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的进化史：从波拿巴的法国到艾森豪威尔的美国｜马各庄图书室

作者/郑梓研

我们讨论的引子是欧洲的1848年。不过，在展开论述前，让我们先澄清这里的“1848年”究竟意味着什么。1848年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年。同时，“1848年”（欧洲社会革命）也是“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大革命）所进展至的新阶段。在“1789年”，市民社会还是混合成一团的“第三等级”。但是，“1848年”却清楚地表明了市民社会的内部分化。一旦承认“1848年”所揭示出来的分化事实，那么，这段历史再也不能被叙述为某种自然目的的实现了——它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本文所试图勘查的就是市民社会分化之一方——资产阶级——的面貌，这个阶级无数次成功捕获、掌控国家暴力。在本文的论述中，国家主义并不指代某类意识形态，而是用来总括资产阶级与国家暴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缔结的政治结合关系。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种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总是以这种政治结合关系为基础的，因此这种讨论实际上比辨析“欺骗性的国家主义话术”要更为基本。

回到1848年。在激荡的群众运动浪潮中，

……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统治地位相连的麻烦和危险……（马克思，1851-185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这便是1848年欧洲群众运动浪潮后的“法国版”结局。当受薪劳动者团结起来，提出一系列社会经济诉求后，资产阶级发现了管理国家的“麻烦”。资产阶级需要国家，但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这个时代的国家。深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使得资产阶级内部日益分化、相互间的协调工作日益繁琐。资产阶级需要铁路，需要运河，需要大学所培养的专业人员，需要铁甲舰队的海外保护，更需要能高效、冷酷、全方位地打击一切劳动者抗争的职业暴力——国家暴力。于是，在法国，资产阶级的皇帝正逢其时地来了。那么，波拿巴究竟是踩着怎样的“风口”而成功加冕为法国资产阶级的皇帝呢？更一般地，历史上，国家暴力如何能够数次与资产阶级政治性结合呢？

革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其直接针对的对象便是国家暴力。革命是国家暴力被冲击、不得不露出狰狞面孔的时刻。没有什么比革命更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暴力及其相关社会关系的切口了。只有从“革命”开始思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国家暴力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考察几次世界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依次考察历史上出现的三个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上的国家。

（一）国家暴力新形式：国民军

我们先直接来看国家暴力本身。在“1789年”，巴黎市民的革命能够成功，其最底层的物质基础是君主的暴力——“旧制度”下的国家暴力——过时了。只要战争还是高度依赖直接的身体间的对抗，依赖使用兵器的技艺，那么战争就只能由特殊的武人集团来从事。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火器的进步，这意味着市民军、国民军能够对抗君主豢养的职业武人[1]。“旧制度”末期，法国君主尚未真正意识到这一市民社会的力量：在抛弃君主所豢养的职业武人暴力集团后，市民可以自行组织起国家暴力。

实际上，市民军的威力早在16世纪下半叶的西欧低地革命中就有所显露。低地地区（今荷比卢）因其可直通大西洋的发达水网，遍布着众多商业城市。因此，低地地区天然集结起了市民的力量。低地革命中，起义军的身份认同由“宗教异端者”——新教徒所构建，起义军的上层指挥者是“橙子家的威廉”（即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等土地贵族，但支撑其“八十年起义”斗争和百年“黄金时代”海洋扩张的则是市民军。在漫长时间里，掌握火器、操控帆船的低地市民军持续不断打击着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专制制度下的传统“列强”，并频繁取得胜利。伦勃朗的《夜巡》即是描述这一时期低地市民军风貌的诸多画作之一。17世纪下半叶，市民集团在英国彻底完成“光荣革命”，市民集团的力量得到释放。这时，人口、面积等总体量上压制低地共和国的英国开始逐渐取得各大洋商路的制海权。

为什么地理上的一小块，其承载的市民社会可以释放出如此大的力量呢？我们不妨引用更晚近的对沙俄军队的一小段论述，以阐释“旧制度”与“新技术、新社会组织”的不兼容：

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1904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是“对海军和陆军战略基本原则的犯罪性的忽视”。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很不开化、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农民群众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孤陋寡闻……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有质量高的人才。没有具有主动精神的、自觉的陆海军士兵，要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专制俄国的军事威力原来只是虚有其表。沙皇制度成了按照现代最新要求组织军事的障碍。……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竟都成为落后的和毫无用处的东西了。（列宁，1905，《旅顺口的陷落》）

失去世界市场供血的低地市民社会在18世纪中期开始迅速衰落。在经过一系列谋杀、欺诈等阴谋后，“橙子家的威廉们”也终于篡夺了市民们的政治领导权。橙子家（“旧制度”遗产）终于实现了在共和国了做“国王”。甚至在宫廷装潢上，橙子家也开始向南部的“旧制度”榜样看齐。但在1789年的时候，法国的“旧制度”却充分展现出自身是如何的不合时宜。而冲垮“旧制度”的新国家暴力形式（市民军-国民军）却已经成熟了。这时候，问题只是“革命”如何被扳响。

在1789年的时候，尚初阶的资本主义还未在市民社会内部离析出发达的阶级对抗。在巴黎，小生意人、学徒工、商人还是混合在一起的。在那时，“第三等级”这一身份促进着整个市民社会的集结。而点燃巴黎市民怒火的则是“旧制度”下君主贵族集团对市民财富的无止境贪欲。“无代表，不纳税”，这一矛盾在北美刺激起了清教徒（作为北美市民的身份共同体）的革命。在1789年，同样的矛盾刺激起了巴黎的“第三等级”革命。

“悲天悯人的”托克维尔试图指责“1789年”的大革命暴力是不必要的——大革命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建设”，难道不也正是大革命前国王所一直在做的吗？然而，托克维尔完全没能理解君主的“官吏”与资产阶级的“公务员”之间的差异。在面对市民社会时，君主的“官吏”从根本上会是“无纪律性与蛮横的”。因为，对于君主的“官吏”来说，其命运只系于上级的喜好，其行事指南只出自上级的口中。对于“官吏”来说，只要他想，他就可以蛮横地对待市民社会中的任何一人——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如何妥善地与长官“交代”、获得长官的“理解”（声泪俱下也好，幕后分赃也好）。“官吏”是由君权所庇护的特殊社会集团。而资产阶级的“公务员”则要遵循资产阶级的法条行事、接受市民社会成员对其职业生涯的监督。用我们当代的词汇说，这叫做依法行政、公众监督。但对于资产阶级的“公务员”而言，这些词汇并非指代上级“官吏”口头的教导，而是指代畅行有效的行政诉讼司法、市民代表的激烈质询等实际的社会状态。

只要市民社会通过“陈情”来抗议“官吏”的不公是一种常态，那么，“官吏”就还是“官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因此，“官吏”的行为将不时地令市民社会感受到“凌辱”。不属于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终究不能理解专制君权必然会对市民社会的持续不断进行着“侮辱”。这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根本上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巴黎市民在1789年迸发出革命的怒火。尽管托克维尔也观察到了税吏的蛮横、无纪律，但他却归于这些税吏不似更古旧时代的领主老爷们、乡贤们“道德高尚”。[2]但时代变了。

国民军的成型，资产阶级对“应用”这一新暴力形式的急迫要求，也是之后拿破仑战争时代“皇帝”舞台的幕后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的持续变革运动转入新阶段。经济史研究对这一阶段的“工业化”进行描述时，已清楚勾勒出欧洲的这样一幅图景：铁路、运河等基础设施里程快速延长，城市化率、人口总量快速增加[3]。在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通过”国家有组织地实现的，而这同时意味着“第三等级”再也不是一个整体了。

资本积累的进程不断持续，市民社会内部的分裂日益清晰。这也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所认识到的基本事实。而在法国，1848年后的一连串斗争事件，资产阶级不仅仅摧毁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也使自己丧失了逼迫“国家暴力”的群众性力量。在经过19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历程，农民们开始摆脱早先的农业农村关系，而成为扩大了的国民军的主要兵员。国民军的士兵们并不共享市民们的意识形态。1848年革命的尾声，便是背叛了群众的资产阶级突然发现了新的可依赖对象：得到农民热烈拥护的波拿巴。

尽管农业小生产者本能性对波拿巴这一“国家”的象征产生好感，但从巴黎进行统治的路易·波拿巴并不是小生产者的“皇帝”。波拿巴将响应巴黎资产阶级投机商们对国家暴力的呼唤。

（二）国家主义的第一个影像：投机商的波拿巴

路易·波拿巴将整个法国租借给了投机商们，资产阶级以债权人的身份与皇帝共享着国家暴力捍卫下的“利好”——这便是第二帝国下“秩序与繁荣”的秘密。

法国资产阶级很早就理解国家信用的意义。在“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时代、复辟王朝时代，都可以观察到金融家们的身影。信贷、融资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已经运作的相当的成熟了。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无数建设中，首都巴黎的改造是最显眼的[4]。路易·波拿巴委任奥斯曼对巴黎进行改造。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成就了波拿巴眼中的“世界文明之都”。改造的着手点是基础设施：巴黎的道路被空前的拓宽，新的铁路网以巴黎为中心铺设往全国。这使得巴黎变为全法的物流中心、制造业中心成为可能。巴黎的物流地位导致了零售业的繁荣，供水与照明设施也得以大规模修建。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波拿巴政权提供了一次令人满意的投机盛宴。不动产市场日益繁荣，房地产日益被作为一种纯粹的资产进行投资。资产阶级相信，既然巴黎的住房始终供不应求，那么，房子就始终是最佳的投资品。

这一切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展，是因为波拿巴政权以国家暴力为其做了担保。为了替商业地产、优雅的住宅腾出空间，波拿巴以国家暴力，以警察驱逐，向居住于巴黎的“低端”居民“开战”。在1852年至1870年整个第二帝国时代，有35万人被迫搬家，超过当时巴黎人口的20%. 在驱逐原住居民过程中，波拿巴政权鲜明体现了自身的立场。一方面，房主获得了远高市价的拆迁赔偿，另一方面，租户（往往是受薪劳动者）被以最为野蛮、纯粹暴力的方式驱赶。波拿巴展示了威力无匹的国家暴力可以何等有效地服务于资产阶级。波拿巴政权的国家暴力在海外表现如何呢？或许，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清楚其残暴与野蛮了。我们只需要提及两个词汇：英法联军、圆明园。

在之后的第二、第三国际中，流传着对留着波拿巴印记的法国的昵称：高利贷帝国主义。波拿巴政权的确使得法国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帝国荣耀，但它并没有使得法国成为一个工业版的强权。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波拿巴政权遭遇了另一个工业版的“国家主义”强权，即刻灰飞烟灭，但这同时使得先前被国家暴力压制的阶级愤恨空前地爆发了出来。历史上反复的背叛、第二帝国时期的长期暴力驱逐使得巴黎的无产阶级再也无法相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任何许诺，30万市民组成市民自卫武装要求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在用一周的时间屠杀了数万市民后，依靠着经普军转交的第二帝国军队的力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重新占领了巴黎。

（三）国家主义的第二个影像：“德国模式”

德国商人规模空前地在一切海外商埠站住了脚……并且慢慢地不仅推销英国的工业品，而且开始推销起德国的工业品来。……年轻的德国工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显一显身手，它只有通过输出才能壮大起来。为此，它在外国就必须享有国际法的保护。英、美、法三国的商人在国外甚至比在家里更能自由行动。……但是德国人呢？……即使他们的大使想保护他们，但又有什么用呢？德国大使本身，在海外也是被人看做像擦皮鞋的人那样的。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统一的“祖国”的要求，是有一种强烈的物质背景的。……“勇气和力量在德国人的心灵中燃烧”……这是从讲求实际的商人和工业家的直接的业务需要中冒出的渴望，他们渴望扫清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德国的统一已成了经济上的必要。而现在要求统一的人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们是在商业中受的教育，并且是为了商业而受教育的，他们善于经营商业，并且善于讲价钱。……他们歌唱“德国人的祖国”……“从麦士到默麦尔/从艾契河到贝耳特/德国呀，至高无上的德国/超过世界上的一切。”（恩格斯，1887，《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波拿巴的成功已经展示了：即使不享有政治统治权，只要能维系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支配地位，资产阶级依然会乐意与一个政权合作。问题只在于寻找资产阶级诉求与占据政权的集团诉求的结合点。在法国，是波拿巴的“皇帝梦”与投机商的投机冲动。而在德国，则是旧君主与容克地主等集团对征服土地的执念与工商业者对更广阔市场的渴求。

在19世纪中叶，普鲁士的执政者奥托·冯·俾斯麦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阅读任何俾斯麦的传记，我们都可以读到俾斯麦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屑。俾斯麦将领导德国击碎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幻梦，用实际暴力教育资产阶级，告诉它德国的实际力量对比。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诉求都必须“通过国家”来实现。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中，无产阶级不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第三等级”一分子，而开始提出自身的社会革命诉求，这使得欧洲资产阶级本能地惧怕动员无产阶级群众。俾斯麦洞悉这一切，为此，德国国家将实现统一、将为德国获取世界上的生存空间、将保卫资产阶级的利润，然后，就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神”。

但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德国国家却并非如法国“旧制度”般无能。在成型后的德意志帝国里，官吏的工作呈现高度纪律性、效率性。马克斯·韦伯将其命名为法理型官僚制，视之为现代性“宿命”。但同时代人奥拓·欣茨（Otto Hintze）则明示：这种“宿命”的到来是因为以战争为目的成长起来的德国国家具有充分的“理性”。

按照韦伯的界定，“理性”的思维方式要求能够将目的-手段-结果联系起来思考。而若要建立目的-手段-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则必须依赖某种“实证”反馈机制[5]。通过“盈利”状况的观察，资产阶级发育出了一种发达的“理性”思维系统，体现出发达的“计量”/数字化特征。普鲁士/德意志德国的统治集团则孕育有另一种“理性”思维系统。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依赖战争的胜负检验目的-手段-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理性的数字化特征，“德国模式”孕育下的理性充分承认激情、情感的意义。如果说会计们是最朴素的资产阶级理论家，那么，德国军官们则是第一批军国主义理论家。

德国的“国家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在于整个国家是围绕战争被充分组织了起来。在德国，军队与大工业生产被高度整合。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军官们是真正阐述这一“德国模式”的理论大师们，譬如撰写《战争论》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作为物质力量的战争，以技术和科学成果装备自己；战争不是短促的，而是绵长的、总体的，以致使敌方彻底服从我方的意志。在德国的军官们看来，所有的国民都是潜在的兵源，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兵源，必须保证国民的健康（国民后备军）；战争不是短促的事件，而是一个国家动员起整体力量后对另一个国家的彻底压制，为此，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业生产都要接受国家的干预、有效地根据战争目的组织起来（总体战）。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可以追溯至皇室霍亨索伦家族的生存形态。对于霍亨索伦君主们而言，他们存在的基础不是土地，而是军队。难道不正是霍亨索伦家的腓特烈二世公然宣布自己是“士兵们的王”，并率先构想着将零散的战争整合为更具整体性的战役吗？

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由于公开而率直地宣布粗野的暴力是自己的基本原则而使自己在道义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对于这种损失，这位普鲁士的容克（俾斯麦）是不加考虑的。相反，他要的是倔强的、用暴力加以镇压的臣民；他们是普鲁士威力日益增强的证据……（恩格斯，1887，《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击败了当时的世界性强权。阿尔萨斯与洛林这一中世纪曾经说德语的法国领土被普鲁士重新夺回。普鲁士震撼了当时的列强国际。不同于早先的对丹麦、对奥地利战争，这次的“德国模式”出场后，彻底震撼了欧洲。当恩格斯80年代末回看这一战争时，他发现，在“德国模式”压力下，欧洲各列强不得不或多或少吸收“德国模式”中的要素，例如以整个国民为潜在兵员的后备兵制度。在80年代，全世界能够制造钢铁舰炮的工厂，只有三个：两个在英国，一个在德国[6]。在强势的德意志帝国的压力下，欧洲各国开始不得不以战争为目的重新整合、组织整个社会。

但是，具有军国主义理性的“旧制度”依然是“旧制度”。寄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的“旧制度”总在孕育炸毁自身的诱因。恩格斯观察到，在“德国模式”中，问题在于财政危机与国民普遍军事化。在“德国模式”刺激下，整个欧洲进入“军备竞赛”的轨道。德意志帝国的财政支出水涨船高。然而，暴力不是财富的源泉，一如国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当国内经济增长已至极限后，德国国家该如何继续给养自身的力量？答：去海外市场抢。这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背景。

但另一方面，普遍义务兵制使得整个国民武装化了。当一次规模惊人的大战过后，各列强无力维持大规模军队、开始裁军时，被军事训练过、组织起来的民众就会将枪口对准统治者。基于冷静的社会结构分析，恩格斯在军国主义高涨年代（1887年）预读到了一战后的革命浪潮。在俄国，是拒绝饥饿中继续战争的工人士兵们组织起了苏维埃。在爱尔兰（英国殖民地），是返乡后的被迫打仗的殖民地军人，战后立刻打响了独立起义的枪声。或许，恩格斯决没有预料到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资产阶级的无耻。在一战后的德国，被遣散的帝国军人既促生着左翼劳工抗争，也促生着形形色色右翼团体的骚乱，例如1923年纳粹党发动的啤酒馆骚乱。而当大萧条袭来时，德国上层——资产阶级与旧帝国军头们（如兴登堡总统），在左右为难时，选择了与纳粹合流。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对国家暴力采取了更为主动的态度。恰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国家暴力的主动运用、坦诚论述，使得我们更彻底理解国家暴力的意义。韦伯不就恰恰是沿着托洛茨基这位当时红军统帅的思路，而用暴力界定了国家吗？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说：“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哪个社会制度理解暴力的用途，“国家”这个概念便也消失了，这时就会出现所谓的“无政府”——就这个词的特定含义说——状态。[7]（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

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普遍有过“德国震撼”的体验[8]。布尔什维克清楚地理解德国是如何迅速成为工业强国的，也清楚在德国，重工业生产与国家之间究竟有着何种紧密联系。革命后的俄国，若要迅速摆脱沙皇专制下的极端落后状态，就必须采取某种能够实现“飞跃发展”的策略。在这里，我们不妨引述斯大林的论述，来看这位布尔什维克对国家暴力有着怎样清晰的认识。斯大林很清楚地理解当代国家暴力与发达重工业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有意识的国家暴力建设路线，在第二次大战及其后充分展示了其威力。

[8] 也应该将斯大林的论述与布哈林与托洛茨基两个斯大林对手的文字相互对照。

我们从旧时代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近于赤贫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它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又遭到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在这个国家里，居民很少识字，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好像零星的孤岛淹没在无数极小农户的汪洋大海中……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轨道上去。……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当时必须创立头等的工业……（如果当时发展日常消费品生产）我们就不会有冶金业，就不会有机器制造业，就不会有拖拉机和汽车、飞机和坦克了。我们在外来敌人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人。……（斯大林，1935，《在克林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实际上，第三国际影响下的各国政治人物对于国家暴力都有极为清醒的理解。比如，一位中国人都熟悉的政治领袖如此解释为什么要发展原子弹等军事工业：“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9]

（四）国家主义的第三个影像：军工复合体

对美国来说，这一庞大军队体系和军火工业的结合是一个全新经验。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州议会、甚至每一个联邦办公室，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一复合体在经济、政治、甚至精神上的总体影响。我们了解发展这一结合体的迫切需要。但我们绝不能不理解这一发展的严重后果：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要卷入其中，并且我们的社会结构也要被卷入。在政府会议中，我们必须防范不当的影响力滋生——无论这种影响力是否直接为军工复合体所寻求。这一错放的权力，其灾难性崛起的潜在可能性始终存在，也将持续存在下去。（艾森豪威尔，1961，《谢职演讲》）[10]

[10] 意译。Dwight D. Eisenhower（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January 17, 1961

这段话源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离职前的演讲。在艾森豪威尔这位战时统帅担任总统的时期，美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所谓的艾森豪威尔繁荣。也是在艾森豪威尔的任内，冷战以更有条不紊的形式展开；但同时，艾森豪威尔时代也实现了对麦卡锡主义的终结。麦卡锡主义始于冷战初期美国社会的“共产主义恐慌”——美苏两大集团在二战结束后，都立刻展开对世界各国的积极渗透。

让当代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时的苏联政权对于世界革命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路线是在苏联足够强大后，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攻势，通过渗透、颠覆等各种方式，零敲碎打地推翻各个资本主义政权，然后建立起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壮大和资本主义国际相对峙的社会主义国际。在战后初期的苏联攻势压力下，同时也因丘吉尔斡旋，美国在欧洲相继执行马歇尔计划、组织起“北约”[11]。但美国国内也因担心共产主义者的内部颠覆而产生“共产主义恐慌”，这构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四处“莫须有”的攻击下，美国的政治精英集团进入了一段草木皆兵的时期。在麦卡锡看来，民主党的二十年执政（罗斯福新政及其后杜鲁门政权），是“叛国二十年”“亲共二十年”。实际上，仅就美国国内而言，新政更早的社会动员始于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运动——高度改良版本的改善劳动生存状况的社会运动。进步主义者在三十年代转为罗斯福政权的热烈拥护者，部分进步主义者甚至直接加入美国共产党[12]。毋宁说麦卡锡主义反映了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焦虑：在打发工人不闹事的钱给足了后，该如何终结进步主义潮流/新政？在艾森豪威尔当选后，麦卡锡要求这位共和党相中的军人总统立刻辞掉所有民主党政权时期的公务人员。艾森豪威尔当然非常反共，不过他希望按照理性的步骤反共，而憎恶疯狗一般“胡乱咬人”的麦卡锡。当麦卡锡试图调查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时，这终于激起了军队的强硬反应。

叙述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感受二战后初期，美国军队和资产阶级“反共”诉求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麦卡锡最猖獗的年代，“不爱国”成为资产阶级及其媒体要求政府辞退公务员的常见理由。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美国社会如同疯狗一般四处攻击“不爱国”/“亲共”人士的状态不逊色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主义。[13]

不过，美国的经验反映出：国家暴力与资产阶级利益的结合并不总是由于“旧制度”残留所致。二战后的美国，国家主义（国家暴力与资产阶级利益的结合）有了更为发达、复杂的形式。艾森豪威尔第一次清楚地以军工复合体这一称呼指代这一全新的“美国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得美国的整个工业产能完全服务于战争，也使得美国的军事工业成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80年过去了，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技术要素（互联网、计算机、芯片等等）也是由这一军工复合体所分泌出来的。这或许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家主义这一国家暴力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整合体已经历史性完成了；国家主义可能已经具有了完备的资本主义化形式。

让我们继续阐述这一论点。通过国家——或者更具体地说——通过国家暴力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在历史上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及至20世纪下半叶的或大或小的东亚奇迹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结合。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种结合的异质性在于，国家暴力总是表现为以一种外在的、寄生的形式。战争总也无法成为资产阶级的专业工作之一，而总是外在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专家的工作。而在涉及到国内管理时，无论是警察，还是货币发行，等等，也依然是由非资产阶级从事的特殊的职业。在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危机之外，财政危机对这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如鬼魅般无法摆脱。当然，简单的比附下，我们也可以硬扯上“抽象的资本主义内蕴的矛盾”，但这并无助于我们在更长历史时段思考资本主义的变迁。

事实上，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也正是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开始具有了日益发达的论述内容。资产阶级第一次开始有了理论工具，可以系统性论述国家应该如何制定法律、设立机构了。目前看来，我们大概可以列出两条论据，认为国家主义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一则是军工复合体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创新来源。军事需要刺激起了技术创新，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军事需要所产生的技术创新，以如此大规模的程度转入民用、转入消费市场，并彻底革新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这的确是一个美国军工复合体模式下的现象。二则是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来说，在早期假定国家是“守夜人”的古典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开始系统性地、充分地论述国家应该是怎样的。当我们阅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马歇尔计划的衍生组织）的一系列政策改革报告时，我们可以迅速发现，那里活跃着制度经济学家的身影。

在这一参照下，我们或许同时可以理解苏联经济形态衰败的部分原因。旧德意志帝国式国家主义模式，在美式军工复合体压力下，终究会衰败。对于美式军工复合体而言，对于军工复合体的研发投入，最后会被转化、整合入消费品市场，从而维系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活力。而在斯大林经济路线下，对于军事科技的投入，其产生的技术创新，最终并未来得及消费品转化，而还局限于挤兑消费品生产、造成经济的负担。痴迷于计划经济模式的人们或许依然可以畅想，有了当代计算机技术后，这种经济模式是否依然可持续——此处不做任何评述。

这个模式的问题我们亦可以于中国看到。“前三十年”已经基本将中国转为工业国，但在这一时代的经济路线中，基本取向便是注重积累（军事工业、重工业部分），压缩消费（消费品生产），因此，人们的日子必然过得“紧巴巴”的。作为当代人，在既认识到军事工业/国家暴力发展的意义，又依然可以听到对于“匮乏年代”的抱怨后，我们可能极难以评判这一经济路线的对错。但是，在80年代，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技术民用、消费品转化得以大规模推广后，这一模式（没有资产阶级的“德国模式”）迅速失去了竞争力。实际上，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激发经济繁荣是相当晚近的事了。在经历漫长的工业衰退后，历经80年代一小段经济繁荣，美国的经济再次繁荣始于九十年代（互联网经济等）。

当然，我们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形式绝非是摆脱了危机的资本主义形式。90年代以来的“历史终结论”只是互联网繁荣下的幻觉。在美国，或许，资产阶级的确筑起了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形式。但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绝非是什么“美好”社会制度。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比清晰地表明，在美国的形式下，国家主义不再具有特殊的矛盾，而是共享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资本积累过剩。今年的城市抗争也表明，表现为种族悲愤形式的阶级愤恨，在美国已持续延烧了上百年。[14]

[14] 这里，我们不妨提及一个左翼团体的街头号子：“1-2-3-4 this is fucking class war, 5-6-7-8 overthrow the racist state”

至此，我们不妨对本文的分析做一个总结：在历史上，德法这两种国家主义形式或可称为国家暴力与资产阶级的外在结合。在这种形式下，除了一般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外，还有着国家的财政危机。国家行为并不必然接受资产阶级所划定的财政纪律。君主的夸耀心、战争诉求，乃至为维护稳定而对底层的贿赂等等都将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巴黎的改造者”奥斯曼正是在债务丑闻中被轰下台。当财政扩张的周期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周期相逆时，这样的结合便要日益面对炸毁自身的威胁。而美国的国家主义形态则或可称为国家暴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的彻底融合。资产阶级也开始成为国家暴力使用的专家。资产阶级的兵工厂极为卖力地研制着杀人机器人，极具热情地构思着未来战争的形态。

如果我们认为阶级问题是一个应无比严肃对待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重新接续恩格斯的问题意识：将资本主义经济史、阶级关系发展史、国家暴力发展史统合在一起进行思考。[15]在完成对英国工业都市的调查后，恩格斯就从未停止过对阶级战争的“地势”、“阵线”的勘查。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刺激下，“旧制度”下的君主们集结了起来，形成了试图围剿市民革命的反动国际。而1848年社会革命既明示了市民社会的内部分化，也促使资产阶级背叛市民社会多数成员、选择与旧日君主旧日勋贵集团合流。德语区1848年的资产阶级制宪“骚乱”被君主们的军警清扫了。但君主政权也因此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至少也必须要回应资产阶级在扩大市场等方面的诉求。先前由君主们所集结起来的反动国际也因此逐渐被君主-资产阶级联合经营的“列强国际”所替代。实际上，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也正是各自不同国际间、阶级间形势下的无产阶级集结。

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列强的国际正日益成型（在更晚期，列宁喜欢用帝国主义国际来描述这一状态）。在西欧，无论是以共和国为名，还是以帝国为名，各列强的暴力机器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所给养。列强间的国家暴力对峙早已不是盔甲壮汉间的对峙，而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间的对峙。晚年的恩格斯一直持续观察、分析这一变动的格局。在又一次考察军事发展、各阶级集结形势后，恩格斯在他的最后一年（1895年）写道：“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恩格斯，1895，《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作为当代人，我们正在经历着新的历史巨变。因此，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知识、革新我们的认识。90年代，当冷战刚结束时，“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但现在，“历史终结论”早已是过眼云烟。“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亦在其新书中重新审视原有的结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论述得更直白：当前，小型国家或被迫要在强权间选边站。[16]在动荡的局势下、在纷扰的强权间对抗下，或许我们有迫切必要在政治经济层面重新思考国家暴力、社会变革等一系列议题，以免永远在大他者织造的伟大梦想里浮游，或在无奈的后见之明里嗟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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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恩格斯对于欧洲军事史进行了大量梳理。可以参考他在《反杜林论》等一系列作品里的欧洲军事史叙述。
[2]参考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3]可以参考Stephen Broadberry & Kevin H. O’Rourke缩编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2010).
[4]关于巴黎改造有两本参考文献，一本是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一本是史蒂芬·柯克兰的《巴黎的重生》。前者是批判研究立场，而后者推崇路易·波拿巴。
[5]随便拎出一册韦伯《经济与社会》文集中的一册，都或多或少会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6]恩格斯，1887，《暴力在历史中作用》。
[7]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
[9]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0/0228/c85037-31609067.html
[11]参考丘吉尔“铁幕演讲”。Churchill, 1946, The sinews of peace.
[12]可以查看20世纪上半叶各进步主义记者、作家（譬如杰克·伦敦）的人生履历。杰克·伦敦甚至写过一本小说《铁蹄》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要追求社会主义。
[13]不妨参考任一本艾森豪威尔的传记。终结“麦卡锡主义”会被理所当然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政绩”记载。
[15]参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等著作中的论述。
[16]见李显龙《濒临险境的亚洲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