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执政10年所进行的变革成就及失误
金融改革
最显著的成就是用银元代替银两，与推行纸币『法币』为合法货币。尽管在1914年就推行银元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但由于传统及感觉上的便利，银两仍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这两种交换媒介的并行引起了混乱和纠葛，因为两者之间的兑换率受地区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1933年4月4日，国民政府断然废除银两，以0.715（两）兑换一（元）的比值用银元来取而代之。
这个改革刚刚推行就出现了新问题：世界市场上银价的急剧上扬导致白银迅速从中国外流。持续的外流引起了通货膨胀、高利率、货币短缺、股市跌宕，房地产萧条和企业倒闭。1935年11月3日，政府最终采取了白银国有化的大胆措施，并由四大国家银行以25％的储备银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法币。此后，在1936年2月，一套十进位制的镍币代替纸币的辅币投入流通，这套镍币分成五分、一角和两角，另外还有半分和一分两种铜板。
四家国家银行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责。其中最大的一家，1934年拥有一亿元资金的中央银行，成为负责保持货币稳定的国家核心银行。拥有四千万元资金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管理，而拥有两千万资金的交通银行则委以协助国内工业企业的重任。中国农民银行经营价值五千万的农村信用和土地抵押业务。前三家银行获准无限制地买卖外汇，目的是稳定汇率。这样，外汇就由政府银行控制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税自主
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的固定关税率，时时刻刻让人想起中国之半殖民地地位，而且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废除关税限制是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在1928年7月7日宣布了两项指导原则：业已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由新的条约和协议取代，而尚未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根据法律程序予以废除或重新签订。美国率先在7月24日与中国签订了一项平等友好的关税协定，随后德国（8月17日）、比利时（11月22日）、意大利（11月27日）、英国（12月20日）、法国（12月22日）和日本（1929年5月6日）迅速仿效。根据这些协议，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进而在原则上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
收回外国租界
配合争取关税自主，国民党成功地收回了一些外国租借地。英国在1927年2月同意放弃汉口和九江的租界，1929年2月放弃了镇江租界，1930年4月放弃了威海卫租界，同年9月放弃了厦门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也在1931年1月收回。中国收回损失的权益一直到1943年才得以完成，是年，美国和英国带头自动废除所有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
交通
改善交通体系是国民政府的另一项建设性成就。1928年成立了铁道部，指导改善现有的线路及铺建新线路。最突出的工程有东西主干线陇海铁路在1934年延伸到西安，1935年延伸到宝鸡，1936年中南主干线粤汉铁路竣工。其它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在南京建成一套渡轮体系，将京浦铁路和沪宁铁路连接起来，1937年在钱塘江上建造了一座铁桥，将浙赣线和沪杭甬（宁波）线连接起来。可与这些全国性的成就相媲美的，是各省完成的一些小型工程。从1928年到1937年，铁路网络从八千公里增加到一万三千公里。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公路的修筑，因为公路成本较低——大约是铁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1936年，公路网络总长度为115703公里，而1921年仅有一千公里。
现代航空也起步了。1930年筹建了中国航空公司，由中美联合投资，在上海和成都、上海和北平、上海与泉州、四川与昆明之间开通了四条航线。第二大的是中德联营的欧亚航空公司，在1931年开通业务，经营上海至新疆、北平至广州、北平至兰州和西安至成都的四条线路。第三大的西南航空公司由西南各省当局创办于1933年，在广东和广西两省内通航，并经营两广至昆明和福州的航线。
在这十年间，邮政和电讯有很大的改善与扩展。1921年邮政局的数目不到一万间，邮路总长40万里。到1935-1936年，邮政局增加到了14000间，邮路总长584800里。在军阀统治时期遭受严重损害的电报线路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扩建；到1936年，电报线路总长达95300公里。同时，长途电话线路从1925年的4000公里增长到1937年的52200公里。
工业发展
人们普遍承认，经济发展是建立现代化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虽然丢失了东北，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也对这个枢纽港口的外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重型机械的进口却从来没有减少。在1927-1937年期间，工业设备的进口总计达五亿元，尽管这个数目以西方标准来看是较小的，但在一个兵燹肆虐、贫穷不堪的国家，却代表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在工业化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突破，但在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面粉制品、钟表、水泥和化工制造等领域还是出现了颇大的进展。
教育
教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育部将一些公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重组合并成了十三所国立大学、五所学院和九所省立大学，并把经费资助扩展到一些水平较高的私立学校，用于开设新学科和购置设备。在二十所私立大学和三十三所私立学院中，1934年和1935年有三十二所获得了资助，1936年有四十所获资助。不应低估的成就是，在这十年中，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长。到1937年，有2042所中学、1211所师范和370所职业学校，就读学生达545207人。
新生活运动
为了实现恢复民众道德素质、实现思想觉醒的目标，国民政府于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强调培养卫生习惯、雷厉风行、信守诺言、礼貌待人和礼义廉耻这四种传统的价值观。学者和官员被督促去研读十九世纪政治家曾国藩的著述，培养精忠报国的精神。虽然年轻一辈人并不把这些老派的价值观当一回事，但新生活运动和一些相关的活动，如体格健壮者接受军事训练和在学校开设军训科目等，确实造就了某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在日本人入侵面前有所作为的情感。
文学界
回顾这十年，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大多数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个声势浩大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共的赞助下于1930年成立，旨在占领中国的文学舞台。左联的成员抨击国民政府，嘲弄右派作家和那些偏爱传统文化艺术的人；批评英美学派的作家，呕歌苏俄文学和左派创作。左联的灵魂人物就是下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而代言人则是著名作家鲁迅。左联通过本身众多的出版物赢得了对文学界相当有力的控制。
不过，有两个派别坚定地站在左联的对立面，并通过他们自身的特长赢得了喝彩。一个派别以林语堂为首，他创办的那些诙谐，讽刺且稍带戏谑的出版物如《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等，一直在出版界大受欢迎。第二个派别主要以北平高等院校的教职员为核心，出版了《文学季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他们之所以赢得广泛的读者，是由于他们有见解的批评态度和采用了西方作家先进的写作技巧和策略。这三个主要派别的竞相争鸣，造就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文学氛围，使这十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昌盛的时期』。
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鲁迅（1881-1936年），尽管他可能已过了创作的颠峰。他是以对旧秩序和现状之颓废和不公正进行尖锐的、讽刺的揭露而著称，批判传统生活的虚伪和残忍。
鲁迅最有名的作品或许是《阿Q正传》，其中的主人公象征着一种国民弊病。出身非常低贱的农村野小子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他不断遭受同村人的欺凌。无力与他们对抗的阿Q为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梦幻的世界。一当受辱，他便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装出赢得了一场『精神胜利』。为抬高自己的声誉，他进城盗窃，回乡后却向村民夸耀自己新近参与了革命。当真的革命者到村里来时，他们与绅士们合谋，以偷盗罪将阿Q送官治理。这篇小说的寓意是，阿Q乃是中国国民弊病的缩影，而那场革命则与旧的势力妥协，丢弃了它所宣称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目标。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是茅盾（1896-1981年）。他是《短篇小说》的主编，创作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包括《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子夜》描写了上海的一个民族工业家徒劳的拼搏，这个工业家面临着随共产党起义而来的经济衰退和生意失败，于是投身股市以求挽回损失，但被一个由洋人撑腰的买办欺骗，蚀了大本而破产。作者暗示，这个工业家因为没有能力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故注定是要失败的。
如果说茅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的话，老舍（1898-1966年）则相信爱国主义和个人责任。他曾在伦敦住过五年（1925-1930年），深受英国作家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骆驼祥子》（1937年），英译本书名为Rickshaw Boy，内容描写一个人力车夫不断的抗争，梦想通过纯粹个人的努力——拼命工作、与老板之女结婚等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却发觉社会障碍大得难以逾越。他灰心丧气，只得认命，开始抽烟喝酒，安于旧的状况，沦落为一个哭丧人。小说的寓意很清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联合的行动才能改善穷人的生活。
另一个非左翼作家是巴金（1904-2005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到1937年时已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和四本短篇小说集。巴金出生于四川省的一个小康之家，他的创作带有一种伤感主义色彩，经常取材于爱情与革命、善与恶、英雄与懦夫、勇敢与怯懦等主题。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直接地震撼了年轻一代，而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家》（1937年）、《春》（1938年）、《秋》（1940年）——则是对一个大家族中年轻成员之困厄磨难的感人描述，赢得了广泛的喝彩，这些年轻人努力想摆脱他们的长辈，却遇到了顽固的反对和悲惨的结局。在这部作品中，他让读者理解了这样的启示：中国社会中的弊病必须由中国罪恶的制度负责。
无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两样是共同的：他们都怀有强烈的说教喻世意识；作品都反映社会现实。他们通过讽刺、挖苦和同情来揭露旧社会的颓废和落后。也许，在一个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传统也在不断与现代性对抗的转型时期，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于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控诉和社会抗议。
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
与在金融、交通、关税自主、工业发展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种种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视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问题和农民的困苦，而农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这一失误，部分是由于北伐以后与『新军阀』的妥协。急于迅速取得胜利而统一国家的蒋中正与比较『进步的』军阀谈判，接纳他们加入政府。这些军阀对民众的利益和农民的苦难漠不关心，进入国民党统治层之后淡化了该党的社会意识。此外，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将领和官员本身也与土地利益联结在一起；因此并不急于开展任何将危及他们地位的急进改革。中产阶级——主要是各种商人、实业家和高利贷者——在这方面也同样无所用心。他们生活在条约口岸或作为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发生任何将激起波涛的改变。国民政府赖以支撑的正是这些人——军阀、将领、官员、商人和高利贷者。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开展所宣扬的社会和经济措施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在许多踌躇满志的国民党人中盛行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农民已经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难，因此要他们再等待一段时间并无所谓——让他们等到政府解决了更为紧迫的内忧外患问题时再说好了。
可是农民的苦难已经到达了极端危急的地步。国际联盟的一份调查表明，华南地区的雇农和半雇农占了农村人口的60-90％，他们除了将年产庄稼的40-60％交作地租外，还要替佃主交纳正常的地税和附加税——附加税为正常地税的35％到350％不等。农民被剥削到了极限；只有一场革命能解救他们。但国民党所做的仅仅是在1930年通过了一项将地租降低到主作物之37.5％的决定，而即使是这一适度的措施也从未真正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从未实现。
财政上的不负责任
以下的事实同样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土地问题的漠不关心：国民政府将地税这个旧王朝时代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委托给了各省行政机关办理，而依靠关税和商业税作为自己的财政基础。国民政府以沿海地区为根基，并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养的金融家来确定经济方针，从来不接近农民和土地，或许压根就不关心或理解土地问题的严峻。在1928-1935年间，国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关税，17.13％取自盐税，9.16％取自商业税。然而，这笔总收入只能支付80％的开销，这些开销主要包括军费（40.3％）和债务（25-37％）。在这些年里，政府从未达成财政均衡，而是靠赤字开支来维持。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日后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综合地看，国民政府在头十年结束的时候，外表显得比内里更强大。表面上，它似乎正在从混乱状态中锻造出一个新秩序——绥靖了新军阀和派系政客，并与他们达成了可行的协议；将共产党逼到了西北一角；训练了一支德国式的中央军；在上面提到的一些领域里开展了某些现代化规划；与各党各派结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粗浅的观察家可能会说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呈现。但在这进步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社会经济不公正和积年财政亏空等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1928年确立的三项目标中——民族主义革命、内部重建和社会改革，国民政府到1937年时在第一项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第二项上稍有进展，而在第三项上则彻底失败。此外，国民政府以内忧外患为藉口，延长原定起自1929年的六年『训政时期』之举，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们逐渐把这种延长看作是国民党试图以牺牲宪政为代价，拖延独裁专制期限的伎俩。
我们所回顾的这十年可以用一个简洁的词语来概括：外强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