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不是“恶性暴力”，而是“女性屠杀” - 端传媒 - 最新
端传媒 - 最新「造成唐山事件的不是施暴者有势力和靠山，而是父权制社会对一个普通男人也提供了足够信心支持，让他可以参与到“女性屠杀”中。」
特约撰稿人 贾素之 发自新加坡
河北唐山几名男子在烧烤店性骚扰及暴力殴打几位女性的事件，时隔一天之后（6月10日），因为监控视频的流出而引发中国女性的集体怒火。
根据烧烤店监控拍下的现场视频，性骚扰的男人先伸手摸一位陌生女性后背，被喝止后立刻劈头殴打对方，另一名女性拿啤酒瓶反击，之后性骚扰男的男性同伙冲进来围殴，并把被性骚扰的女性拖至店外暴打。期间，烧烤店内其他女性也加入了保护被打女性的行列，但都被性骚扰男及同伙殴打，而在场其他男性无一人出手相助。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被殴打的女性头部伤势严重。
事件经由微博曝光引发舆论关注后，政法系统给出了自相矛盾的说法。6月10日下午，唐山市公安局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接到群众报警后，当时就把人控制起来了。”与此同时，唐山政法委书记则表示公安部门正在抓捕嫌疑人。后续新闻显示，6月10日晚才开始有施暴者被抓捕归案。6月11日下午，其中一个施暴者甚至已经逃到外省。以上事实说明，殴打事件发生当晚，警察出警后凶手最终依然行动自由。
不幸的是，这起令女性恐惧和愤怒的暴力事件，首先面临的难题依然是如何做好男性的公共教育，让男性理解其中存在性别议题，理解女性不安全感的来源。公共教育受挫的另一面，是对这样一起直观的残暴事件的愤怒指控，其舆论后座力依然主要是大量男性的代入性委屈——“治安问题为什么要引导到男女对立？”“我是男的有原罪吗？”
女明星张雨绮6月10日发了一条微博，怒斥视频中见死不救的男人，“中国男人都应该去服兵役……天天都说崇拜英雄 想当英雄……看来战狼的影响力确实大，都用来对付女人了！”在明星面对公共议题噤若寒蝉的年代，当红明星罕见发声，也说明愤怒的火焰已难以熄灭。这段话把意识形态提倡的“阳刚”之气和频发的性别暴力联系在一起，得到大量呼应（140万个点赞），同时也引火上身，一条典型的评论如此反驳：“中国男人都去服兵役，谁来养家糊口？偶发的事件扩大到全中国男人？”
“并非所有男人”（Not All Men）作为男性面对性别议题时的防御性话术并非中国独有，本文并不打算就此展开，只引用一句话进行回应：“是的所有女人”（Yes All Women）。“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暴力狂，但“是的所有女人”都生活在性别暴力的恐惧中。
著名民粹主义领袖（坊间称之为“蛆”）上帝之鹰也反驳张雨绮：战狼精神的定义是“犯我中华者虽强必诛”，什么时候变成提倡对本国女性施暴了？他在其他几条微博中强调现场有男人出手劝阻、以及“中国男人救人的新闻比比皆是”，以抹去唐山事件中的性别因素。
跟上帝之鹰异曲同工的是前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他说“保护女人才是男人的天性”，并列举一段让他“看哭”的电影情节作为论据：苏联士兵为救一名女卫生员而死伤惨重，成功营救后，女卫生员的老公狠狠抽了妻子一个嘴巴。网民“潘萌SoPhia”精准地评论：“老胡身上能看出很多男的本我，就是你明知道要写一个保护妇女的东西，还是忍不住抽了老婆一个嘴巴。”
胡锡进的发言代表一种在父权制中已经相对开明的观点，即男人应该像保护财产一样保护自己的女人（更多的现实是女人被出卖和献祭）。但进步的女性当然并不买账，“不需要男生保护好女生，只需要男生都管好自己不去伤害女生就行”的心声在社交媒体此起彼伏。这一心声还是对中国男性长期在舆论场上侵蚀女性话语权的反击，2020年3月，中国司法部就《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此事引发了部分中国男性的剩男恐慌，当天“中国男孩保护中国女孩”的话题成为微博热搜。这句话从此被不断地引用，在性侵、家暴、拐卖妇女等性别暴力事件中回响，以提醒男性，谁才是施害者。
一篇《你们没资格叫女性“保护好自己”》的文章也广为流传，文章指出男性及制度应该更主动承担责任，在主流媒体不断提醒女性“保护自己”的垄断性信息流中戳破了“治安问题”和“保护自己”的迷思。
另一篇《为什么性别议题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如此重要》的文章指出，事件因性骚扰而开始，发生在“官方大号刻意扭曲、美化事实”（将性骚扰称为“搭讪”）的语境中，发生在“一个对女性的暴力猖獗的社会”（包括离婚日益艰难、职场对女性的歧视等），她是“作为一个女人被暴打，仅仅因为她拒绝了一个男人的要求，而这件事，对视频里的男人，对这个社会，如此不可饶恕”。此外，还有不少女性耐心撰写长文章，尝试和男性讨论什么是性别特权。性别恐怖袭击发生后，怒火中烧的女性投入了细碎的公共教育工作中。
性别议题的确凿无疑，还体现在更下沉的流量市场的反应中。6月10日当晚，在短视频平台中，已经有人板上钉钉地臆测受害女性是“性工作者”或“给男的戴了绿帽子”，也有人指责她被“搭讪”后反应不该那么大，“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有人独辟蹊径地全力维护“搭讪”的正当性。同样在短视频平台，有人人肉搜索出施暴者的妻子和女儿，被制止后表示“咱们广大网友对他儿子不感兴趣，只对她老婆和女儿感兴趣”。
正视“女性屠杀”
另一种否认唐山事件作为性别议题的逻辑，是认为核心议题应该是“人权”而不是“女权”，换言之，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前媒体人孙旭阳在《唐山案：是坏人打好人，不是男人打女人》一文中就提出这个观点，他写道：“见义勇为从来不是最难的，难的是你以为的见义勇为，在祖国那里却是互殴，是故意伤害，连防卫过当都很难够上。”
跟上帝之鹰、胡锡进等体制打手不同，孙旭阳代表的是传统的自由派媒体人，一向也不和体制太过亲和。孙旭阳指出的“正当防卫”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在2009年的夏俊峰案（被城管殴打的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最终不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中曾经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的确，一条清晰的线索是公民权利被国家力量不断剥夺，加上不够公正的司法体系，让普通人面对侵害时几乎无法自救和互助。
但即便只讨论公权力的问题，其中仍然有清晰的性别议题线索。以家暴为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研究了400份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判决书，最终被法庭确认构成家暴的只有两成。因家暴报警而遭警察和稀泥的案例更是多如牛毛。在提高生育率的政治指令下，因家暴而起诉离婚的女性被判决“感情未破裂”不能离婚的比比皆是。更别提无处不在的性骚扰连报案都难的问题。
唐山事件中，性骚扰男摸了当事女性的后背，被主流媒体描述为“搭讪”、甚至直接曲折成“交谈”。这种男性本位的思维在国家意志、立法实践和执法过程中无处不在，它不是公权力对普通人的无差别碾压，而是男性对女性的伤害。如果公权力受到制约，“人权”得到保障，“女权”就会自动得到保障吗？不会的，有太多声称尊重“人权”的人，认为“搭讪”不是性骚扰。面对这样的事件，再不信任公权力的男性，也会认为报警是理性的选择。而此事在女性群体中引发的情绪波澜，是很多人决定去学习武术。是因为女性更不信任公权力吗？不是的，是在父权制社会幸存至今的经验使她们明白性别暴力无处不在，且除了自保别无他法——在这种经验中，极权和父权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中国的女性来说，厌女的脉络再明显不过了。2021年肖美丽在餐厅劝阻男人抽烟被泼热水，最终以网暴肖美丽结束。2021年西安地铁保安暴力拖离女性乘客，拖拽过程中女子衣服被撕破，身体几乎完全裸露，最终公安局通报两人均扰乱公共秩序。2022年春节引发全社会关注的丰县“铁链女”事件，至今当事女性仍留在被拐卖去的地方，所有追问此事的人都会收到警察警告或被消失。
这是从未停止的女性屠杀（Femicide和Feminicide）的一部分。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Femicide的定义是“故意杀害女性，只因为她们是女性”，这个定义也扩展到“任何杀害女人和女孩的行为”。世卫组织指出，全球有35%的女性屠杀是发生在亲密关系内的，“涉及家庭中持续的虐待、威胁或恐吓、性暴力，以及女性比伴侣拥有更少的权力和资源”。而女权主义学者后来补充提出的Feminicide，则包括“所有形式的、系统的骚扰、虐待和暴力”，尤其包括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暴力。
不必说计划生育导致的集体杀女婴，不必说有关当局包庇的拐卖妇女网络，不必说从未停止的针对女性的荡妇羞辱，不必说被持续打压的女权组织和女性互助组织，不必说无处不在的针孔摄像头和偷拍犯罪，不必说以共青团中央为代表的国家意志的公开厌女，直到最近一个月，广东佛山从官方到民间权威都仍以“传统文化”为理由指责一位登上龙舟的女性，放任了对她的网络霸凌。
而在唐山事件中，男性聚集的论坛虎扑有人发帖问：“老实讲你们遇到唐山烧烤店事件会不会出手帮助”，以回应“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指责”。压倒性的回帖都是“不会”，不仅如此，大部分人都给出了充分的理由来正当化自己的选择——“一个人去也是白搭”、“看着局势，这帮喝了酒真下死手，对这女的还手下留情了，对男的就不是这态度了”、“主要我们国家只要动手就是群殴”。这和另一位民粹领袖子午侠士的反应一致，在此事中，子午侠士除了攻击女权和刑法学教授罗翔，还表示在“那样的现场”没有人会“挺身而出”。甚至，另一位自由派媒体人张丰也写了文章表示《我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他认为是因为一种突出集体而忽视个人的教育。
这是一种值得分析的集体反应，如此多男性都进行了一次“范跑跑”式的出柜，表示自己不会出手相助，并力证责任不在自己。他们在这一刻结成了“兄弟会”，共同创造了人人说“不会出手”的舆论，以此制造出没人挺身而出是“常识”，出手相助反而是不正常的“现实”。兄弟会就是这样运作的，一群男性站在一起起哄、编排、攻击别人，在小环境中快速建立权威和“常识”，再用这套常识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这和烧烤店中一拥而上打人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似乎都忽视了，视频中有多名女性挺身而出了，那是远超他们的正义直觉和道德勇气。有这么多人强调不会出手，下一个当众施暴的人有什么好忌惮的？
唐山事件是一起最直观的女性屠杀，而助长这种屠杀的是一个始终清晰传达出“这样做的代价很低”的信号给男性的文化、社会和国家。正如一篇文章非常接地气地劝诫男性“不要偷拍女性”、“如果女生拒绝了你的求爱请求，不要认为女生在欲拒还迎”，因为在这个扭曲环境里长大的他们，不知道这是常识。整个国家都参与在女性屠杀中，从来没有停止。
监控社会和严打悖论
有网民发掘唐山事件的施暴者在当地小有势力且已经前科累累，认为这应该是“黑恶势力”。无独有偶，唐山市委书记6月10日晚上也宣布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回头看”。不少人也忧虑经济下行中社会治安再次失序，并认为应该再来一次1983年的“严打”——如邓小平所指示的“依法杀一批”，当时因“流氓罪”而被判处死刑的就不在少数。
唐山事件无疑动摇了中国这些年伴随着绩效合法性而塑造的宜居国家形象——可以安全地深夜撸串的国家，也动摇了伴随着天网监控系统和网格化管理塑造的全能国家形象——网民讽刺公安局一天都抓不到人，疾控系统一天却可以追查到4000个阳性患者。两种国家形象的的裂缝当然指向了一个早已饱受质疑的问题：强大的国家保护的是政权还是人民？
答案既然不言而喻，那么修补裂缝的行动，比如“扫黑除恶”回头看，比如“严打”，当然也不会真的让女性的处境变得更好，不会让普通人更有安全感。正如丰县事件后轰轰烈烈的专项行动，也未见救出哪一个拐卖妇女，连全社会关注的“铁链女”本人，都无法离开那个村庄。
此刻的深渊是，任何令人震惊的社会事件都不会带来“启蒙时代”的法治进步（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促进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反而只会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当然没有社会事件也不影响这一进程）。
而无论再怎么扫黑除恶和严打，对女性的处境都是于事无补的，以打扫式的“清零”思维应对社会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表演和对社会问题的无视。造成唐山事件的，不是施暴者多么有势力和靠山，而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对一个普通的男人也提供了足够的信心支持，让他可以参与到“女性屠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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