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开”后的盛世，记录不被记住的死亡 - 端传媒 - 最新

我们的记忆就像城中村，有过抗争的痕迹，但反复被清退和拆迁，涂上新漆，最后装修成光滑、进步的样子。

2023年1月初，大陆颁布新冠放开政策后的不到30天。刚过完元旦，我收到外公感染新冠后病情恶化的消息，当时我在外地的一家企业上班。

买了第二天下班后的回家机票，坐了三小时飞机，我在凌晨抵达外公的病房。
外公带着输氧的鼻导管，闭着眼，呼吸很吃力。妈妈坐在床边，握着外公的手，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老了。

新冠病毒在肺部扩散时，病人会慢慢缺氧窒息，为了生存，必须像金鱼般张着嘴大口呼吸。外公受不了病痛，在住院的半个月里多次说要放弃，拔去手上的针管，妈妈总是哄他，治好了我们就回家。

我走进病房，房间里住着好几位新冠患者。医院病人太多，病房不够用，陪护亲属或护工睡在各自的折叠床上，房间几乎无处侧身。

病房没有开灯，大门敞开，走廊的白炽灯光透了进来。这是一种平衡过的亮度，普通病人得以入睡，重症病人的照护者也可以在夜间行动。这也意味着一种暂时解除警报的平安状态，所有人都害怕病房的顶灯在半夜突然被打开。

其他人都在睡觉，只有外公的制氧机在运作中发出声响，像鱼缸里的氧气汞。我和妈妈没有说话，盯着监测仪上的数字变化。

外公在缺氧中处于半昏迷，妈妈说外公还有意识，只是无法对话。由于张口呼吸，病人容易口渴，医生会教家属用棉签给患者喂水。

妈妈一只手端起水碗，浸湿棉签头，抖落多余的水珠，把湿润的棉签蘸在外公裂口的嘴唇上。她让开身，示意我来，我照着她的样子做。

来病房看望的亲人都会端起水碗喂水，有时一边喂，一边对无法应答的病人说话。那是一种双向的安抚，安抚患者有人在陪伴，安抚无望的家属还不至于无事可做。

当病人不再清醒时，这成为最后的交流方式。我把棉签放在外公的嘴上，他闭着眼，动一动嘴唇，抿干棉签上的水分。他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他还在，还没有走远。

病房中，生命是数着夜晚算的，因为病人在夜里意志最薄弱，等到太阳出来，一家人才算熬过一个平安夜。在黑暗的病房里，那根喂水的棉签像是一根细线，一端系着外公，一端系着我们。这根线已经很微弱，但只要那一头还有回应，就给人希望。

这天晚上，外公大部分时间陷入昏迷。有一瞬间，他的意识争夺过主导权，他举起一根手指，朝半空笔画了下，非常清晰地说出四个字：尽快死亡。

那是外公在弥留之际对这具身体下的判词，是他最后的心愿。

我捂着脸哭了，但妈妈没有，我不知道外公住院的日子里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半夜两点，姨妈赶来医院替换妈妈。我们回家睡了会儿，妈妈的手机调大了铃声，放在枕头边，像一枚随时会拉响的警报器。两个小时后，手机响了，姨妈说外公失去了反应，我们赶往医院。

那四个字成为我听外公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八点，窗外升起旭日时，外公如愿以偿地走了。在临终时刻，带着口罩的家人围在他身边。

如果当时摘下口罩就好了。后来每次想到，外公看向世界的最后一眼是戴着白色口罩的脸，我都很后悔。那一刻他会不会觉得很孤独。

读小学的很长时间里，我住在外公家。那时他给我辅导功课，在作业本的家长栏签字，有时半夜起来上厕所，嘴里还念叨着没给我解出来的数学题。暑假的炎热午后，我们在客厅铺开一张大竹席，风扇嗡嗡地吹，祖孙俩躺在上面各忙各，他看《参考消息》日报，我读《给孩子的99个童话》。

这些年来，外公一向身体硬朗，因此当政府突然发布新冠放开政策时，我们都没有过多担忧。每个人都会感染，在家好好休息，不舒服就吃药，家人当时那样安慰外公。

和很多放开时期的新冠逝者一样，外公没有得到一场葬礼。本市的殡仪馆临时关闭了仪式服务，只剩火化房在日夜运作。外公去世的那个早上，姨妈联络好丧葬公司，我们回家等待火化时间通知。火化名额紧张，丧葬公司普遍擡价，但人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太平间和殡仪馆已无处存放逝者。外公生前做老师，爱体面，哪怕是赴约打麻将也梳好头，穿衬衫系领带。最后，他的遗体只能存放在医院地下车库的小房间里。

火化排在第三天。当日，我们在天还未亮的黑夜里启程。家属别上胸花，乘坐丧葬公司的车，紧随于载着逝者的殡仪车。这是送逝者的最后一程，在去火化场之前，车辆绕道，缓慢经过外公生前住过的家，让他再看最后一眼。

逝者太多，火化和看病一样需要取号排队。火化间外有一块滚动大屏，展示着每个火化炉正在火化的号码和下一位等待者的号码。姨妈是长女，通知了十几位近亲，我们坐在殡仪馆大厅里等待叫号。

告别仪式是在火化车间里的两分钟，大家围在火化炉边送别。外公被转移到铁架上，穿着他喜欢的西装，戴着去年春节买的红围巾，我把胸花取下，放在他的脚边。

仪式由一位火化师主持。这是一个看来不到中年的男人，他从半夜开始工作，一定很累，但他很认真。他站在铁架边，摘下发套，面向亲属。

全体家属一鞠躬，他肃穆地喊。

二鞠躬，他接着喊。我好像被喊醒，反应过来这就是最后了。

三鞠躬。俯身的一瞬间，我突然回想起生命中一些相似的仪式性时刻。

在住在外公家的小学时代，老师在春游时带着我们参观战争遗址，临走前老师让大家鞠躬三次，闭上眼睛对受难者默哀，教导学生铭记国家历史。每逢周一的小学校会，学生们在操场上被排成方队，升旗手穿着制服，走上台，用和火化师一样肃穆的语气高喊“敬礼”。几岁的我站在队列里，望着那双白色手套扬起红旗帜。

此刻我抬头，一双白色手套把外公推进了火化炉。

我一直不愿意像很多后来认识的新冠丧亲者那样，用“被欺骗”去形容自己和国家的关系。一个声音质问，你没有哪怕一刻相信过吗？我为自己辩白，我念社会科学，像我读过的那些西方学者般自诩批判和怀疑，我不信仰权力，绝不认可自己受骗。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刻仿佛被击溃。这些涌来的童年记忆近乎感性，近乎身体性，它们和与外公相处的时光紧密交织，我从来没有，或许潜意识里也不想用某种标准去评判它们。这是否是一种惩罚，记忆与此刻现实之间的悖谬让我感到撕裂，我分辨不出那一瞬间是什么让我流泪。

火化炉关上的时候，我听见向来隐忍的姨妈哭着在喊，爸爸走好。

两个小时后，火化师拿起一把小铁锤，将那具冷却的白色骨架轻轻敲碎。他的动作很温柔，好像在哄一个入睡的孩子，把骨灰碾碎、聚拢，仔细铲起来，放入盒子里。
我们站在等候室里，隔着窗玻璃看，直到骨灰盒盖上。

“人死了就是一把灰”，等候室的另一位家属说。她也在等火化炉里的家人。

我给组长发消息请假，组长回复“节哀”，配合一个拥抱的表情，说帮我看看能否请丧假。第二天她告诉我，员工手册上写，国家规定的丧假只限直系亲属，祖辈去世不包含在内。

我回复“好的”，买了机票。在外公去世的第四天，我回到外地上班。

对于一家平均年龄应该不超过35岁的企业来说，新冠确实像一场感冒，不到一个月，每个工位又投入正常运作。

一切照旧，每天七点闹钟响起，起床、洗漱、出门，走到固定上车点等待公司班车，午餐时听同事聊二十分钟周末生活，下班后坐班车回家。我像一条传送皮带上的零件。办公区的冷光灯和医院的走廊灯有相似的颜色，午休时，有人推着机器在过道喷洒消毒液。坐在电脑前的八小时里，我开始不自觉对着电脑走神。

我无法从一个在工作的人脸上辨别他是否刚失去了亲人。不要把个人情感带入工作，这被公认为一条职场戒律，好像人的情感储存于随时可拔除的硬盘。

这家公司采用开放式的大平层办公区，在招聘宣传上，这一点通常被强调为“平等开放的办公环境”，实际上它更像福柯说的全景监狱：工位间没有遮蔽，不同职级的人共处一个空间，上级的目光像一种无意的巡视——这种随时可能被注视的感受让员工自我约束。

公司总是被想象为一个绝对理性的、干净的空间，能容纳个人情绪的地方只有厕所和楼梯间。有时，已婚同事会匆匆跑到楼梯转角处，站在扫帚和堆满外卖盒的垃圾桶旁边，去接一通来自孩子的电话。

一个员工的情感和家庭事务如同忘记静音的视频音乐，让人感到抱歉。

但我很早知道，在工作中流露情感不是原罪，而是一种特权，准确地说是上位者对掌握权力的自我表演。谁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声讲电话，像小孩一样发脾气——这些潜规则不会写在员工手册上，掌握它们只需在工位上坐一个星期。

看着一个国家撕碎苦心经营的父爱形象，所有人沉默着，就像员工应对办公室里那个喜怒无常的领导。忍受无能的政府就像忍受这个庞大而低效的公司系统。周围人按时打卡上下班、开会、缝补PPT和Excel，分享午间八卦，好像外面正在发生的死亡并不存在。身处于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社会转向中，周遭却一片寂静，我感觉到某种站在白日阳光下，打了个冷颤的悚然。

这里的一切开始让我厌恶。把社会调查方法用在商业社会也挺酷的，毕业前我曾抱著这样的想法投出简历，半年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将行业黑话排列组合进PPT，装饰字体颜色，把图片一张张对齐，我的工资时常是支付我假装工作的出场费。“好烦啊”，周围人在工作时不自觉地说，这三个字像口香糖一样被人们嚼在嘴里，我看著它在不同人的齿间变换形状，被吸食尽颜色和含义，变成办公室里一种无意识的咀嚼声。人们如此厌恶著这里的生活，又紧紧依附于自己的厌恶。

回来的第二天，我点开公司的内网系统，补填回家期间的请假申请表。申请需经过三层人员审批，请假原因里，我通常写没有实义的“个人原因”，潜台词是与你无关，但那天，我怀着某种报复心写下“外公去世”。

这家公司如同这个社会的缩影，在无尽的自我驱动中，碾压过那些社会性的创伤，用无视和噤声去替代修复。这让我觉得很恐怖。

公共性的伤痛只能在私人领域被消化。对于一个毕业半年，在陌生城市里工作和独居的人而言，我没有出口去缓解这种伤痛。每天早上，我依然按时出现在工位上，但自知已经无法假装正常工作，有时必须在电脑桌面的角落打开一个文档，吐出一些感受，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但我仍然假扮一个情绪稳定的员工。我没有和任何朋友提起外公的去世，我不想要被安慰，不允许痛苦被稀释，我决心独自啃噬它或让它啃噬我，看看谁会赢。我在某个深夜里写，“应对无处可去的痛感，必须把舌头贴在冰面上，让这种痛感刻进脊椎，痛到能惊醒、尖叫，破釜沈舟，把这冰面砸烂”。

外公留下的一件毛呢马甲被我带回外地，我用外套把它包裹起来，挂进衣柜。我告诉自己必须记住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写下来。

去年3月的傍晚，在从公司回家的班车上，我在社交平台上编辑发送了第一条帖子，招募愿意受访的新冠丧亲者。第二天这条帖子下出现二十几条家属留言，讲述亲人离世的经历：感染3天去世的丈夫，在ICU里熬了52天的爸爸，同一个月相继离开的爷爷奶奶。留言区仿佛一面虚拟哭墙，人们自发在留言下相互回复，彼此安慰。

在私信栏里，我发现了一个线上群组的邀请。按照指引，我添加对方好友，随即被拉进了一个150多人的微信群，聚集着新冠放开政策下的丧亲者。进群的当晚，手机不断发出群消息的提示振动，人们激烈地讨论着“血氧值”、“白肺”、“医疗挤兑”，他们说着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再听到的词语，在这个家属们搭建的隐蔽据点里，我找到了后来的受访者们。

闹钟仍然在早上七点响起。我起床、洗漱、出门。做完手头工作，我打开一个文档，把它拉到桌面一角，开始整理前一晚做的访谈记录，在组长路过我的座位之前，不动声色地切换回做好的Excel。我变成一个系统里出错的bug。

在家属群里，人们会反复定义这场大规模感染是“人祸”，用“被害”“牺牲”“谋杀”去形容亲人的病逝，我明白这不是情绪性的发泄，而是一种向彼此和自己的求证：身处在这种寂静中，人们太想确认，亲人的去世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不是所谓生老病死，它是社会性、集体性的事件，它应该被追责。

家属一边用强烈的语言去表达感受，一边有理有据地梳理事件经过，阅读这些聊天记录时，我的痛感逐渐被缓解了。我意识到人们都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大多是逝者的子女，为挽救亲人做的努力比我多得多，却落得这种结果，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的痛苦有著更重的份量，就像我知道我的母亲一定比我更痛。母亲反对我保留外公的录像带，理由是占用空间，我明白她是害怕看到。她从不和我聊起那些不好的感受，尽管我很想知道，她如何回看这一切，她会自责吗，她怎么熬过这些时间。

进群后，我把自己变成一个寡言的观察者，比起自己，我更想讲述这些儿女的故事。
群里很多人没用过微博，不懂翻墙上外网，对新闻的获取源于抖音短视频，一些人至今相信新冠始于美国的阴谋，但他们知道，这件事上是国家做错了。

大家想要的并不多，多数人自称是想平稳过日子的“老百姓”。老百姓的语言常常不是“争夺权利”，他们无意于参与社会运动，或站出来为谁出头，他们要的只是“争个理”、“讨个说法”。在采访中，我常常想到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电影里的荒诞仍然是当下的社会现实，一位家属说自己向法院申诉，想要误诊的医院赔礼道歉，法院的判决是让医院赔钱，但判决书上写“赔礼道歉不在补偿范围内”。

大家想要政府和社会对逝者的承认、尊重和公开悼念，这仍然是一种奢望。一次聊天里，妈妈说，国家做错了，但我们要原谅它。我说凭什么原谅，妈妈回答，不原谅你又能怎么样。后来一位受访者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件事好像没法继续追究下去了，你只能让它过去。

在家属的故事里，我时常目睹普通人置身于医疗系统中的无力。无论是病人照护，还是临终关怀、逝者告别，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中都是缺失的。当政府放弃了公共责任，家庭成为托起个体的最后一张网，面对发展迅速的病症和以决策为主导的医疗进程，病人的生命仿佛被置于一个二选一的赌博游戏里，是否要高价抢稀缺药，进不进ICU，插不插管，家属不断求药和问人，对病人的陪伴被放在了末位。

我困惑，医疗是否应该将一个病人的生命置于这种境遇里。后来我读到荷兰人类学家安玛莉·摩尔（Annemarie Mol）的《照护的逻辑》，她提出两种医疗逻辑：一种是“选择的逻辑”，病患和家属像医疗市场中的消费者，做出一次性的医疗决策并担受选错的后果；与之相对的，是她提倡的“照护的逻辑”，这是持续、开放的互动，各方通过不断调整和尝试来照料病痛的身体，改善病人的处境。

我有时想起那天夜里给外公喂水的时刻。当接过妈妈手中的水碗，我逐渐从对死亡的恐惧中镇定下来，喂水让我回到具体的问题：如何缓解病人的口渴，如何从外公的细微反应中判断需求，怎么让此刻的他觉得舒服和好受一些。那一刻，我不再只是被动地承受亲人快要离世的结果，不再只是盯着检测仪上的数字波动。

照护的过程不仅对病人重要，对家属同样有意义。照护让家属找到行动的空间（哪怕是一些痛苦而繁重的行动），共担病人的处境，应对可能到来的任何结果，对儿女而言，这也被视为尽孝的最后机会。而这些行动机会的缺失让家属深陷悔恨。

谁该为这些逝者的死担责——白纸运动的人是不是应该补偿这些家属？我看到网上有人这样问。

家属群对这个问题有过分歧，有家属说是白纸造成了一切，有人出来反驳，是政府通过放开政策来转嫁责任，引导你这样想。群里一个相对有共识的看法是，不是反对放开，反对的是政府毫不负责的放开，问题在政府。

家属聚在一起，大可以站在受害者的位置发泄情绪，但仍然认真地梳理问题。就像一位群员追责医院失职，但从不找医生本人麻烦，因为他在医院时看到一线医生的辛苦，他说“医生也是老百姓”。

多数人追问的是系统，是掌权者，因为在这个无能的系统中体会过不容易，推己及人，理解到其他人的不容易。我有时甚至觉得一些家属太讲理，是否因为面对着一个毫不讲理的权力，让他们不得不变得通情达理。

无论是封控，还是毫不负责的放开，在我看来都是对具体的人的漠视。一个国家的政策转变原来可以像一种情绪性的翻脸，像自大的父亲对孩子反抗自己的惩罚，我叹为观止。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两种糟糕又极端的选项中抉择？为什么不可以要求更多？我始终觉得，白纸运动的参与者和丧亲家属不应该被对立起来，他们的聚集都是出于一种朴素、清楚的道理，是一个人被伤害了就该喊疼的反应。

通常情况下，“丧亲家属”这个词会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事发现场、集体声明。在这场事件里，家属只能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中，找到家属群的仅仅是极少数的人，绝大多数丧亲者没有同类。

对于来到微信群的家属，留给他们的空间只是虚拟网络里的一个群组，只有这里可以容纳他们的受难者身份。微信群易于藏匿，也随时可能因审查而消失，但每次群被查封后，人们都从好友列表里一个拉一个，把彼此找回来，重新建成新群——这种线上的联结很脆弱，又很坚韧。

在采访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受访者星星讲的一个故事。2024年国庆节期间，她带家人去本市的新城区看灯光秀，看着周围快乐的人们，她愤怒于所有人都在欢庆国家的生日，只有她还被留在新冠的痛苦记忆里。后来，在和一位朋友聊天时，我才知道那个举办灯光秀的新城区是当地有名的新地标，是经历了反抗激烈的城中村拆迁后，重新建起的崭新金融中心。

那时我想，我们的集体记忆很像这些城市空间，有过抗争的痕迹，但反复被清退和拆迁，涂上新漆，最后装修成光滑、进步的样子。

当一个人曾目睹过新漆下的伤痕，很难再假装没看见过。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诅咒，也可以视为某种线索，它提示着宏大叙事下藏着被压抑的、有待开凿的微观记忆。

在记录他人故事的过程中，我尝试去处理自己和外公去世之间的关系。最初，我把它想象成一种过渡仪式，写完这篇文章，我就可以跨过这件事。

这个想法在后来的访谈过程中被改变了。很多家属曾怀着相似的预设来到这个群：通过倾诉来释怀，然后退群。事实是，两年后的今天，多数人仍然留在群里。与此同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揹负起自己的责任，受访者秋然在父亲去世后，帮助母亲重新独立，修复着和丈夫的关系，陪伴着两个孩子继续成长。

在这些受访者的身上，“往前走”不是跨过伤痛，更像某种带伤生存的状态，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带着伤痛生活下去”。

对我而言，讲述过去依然艰难，我还能清晰回忆起两年前独自坐在出租屋里的痛苦感受，我曾经决心和这种痛苦较劲，到最后它没压住我，我没能抹平它。现在我想，我不需要释怀，我可以把这件事放在枕头底下，和它和平共处，有时候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作为幸存者的责任。比起“被治愈”，我想变得更强壮。

在那段漫长的封控时期，或许是出于对生活中不确定性的忧虑，我曾突发奇想拍家庭纪录片，在家里架起了相机。那时我常常不自觉把镜头对向外公，拍他吃饭、抽烟，安静听家人聊天，或是对著尾随的镜头露出无奈的表情。当时不知道这样的陪伴已经是最后，事后回看，我体会到某种庆幸。这些影像至今散落在存储卡里，它们承载著珍贵而不可追的家庭记忆，今天我仍然没有勇气去处理它们。那或许是另一个命题，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我想，总有一天。

尽管家人是我写下这篇稿子的初衷，我最终没有把它发给家人看，也从未告知过这个写作计划，以免带给她们忧虑。

对我的家人而言，比起冒着风险说话，更重要的是把日子过下去。她们对生活的理解不是to be or not to be，不是用“个体”这样听上去铿锵有力的概念来归纳自己，她们常常是在家庭关系中安顿自己的命运，关照亲人，担忧子女的未来，试图规避任何偶然事件的入侵。当历史事件在生活中炸开一个空洞，她们的选择不是去凝视它，而是努力把它修补或遮蔽，让生活过下去。

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退让，我不会用这样的语言去质问我的母亲，也不会这样去要求群里的家属。走近看，就能明白他们大多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讨论的话题是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维持着一份谋生的工作，照顾家中老小，他们是在政策洪流中被迫卷入到这样的处境里。

每个人都有现实顾虑，一些人拒绝了采访请求，原因是不想回忆或害怕讨论敏感话题，我完全可以理解。

而那些接受采访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害怕，但仍然给予一个未谋面的陌生人以信任。母亲们常常要从忙碌生活中抽出间隙和我通话，在接送孩子的路上，或躲在公司无人的会议室里。秋然说，她从未和别人说这么多关于爸爸去世的事情，包括她的家人。触碰到医院的记忆时，几乎每个讲述者都会哽咽，但过了一会儿，他们会擦干眼泪继续说下去。

他们对我说，选择讲出来这些伤痛的记忆，是希望这段历史得到记录。这是来自普通人的勇敢，我很感激和珍惜这份勇敢。

一开始，写下来是出于个人经历，完成它则是因为揹负了不同人的故事。我把成稿发给星星，她向我道谢，说我带给她很大的心理安慰，谢谢我正视她的痛苦。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回馈。安慰是真的，伤痛也是真的，我们都知道写下来不会扭转谁的生活，星星依然在家属群里说着对生活的厌倦。写下来，我的人生也不会因此改变，这个过程像是当家人把那个被炸开的洞遮盖起来，我悄悄打开，凝视并记录它。如今，我可以再悄悄回到和家人共处的轨道，把日子过下去。不过，生活并非毫无改变。完成这篇稿件的期间，我辞掉了公司的工作，我还想继续写下去。

在文章中我一直想说的是，这些家属既是新冠的幸存者，也是受难者。其实在更大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如此。

2022年12月，大陆颁布放开政策的19天后，我感染新冠，向公司请了病假。

那个下午，我独自躺在出租屋里，冬天的阳光洒在被子上，发着39度的烧，我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痕，流了会儿眼泪。那天我写，“虽然今年一事无成，但无论如何，我活了下来”。

我想，活下来的人应该记住那些离开的人。痛苦不该白白逝去。

（编后记：在甘叶的文章刊出的同时，我们开设了一个树洞，代替暂时难产的评论区，供读者分享他们对于封控三年﹑“放开”两年的记忆。以下是我们精选的读者留言。如一位读者所言，在放开的日子，还有许多被封控的记忆，静待可以在阳光下被诉说的一天。）

本文章由 flowerss 抓取自RSS，版权归源站点所有。

查看原文：在“放开”后的盛世，记录不被记住的死亡 - 端传媒 - 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