，从2011年到2023年，神学院学生人数减少了约14,000人，降至106,495人。
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的圣帕特里克神学院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学院，可容纳500名学生，如今每年平均只有15名新生。英格兰南部拥有130年历史的圣约翰神学院原本可容纳100名学生，但由于没有新的申请者，该学院已于2021年关闭。
这种下降趋势也冲击到教会的传统大本营意大利，这里曾是孕育大多数教皇和众多枢机主教的摇篮。
“几十年前，出生在意大利几乎就等同于入了教会。现在已不再如此了，”米兰总教区韦内戈诺神学院院长、神父恩里科·卡斯塔尼亚(Enrico Castagna)说道。
这个庞大的校区位于米兰郊外的韦内戈诺小镇，拥有一座高耸的大教堂、两座巨大的侧楼和蜿蜒的花园。它建于一个世纪前，可容纳约600名学生，包括一所堂区高中的学生。
如今，这所高中因需求不足而关闭，神学院的两座侧楼之一也已关闭。卡斯塔尼亚正考虑将这座侧楼改造成一家养老院。如今只有54名神学院学生在这里学习，是十年前学生数量的三分之一。
卡斯塔尼亚已经接受新的现实。“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一种悲伤，为某种类型的基督教而悲伤，”这位52岁的神父说，“但我们不应把这个时刻视为失败。没有哪种现象是必然不可逆转的。”在韦内戈诺神学院学生们的眼中，卡斯塔尼亚是一位和蔼可亲、如父亲般的人物。
他说，还是有一些希望的：去年的新生班有七人，今年有12人。
几个世纪以来，在意大利这样一个许多人都是文盲且贫穷的国家，成为神父不止是一种精神召唤，也是获得教育和终身工作的机会。家里有位神父是件引以为傲的事。
韦内戈诺神学院是那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这里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神学图书馆，收藏了初版书籍和手稿，包括一本15世纪用金箔装饰的袖珍祈祷书。甚至还有自己的小型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有鳄鱼、袋鼠的标本和化石。
日益扩张的世俗化、教会的虐待丑闻、独身的艰辛以及更多的经济机会，都造成人们对宗教工作的疏远。
意大利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意味着，与过去相比，家庭鼓励儿子成为神父的可能性下降，尤其是如果他们是独生子的话。神父也失去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已降至三分之二，而50年前几乎每个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徒。
“如果你戴着神父的硬领乘坐地铁，经过时可能会有人对你口出秽言，”29岁的安德里亚·斯威奇(Andrea Swich)说。他认真而热忱，最近开始在韦内戈诺神学院第六年、也是最后一年的学习。为了走上神父之路，他放弃了理疗师的职业和女友。他的两个姐妹不太能接受他这样做。
斯威奇看到了神父生活吸引力下降的一个好处：“如今没有人是为了薪水或社会地位而成为神父。”
和他一起入学的20名神学院学生中，已有八人退学。
马可·阿米拉比尔(Marco Ammirabile)在读第五年时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并意识到自己对她有感觉。他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
陷入危机的阿米拉比尔在接下来的夏天参加了一次静修。他的感情通过WhatsApp消息和偶尔的见面而滋长。他于2月份正式从神学院退学。几周后，那名年轻女子成了他的女友。
“我曾以为可以通过成为神父、将生命奉献给他人来爱上帝，”28岁的阿米拉比尔说。“但那不是上帝召唤我到他身边的方式，不是通过神父的生活。”
几个月前，当他的神学院同学被授予圣职时，他正在给中学生教宗教课。他仍在和女友交往。
压力重重的神父
对于教会来说，圣召的稀缺意味着那些确实响应神圣召唤的人必须以更少的人力做更多的工作。圣召这个词涵盖了在世界上服务上帝的多种方式，在这里特指决定成为神父的男性。
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圣帕特里克教堂，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现在是这里唯一的神父，这是该堂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首次只有一名神父。该教区也在萎缩。当奥尼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神父时，唐暨康纳教区总共有200多名神父。他说现在只有97名，预计这一数字20年后将降至27名。
人手不足意味着用于牧灵关怀的时间更少。奥尼尔在九年前刚到这里时，他和另外三名神父延续了探访行动不便的教区居民（通常有80人左右）的传统，至少每月一次。但探望很快变成了每两个月一次，然后是每季度一次。
“现在，连每季度探访一次对我来说也不可能做到了，”57岁的奥尼尔说道。他很健谈，体格健壮，留着修剪整齐的胡须。
他曾越来越专注于培训平信徒牧者，让他们为病人送圣餐、探访悲伤的家庭以及参与教区学校的校董会，这些都是奥尼尔不再有时间履行的职责。
他说：“我已经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转变为更像是一位推动所有受洗者参与神职工作的召集者或赋能者。”
奥尼尔说，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都缺乏新的圣召，意味着神职的未来看起来将更像多元化的全球信众。他今年夏天休假时，他的临时替代者从乌干达飞来。
“爱尔兰过去向世界派遣神父。现在，他们将不得不来这里，”他说。
正在变化的教会
教会越来越依赖于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新神父，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根据梵蒂冈的数据，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神学院比波兰多，印度的神学院比意大利的多。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教会人口统计学专家、神父托马斯·冈特(Thomas Gaunt)说，在最近的教皇选举秘密会议上，欧洲枢机主教的人数首次变成少数。
但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那里的神学院学生数量也开始下降。2023年，美洲的圣召数量下降了1.3%，亚洲骤降4.2%。非洲是唯一的神学院学生数量仍在增长的地区，但也仅增长了1.1%。
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s)圣召委员会执行秘书、神父兰迪·德热苏斯(Randy De Jesus)说，在天主教在亚洲的堡垒菲律宾，人们对年轻人背离神职的担忧日益加剧。他表示，社交媒体正在改变人们看重的事项。“选项之间存在竞争。”
去年11月，菲律宾举办了首个全国圣召月，全国各地的教堂举办了颂扬灵修之路的集市，希望鼓励年轻人考虑成为神父。
尽管如此，教会对全球南方某些地区的依赖只会增加。
新神父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印尼偏远东部弗洛勒斯岛上莱达莱罗镇附近的一组宗教机构。弗洛勒斯岛是一个多山岛屿，对于想要寻找科莫多巨蜥的探险游客而言，该岛是个知名的出发点。在那里每年约有50名神学院学生毕业。
该岛是印尼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就业机会有限。许多年轻男子表示，他们愿意抛弃女友和其他世俗享乐，以换取成为海外传教士并恢复教会在全球影响力的机会。
“我们来到欧洲，是为了给欧洲人带来他们过去给予我们的信仰，”神学院学生路易斯·迭戈·利科(Louis Diego Liko)说。他说自己希望成为传教士，在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开展工作。
这位22岁的年轻人认为，由于许多西方人已疏远宗教，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虔诚天主教徒可以帮助他们记起信仰的力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莱达莱罗的神父们一直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工作。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转变可能充满坎坷。
现年40岁的尤里·索达南戈(Yori Sodanango)在菲尼克斯担任神父，他在弗洛勒斯岛长大，在从莱达莱罗神学院毕业前很少离开该地区。他回忆说，当他降落在雅加达看到第一批摩天大楼时，他感到非常惊讶。然后他抵达了洛杉矶。
他的第一个堂区在班宁和博蒙特，那里是洛杉矶以东的一个郊区，以退休社区和靠近圣贝纳迪诺山脉而闻名。有很多东西需要适应，包括学习如何开车和适应一种新文化。索达南戈鼓励他以白人为主的教区居民纠正他的语法，并说出他是否有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
他的教区居民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无家可归、毒品成瘾和自杀，在弗洛勒斯岛都不常见。弗洛勒斯岛的人们虽然贫穷，但毒品罕见，紧密联系的社区会互相照顾。索达南戈接受了培训，为处理这些问题的人提供咨询，并通过观看其他神父讨论如何帮助人们的视频来进行正式课程外的补充学习。
在此过程中，索达南戈学会了西班牙语。两年前，他被调到菲尼克斯一个以西班牙裔为主的堂区，在那里他协助举行弥撒并履行其他神父职责。
“我作为传教士的任务不是安静地待在我宁静的弗洛勒斯岛，”隶属于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传教修会的索达南戈说。
相反，他觉得在美国自己是被需要的。他说，许多美国人不快乐，因为他们追求名声或与更富有、更成功的人比较。“那种比较可能让我们与快乐为敌，”他告诫他的教区居民。
他说，年轻人更感兴趣的是出人头地，而不是立下贫穷的誓言。他希望自己从弗洛勒斯岛到美国的旅程能鼓励美国人反思信仰的重要性。
索达南戈为面临挑战的年轻人提供咨询，并与他们讨论人际关系问题和现有的焦虑。他鼓励他们记住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并在信仰中找到意义。不过，这些年轻人中很少有人会继续前行去当神父。
“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成为神父毫无吸引力，”他说。
觉得这篇文章有用的话，可以请我喝杯咖啡支持一下 ☕
USDT（TRC20）地址：
TD9apsUiXSJjeQxGHPqjZhNwnCqMdPPX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