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从苏联瓦解到一月起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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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文：哈萨克：从苏联瓦解到一月起义（下）

哈萨克的一月起义，特别是阿拉木图(Almaty)的起义，是大多数哈萨克人有生以来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Kasym-Jomart Tokayev)在集安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sation）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其描述为“哈萨克在整个 30 年独立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而这也是现代哈萨克资产阶级政权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威胁。（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1月20日。译者：Affroins）

短短几天内，整个国家就陷入了一场真正革命的，最重要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这动摇了两位“总统”、他们的寡头以及其看门狗脚下的地基。确实，这一强大的运动已经（暂时性的）被淹没在了鲜血之中。但哪怕是进行这样的事情，哈萨克政府也需要召集外国势力干预才能达成。

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被称为是“扎瑙岑(Zhanaozen)的刽子手”。而从现在开始，他的继任者理应则被称为是“共和国的刽子手”。哈萨克永远不会一直着维持同样的情况。伴随着2011年的扎瑙岑事件；2016年的“土地示威”；和 2019 年的抗议活动，今年 1 月的事件代表了哈萨克和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发的又一个阶段。这些事件正在逐步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奠定基础，最终将拆除整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大厦，并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起义纪事

在宣布市场化液化石油气(LPG)的价格后，哈萨克于西部的曼吉斯套(Mangystau)地区便开始大规模抗议燃料价格的上涨。这就导致了价格从每升 50-60 腾格 [哈萨克货币] 上涨到 120 腾格及其以上。而在这个产油区，液化石油气-或“汽车燃气”-则被广泛用作车辆以及烹饪和取暖的燃料。1 月 2 日，在有着丰富的劳工和工会运动传统的扎瑙岑市中，居民走上街头以抗议物价上涨。而在同一天，抗议活动蔓延到了整个地区，也包括抗议者正在开始在其中央广场搭建帐篷的行政中心阿特劳(Atyrau)。

1 月 3 日，油田爆发了罢工。为了阻止运动的蔓延，石油公司的管理层拒绝将工人送回家，迫使他们步行数十公里穿过冰封漠海。石油工人要求将他们的工资提高 100%，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而工人们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也提出了政治要求，特别是关于政党和独立工会的合法化。声援曼吉斯套抗议者的纠察队也开始在全国各地聚集。到早上的时候，曼吉斯套地区的罢工已经普遍化了，阿特劳地区的田吉兹雪佛龙(Tengizchevroil)的石油工人也加入了罢工。

很明显，最初，负责部门非常正确地表示，无论是地方行政还是国家政府都无法决定价格，价格上涨反而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但很快政府就退缩了，宣布将规范汽车汽油价格，并调查加油站所有者可能进行的价格操纵。在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后者同意了暂时将价格降至每升 85-90 腾格——但这仍大大高于抗议者所要求的每升 50 腾格的价格。

但政府的最小让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 月 4 日，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在哈萨克中部的卡拉干达(Karaganda)地区的工业区，安赛乐米塔尔铁米尔套(ArcelorMittal Temirtau)公司的矿工以及哈萨克铜业公司(Kazakhmys)的金属工人和矿工之间爆发了罢工。卡拉干达铸造厂和机械制造厂的工人——就像石油工人一样——要求增加 100% 的工资、增加带薪休假和免费的工作餐，以及为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人提供额外的工资和养老金福利。此外，罢工者还要求解雇厂长。

在几乎所有的区域行政中心，数百万到数万的人群涌入了主要城市的广场。公民们则前来表示声援扎瑙岑，并因对国家事态的共同不满而团结起来，很快就开始集体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到曼吉斯套所提出的要求的启发，包括经济性的（结束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增加工资、债务缓解）和政治性的（民主改革、解散政府和总统、解散议会、新的选举、释放政治犯）。

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政治斗争；但实践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如此迅速地就形成如此清晰、健康、社会和民主议程的事实就是这一点的显著证明。抗议者不仅表现出了极大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积极阻止着警察密探的行动，而且坚守到底，拒绝接受被惊吓到的官僚的借口，以及拒绝离开城市广场。

到 1 月 4 日晚，数万人聚集在扎瑙岑和阿克套(Aktau)的街道上。但在那时，阿拉木图街头的事件已经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在抗议活动的最初几天，阿拉木图和首都的警察已经成功地先发制人：城市广场被封锁，市中心的移动互联网被瘫痪，许多活动人士在离开家时就遭到了拘留。但到了 1 月 4 日下午，阿拉木图的广场——尤其是市政府所在的共和国广场——已经开始挤满了抗议人群。

除了前首都通常的政治阶层以外，阿拉木图郊区的工人和青年也果断地进入了现场。他们的主要集结点是位于城市西部的阿拉木图体育场(Almaty Arena stadium)，这里集中了南部首都最贫困的地方。其经常被比较为贫民区和南美贫民窟。数以万计的人群向共和国广场前进，沿其 1.5 小时的路程中挤满了新的参与者。

阿拉木图警方对群众发起了激烈的巷战。几天来，类似的场景席卷了全国多个城市。安全部队用棍棒、闪光手榴弹和催泪瓦斯迎接接近广场的人群。随后，在市政大楼所在的广场上，同样的武器也被用来对付抗议者。很快，橡皮子弹也被部署了。对自己的公民进行宣战的国家，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并且其很快就变为了反攻。一连几天，城市里都充斥着爆炸声和枪声。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吞没了阿拉木图的历史中心，广场被燃烧的警车和主要的行政大楼的大火照亮了，其中，激愤的反抗者也成功地闯了进去。

到了 1 月 4 日至 5 日晚上，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显然已经无法再镇压抗议活动了。许多安全部队成员都遭到殴打并被解除了武装。意识到整个政权的基础正在从脚下滑落，托卡耶夫声明解散政府，并宣称阿拉木图和曼吉斯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和宵禁，后来又将其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无论是让步还是加强镇压都已经无法帮助该政权了。到 1 月 4 日深夜，阿拉木图大屠杀的消息传遍了全国。与安全部队的大规模冲突（双方都使用了枪支）和对行政大楼的破坏（警察局、地方行政当局、执政党办公室）在一定程度上蔓延到了全国各地的城市。

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于 1 月 5 日、6 日和 7 日在阿拉木图以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城市继续发生，包括克孜勒奥尔达(Kyzylorda)、塔拉兹(Taraz)、希姆肯特(Shymkent)、阿克托别(Aktobe)和塔尔迪库尔干(Taldykorgan)，其中，反抗者们设法把一个巨大的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从它的基座上拉了下来。 1 月 5 日至 6 日，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则处于被动状态，显然将街头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抗议者。在阿拉木图的在那些日子中，该市大部分地区的街道上的警察完全缺席了。而在其他城市，一些执法人员和武装部队成员也拒绝执行镇压抗议的命令；并且其也存在着兄弟情谊的事例。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明确表示不参与这场对抗；一切都表明这是他们领导层的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尽管这显然不是出于对抗议活动的声援！

尽管最初的起义在首都被成功镇压，且到 1 月 5 日，这一政权也似乎即将结束了，但反抗者们几乎完成的对阿拉木图的占领只是迈向彻底地推翻现任政府的一步。而在电视讲话中，托卡耶夫总统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将自己宣布为了安理会主席——这个官职本来是为纳扎尔巴耶夫所终身保留的职位！

然后，他便对抗议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将抗议运动的参与人士称为“被收买的密谋者”。然而，街道仍处于反抗者们的完全控制之下。少数仍然可靠的安全部队人员则集中在被围困的警察局总部和阿拉木图总统府中。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阿拉木图发生了相对较大的抢劫浪潮，这吓坏了小康阶层的人们和那些道貌岸然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如预期地，争先恐后地去保卫私人财产、购物中心的橱窗和贩卖电子产品的商店，并与“野蛮人”和“乌合之众”们保持距离。

而到了1 月 5 日至 6 日晚，在解除了全国互联网瘫痪的数小时后，政府宣布决定召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维和人员”——主要是俄罗斯的军队。他们对抗议运动的措辞也变得更加严厉：他们将叛军宣布为了恐怖分子，并声明开始“反恐行动”。只有在政权从其他地区重新部署军队到阿拉木图地区，并且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分遣队获得了一些战略要地之后，托卡耶夫才能够镇压群众的抵抗。革命戏剧的一个转折点是在 1 月 6 日的晚上，数百名留在共和国广场的和平示威者被枪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阿拉木图及周边地区继续发生着较小的冲突和枪战，但人们已经逐渐开始离开全国各地的街道和广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回了家；剩余的其他人则躲藏起来；而在那些日子里，有数百名的平民被杀害（确切数字仍然未知）。

几乎从一开始，当局就试图将反抗群众定性为“外国恐怖分子”，或者充其量是某种阴谋的走卒。国家的警察官僚逻辑通常无法以任何的其他方式来理解此类事件。当然，哈萨克统治阶级也存在着分歧。一旦群众参与进了事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个人和团体就看到了利用这场运动来推进自己利益的机会。

但是，将一切都归结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冲突——正如媒体所做的那样——就是忽视了街头群众运动本身就是事件主要动力的实施。各种“专家”和政治评论员正试图通过把视线完全集中在精英内部的宫廷阴谋和派系斗争问题上的方式来破坏这场关于抗议社会性质的谈话，从而在相比之下，将群众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只关注个人活动的历史观，或者更糟糕的是，关注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群众的幕后黑手的阴谋，在解释这些革命事件时则比没有用处要更加糟糕。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分析，以找出正在展开的进程的根源：要在现代哈萨克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中找到根源。

哈萨克的历史

现代哈萨克位于被称为“大草原(Great Steppe)”的地区的南部：在西伯利亚针叶林和中亚沙漠之间的广阔草原的平原之中。几个世纪以来，突厥部落每年都通过该地区向北迁移，其在春季穿越草原和森林草原，而在秋季和冬季返回沙漠和山麓的边缘。

由于金帐汗国（由成吉思汗后裔领导的鞑靼和蒙古军队）和乌兹别克汗国在 15 世纪中叶的解体，哈萨克汗国便在这里出现了。在北方的森林草原上，有西伯利亚汗国；向南，越过沙漠和山脉，则是布哈拉汗国；东边则是准噶尔汗国，在 17 至 18 世纪期间，哈萨克人与它进行了无休止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战争。而大约在同一时间，又出现了三大哈萨克氏族联盟：其分别是位于哈萨克的东南部、东北部和西部的高级、中级和初级玉兹(Zhuz)。

与此同时，在 16 世纪中叶，沙皇伊凡雷帝四世(Tsar Ivan IV the Terrible)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后，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并入了莫斯科大公国。在同一世纪末，在叶尔马克战役后（以领导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首领或军事指挥官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Yermak Timofeyevich}的名字命名），西伯利亚汗国垮台，俄罗斯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殖民。

使用着典型的俄罗斯殖民策略，在18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政府决定建造奥伦堡(Orenburg)、乌伊斯克(Uysk)和西伯利亚的边界线，其中包括了堡垒和哥萨克人居住的定居点。这些路线随后又逐渐向南移动，并将游牧的哈萨克人从他们的夏季牧场上赶走了。而沙皇殖民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青年玉兹的大多数部落都去支持了在1773-1775年由叶克群(Yaik)的哥萨克领导者叶梅利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ev)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避免在干旱的干草原上定居，因为其被认为对农业有风险。这样一来，现代哈萨克的北部边界就画好了。而哈萨克最终并入俄罗斯帝国是 1850-1868 年俄罗斯-浩罕战争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帝国主义占领了中亚大部分肥沃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布哈拉和花拉子模(Khwarazm)。

于是哈萨克草原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了帝国之内，尽管主要由斯基兹科·苏丹(Syzdyk Sultan)领导的草原居民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他们还是被纳入了帝国。东南部的斯咸迪苏(Zhetysu)是个例外——那里的山麓有足够的降雨量，可以进行集约化农业。而在这里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则被俄罗斯移民殖民者所取代：首先是哥萨克人，后来又是农民。1854 年正是在这里建立了维尔尼(Verny)堡垒。而在革命后，它则更名为了阿拉木图。

哈萨克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最亮丽的一页则写于 1916 年，是当时一场因征用牲畜和动员哈萨克人从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工作而爆发的起义。起义在谢米列契(Semirechy，又名斯咸迪苏)最为激烈。而它的领导者则是托卡什·博金(Tokash Bokin)，一名谢米列契地区移民局的翻译，也是后来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之一，和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书记。

起义还席卷了图尔盖(Turgai)地区，这场起义由多次击败了被派去执行惩罚措施的俄罗斯军队的阿芒吉尔迪·伊马诺夫(Amangeldy Imanov)领导。图尔盖的起义从 1916 年夏天一直持续到 1917 年底图尔盖被俘，当时苏维埃当局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就像托卡什·博金一样，伊马诺夫也于 1918 年被哈萨克立宪民主派的阿拉什党（译注：阿拉什党是1917年在奥伦堡成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其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之下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决）的成员暗杀。

在1920 年代，苏维埃政权实施了列宁的民族政策——这是由哈萨克农民和俄罗斯工人为了共同反对阿拉什奥达(Alash-Orda)政府的白人哥萨克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建立的。在1919 年 7 月，吉尔吉斯地区（哈萨克人在1920 年代中期之前的通常称呼），即后来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Kirghiz ASSR)成立了，其首府先是在奥伦堡，然后又转到了克孜勒奥尔达(Kyzylorda)。而到了1925年则改建为以阿拉木图为首都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截至1927年）。

尽管苏联当局推行了一项使哈萨克人适应定居生活方式的总体政策——这应通向文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同时也考虑到了仅仅在冬季牧场上饲养牲畜是不可能的。因此到了1928 年，大多数哈萨克人都成了半游牧民族。但菲利普·戈洛谢金所(Filipp Goloshchekin)推行的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同时也伴随着“定居化”，即迫使哈萨克人进入定居的集体农业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政策是由于该政权在控制游牧民族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而实施下去的。因此在1930-31 年间，牧场的枯竭导致了牲畜的大规模死亡。而到了 1933 年，之前存在着的 4000 万头牛在当时只剩下了不到 400 万头。

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饥饿。根据各种估计，100 万至 175 万人——约占该共和国哈萨克人口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死于饥饿。此外，至少有 138 万人从共和国移民，且主要是移民到中国。 意为饥荒的Asharshylyk这个词，也成为了谚语。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 1932 年 9 月至 1934 年间， 3140 万吨的国家储备粮不作为粮食援助分配给游牧民族的话，死亡率则会更高。

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直试图将Asharshylyk描绘成斯大林政权精心策划的罪行。但实际上，Boulez de la Merta 的标语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这比犯罪还要糟糕。那就是一个错误。”通过计划游牧民族的集体化，官僚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且在普通共产党人没有机会批评“中央”决定的情况下，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悲剧。

同时，在哈萨克荒凉的草原和半沙漠地区中，建立了一批古拉格劳改营(Gulag)。首先是哈萨克中部卡拉干达附近的巨大的卡尔拉格(Karlag)，在那里发现了大量沉积的煤炭和铁矿石。它的分支机构之一是苏联最大的妇女集中营，即“ ALZhIR ”（阿克莫林斯克祖国叛徒妻子集中营{Akmolinsk Camp for Wives of Traitors to the Fatherland}）。在那里，被处决的革命者的妻子——19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以及那些政府的实际内阁，包括苏联的正式领导人——加里宁，都被监禁至此。

哈萨克一直被斯大林视为流放地，从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开始，尤其是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他在阿拉木图度过了 1928 年整整一年的流放期。后来，富农在集体化时期也被流放到了那里。服完刑期之后，无权离开哈萨克的卡拉格囚犯也留在了那里。然而，最大的前往中亚的被迫迁移则是斯大林种族政策的结果。其始于 1937 年，当时朝鲜人正被驱逐出了远东。随后，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也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在 10 多年的时间里被迁移到了并不太适合的地区，主要是哈萨克。而其中也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英格里芬兰人(Ingrian Finns)，但居首位的还是德意志人。

在1941 年 8 月的最后，伏尔加河地区的德意志自治共和国被清算时，将近一百万的俄罗斯中的德意志人中的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其中。但不像大多数其他移民，德意志人依靠着拥有在伏尔加河地区干旱的草原种植的经历，便开始耕作哈萨克的黑土。这一经历也影响了赫鲁晓夫决定在 1954 年开始对哈萨克北部草原进行的大规模耕作——“处女地”运动。总共至少有 200 万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搬到了处女地。到 1960 年，苏联收获的粮食有一半是在那里种植的。

独立

在苏联经济改革开始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唯一一个名义上的民族是少数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当时，共和国的人口由 40% 的哈萨克人、40% 的俄罗斯人以及 6% 的乌克兰人和德意志人组成。在这里，苏联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传统：苏共的共和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属于该共和国名义上的民族，而第二书记则必须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于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立即开始了他对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复兴”，以他的党羽来代替老的干部。

到1986年底，便轮到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khamed Kunaev)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党魁了。被考虑去接替他的主要候选人是由库纳耶夫所资助的共和党部长理事会的年轻主席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但库纳耶夫出人意料地强烈反对他的候选资格。他反而提议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盖纳季·科尔宾(Gennady Kolbin)来代替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临时候选人。这是一个不仅不懂哈萨克语，且甚至从未在哈萨克工作过的人。

莫斯科方面的这种选择不仅激怒了哈萨克当地的党官僚机构，也激怒了尤其是哈萨克知识分子和哈萨克的学生青年，他们站出来抗议要求科尔宾下台。1986年12月16日至17日，在勃列日涅夫广场（现共和国广场）举行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该市最大工厂的共产党组织组成了工人民兵，其中一名成员还在与抗议者的冲突中丧生。直到 12 月 18 日晚上，示威才被驱散，其部队主要都是从苏联的欧洲部分的军队那里派过来的。

这些事件（被称为“ Zheltoksan ”，在哈萨克语中意为“十二月”）无疑使纳扎尔巴耶夫得出了一些结论，且这些结论在多年间对于帮助他掌权而言非常有用。而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2月，在共和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曾暗中批评库纳耶夫因为裙带关系浪费国家资金和经济方面的失败。而在大约 36 年后，他自己的继任者则又会以惊人相似的方式来对待他。

成为党组织负责人后，纳扎尔巴耶夫成为了哈萨克总统。与共和国的许多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一贯都支持戈尔巴乔夫，并以某种方式为保留苏联而发声，就像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一样。在 1991 年 3 月关于保留苏联问题的全联盟公投中，只有 5.2% 的共和国居民投了反对票。这是在俄罗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投票赞成解散人数的五分之一。 1991 年 12 月在别洛韦日森林(Belovezha Forest)所通过的斯拉夫共和国的三位领导人对于解散苏联的决定也使现已独立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正处于非常艰难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境地。

在哈萨克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景看起来特别不确定。该国按照种族界限明确划分是为“俄罗斯”的（更准确地说，是说俄语的地区）北部，其中，大部分的国民经济也都集中在那里，而哈萨克南部，其文化和行政中心同样也是使用俄语的首都阿拉木图。哈萨克党的官僚大多都来自于农村，裙带关系和腐败在他们中间盛行。此外，将哈萨克人划分为三个玉兹（历史中的氏族联盟）不仅是自我认同的一个部分，而且仍然是精英内部“以氏族为基础的”派系主义的一个因素。

独立的哈萨克与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一样，是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开始其历史的。经济联系的中断、营运资金的缺乏以及将国防工业转变为民用用途的困难都因有资历的专家的大规模移民而加剧。在 1990 年代，每年约有 100,000 名德意志人返回德国。每年有超过 20 万俄罗斯人前往俄罗斯。讲俄语的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械制造行业的崩溃和工业中心失业率的上升。而国家计划从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土库曼斯坦、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遣返的约 100 万哈萨克族人（即所谓的“回归人士{oralmans}”），则部分地弥补了人口外流的问题。

石油国家

然而，纳扎尔巴耶夫也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哈萨克的矿产资源，其主要是里海东海岸的油气田。曼吉斯套地区的一些油田是在苏联时代开发的。而与此同时，在哈萨克西部阿特劳地区在改革前夕发现的田吉兹油田(Tengiz)则是由美国雪佛龙公司(Chevron)开发。2000年，一个欧洲公司的财团也对更大的卡沙干(Kashagan)海上油田进行了勘探和开发。

石油、天然气和初级原材料约占哈萨克出口的 70%。另外 15-20% 则由黑色金属、铜、锌、钒和铀矿石组成。唯一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则是来自哈萨克北部的谷物和油料作物。而哈萨克的纺织服装业几乎全部消失，因为其无法与乌兹别克斯坦极低的工资相竞争；机器制造业也一直未能适应世界市场。哈萨克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所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即国家避免着对部门的干预则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哈萨克在人均外国投资方面传统上地领先于独立国家国协(CIS)的其他成员国，但资金则都集中在哈萨克西部的石油生产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在以安赛乐米塔尔铁米尔套为主导的中部地区的冶金行业中。与此同时，哈萨克以南部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得最快，但在自由经济模式的条件下，该地区的工业和农业潜力却仍然没有被发展出来。

而一件有趣的事情则是：阿拉套(Alatau)山麓是种植苹果的理想场所。在这里，野苹果(Sievers apple)树长得很茂盛——其是所有现代苹果品种的祖先。事实上，阿拉木图市的名字也来源于哈萨克语“alma”，意思是苹果或苹果树。在 1970 年代，在阿拉木图地区，仅阿波特(Aport)品种就有超过 300 万棵树。然而，现代哈萨克却只在最丰收的年份出口苹果。

正如在大宗商品出口国（或就像许多人所现在流行地所称为的“石油国”）中常见的那样，石油式的意外之财（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支出）已经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制造业。因此，在2020年，哈萨克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32.3亿美元，或者换种说法，人均8800美元。这仅略低于俄罗斯。然而，与此同时，平均工资（我们特别考虑冠状病毒爆发前的时期）每月却不到 300 美元（2018 年第四季度为 282 美元），而在俄罗斯，2019 年 4 月则为 528 美元。而将平均工资与俄罗斯相比则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同盟）的成员，共有超过 6,000公里的共同边界，拥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均等化的总体趋势。

但是，总而言之，石油繁荣也彻底改变了哈萨克。在1990 年代的崩溃后，2000 年代初的高油价推动了 GDP 的惊人增长。9-10 % 的增长数字年复一年地持续着记录。虽然随后在 2008-09 年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其也并未使哈萨克斯坦就此陷入衰退，随后哈萨克又在 2014 年左右的油价暴跌之前恢复到了每年 5-7% 的增长水平。尽管在此期间所提取的这些惊人财富中的大部分都被外国资本和实际上是他们的当地代理人的哈萨克的精英阶层吸走了，但工人阶级的家庭收入却有了显着的改善。家庭人均年收入从 2000 年的略高于 500 美元的数据上升到了 2014 年略低于 4,500 美元的峰值。这也是该政权长期稳定的关键支撑。

但这种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是有代价的。这导致了哈萨克的国家货币腾格比俄罗斯的卢布更依赖于石油价格。俄罗斯卢布的贬值通常会导致替代出口和制造业的补偿性增长，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工资上涨，但自 2014 年以来，哈萨克却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自当年油价暴跌以来，家庭人均收入已从 4,500 美元的峰值降至了 2019 年的 3,500 美元以下。而那也是在今年的大流行病之前。然而，虽然工资停滞或回落，但物价却依旧继续持续上涨。

哈萨克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表现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了。一直到 2014 年之前，石油收入依旧允许统治阶级给予工人阶级某些让步，但从那时起它就不得不通过消耗国家储备的方式来弥补这一让步了。政府支出在名义上平均同比增长了 20%，但哈萨克共和国的国家基金的资源也随之下降，其资产自 2014 年以来下降了 26%。在大流行病以前，石油繁荣时期积累的这些大量储备的支出掩盖了该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而伴随着 2020 年的病毒大流行的危机，则使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物价上涨和群众生活状况

2020年，美国、中国和欧盟国家向本国经济注入了巨额资金，以从大流行中挽救它们所受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本国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而与此同时，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也导致了对原材料和食品期货的需求的增加，从而推高了这些商品的价格。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货币政策的第一批受害者不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哈萨克出口的燃料油、粮食和葵花油的价格上涨，也影响了这些商品的国内市场。整个欧亚经济联盟的蔬菜价格在2021年夏季上涨了30%到80%。但由于相对于卢布，腾格贬值了12%，所以哈萨克的情况则更为糟糕。且再加上9%的通货膨胀率，这使俄罗斯出口的价格上涨了20%——而哈萨克是俄罗斯制成品的最大进口国。

另一个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则是由于最近的法律允许哈萨克公民通过提取部分的养老金储蓄来购买房地产，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和大城市中上涨了 30% 的租金，尽管租房者的工资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水平。这对倾向于租房的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但政治危机的直接催化剂则是液化气（LPG：丙烷-丁烷的混合物）价格的上涨。液化石油气在许多国家都被广泛用于烹饪。而石油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伴生气中含有大量丙烷和丁烷。在俄罗斯和哈萨克，由于运输困难，其有时在石油生产过程中仍会燃烧。且由于其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国家中的相对可以接受的负担能力导致了其在多个地区被广泛用作汽车燃料，特别是在轻型的商用车中，且其甚至还可以承担取暖的用途。在 2020 年夏季的封锁期间，在国内对液化石油气的需求下降的同时，其最大的生产商西布尔(Sibur)大幅增加了出口。而到了2021 年夏季，国内需求恢复，但液化碳气却面临了短缺，且由于8月5日在新乌连戈伊(Novy Urengoy)附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工厂发生的事故，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结果，俄罗斯加油站一升液化石油气的价格在短时间内翻了一倍，而哈萨克的液化石油气价格则是固定的，且远低于俄罗斯。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液化气的短缺，尤其是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因为相比以当地价格出售，出口液化气则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与此同时，哈萨克政府由于担心预算赤字，并没有准备好减少对中国和乌克兰的液化石油气出口。因此，它选择了放开价格波动，而这就意味着将其价格提高到 120 腾格（约每升30 美分）。这个价格可能看起来并算不高，但请记住，对于使用液化石油气的车主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车辆的运营成本翻了整整一倍。而对于那些使用液化气取暖的人来说，情况则更加糟糕。在严冬中，他们的成本也翻了一倍。此外，曼吉斯套地区的石油工人也自然对于让他们为自己所开采的与以往一样相同的天然气去支付高昂的价格而感到不满。

富有与贫穷

哈萨克人口结构复杂。在里海地区，许多回归人士也被重新安置，在该国南部的小规模农业地区，其总出生率超过每对夫妇三个孩子，而在北部则不到两个，即使这样，这也主要集中在该国首都阿斯塔纳。而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失业。官方数据显示为 5%，但其最低工资仅为 42,500 腾格（110 美元），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从实际水平上来看则更高。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失业群众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哈萨克的劳动立法促进了这一点，该立法完全符合老板的利益。跨国公司不是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和重新安置，而是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例如，在该国西部高失业率的阿特劳地区，其政府则在12 月宣布计划在 2022 年从田吉兹雪佛龙解雇 40,000 名工人。这一切都导致了工资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停滞不前的现象。而阿特劳已经是哈萨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了。

大规模的移民也使该国首都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的人口膨胀。在阿拉木图周围——特别是在城市的西郊和阿拉木图地区的邻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贫民窟甚至贫民窟带，大约有一百万人居住在其中。虽然当局一再试图拆除该地区的非法建造房屋，但却遭到了居民的拼命抵抗。他们的居民在缺乏优质的教育和俄语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被迫从事收入最低的工作。其主要从事于建筑和小型企业的辅助工作。这些来自于贫民窟的人们发现是他们自己建造了自己所买不起的房子；搬运了无法为孩子购买的玩具箱；并守卫着他们永远不会去使用的休闲场所。

这些人的革命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期望完美的革命性的纪律的自发出现是天真的。从商店橱窗被打碎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被迫倾听来自心血来潮的自由主义者、娇气的“阿拉木图本地居民”和富有的市侩们关于他们的“心爱的城市”被“兽人”和“移民”所“摧毁”的呻吟，这里指的是那些积极打劫商店和购物中心的人。但这种反抗是最弱势群体的语言。30年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都在全国范围内抢劫和掠夺国家，人们却怎么反而对这些事件感到惊讶或哀叹呢？把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留给他们哀叹吧。

然而，这并不是说抢劫商店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革命，也不是说它们是可取的或者是推着运动向前发展的。但很明显，阿拉木图抗议活动参与者的社会构成，加上数十年来对阶级或政治自发组织的所有公开机会的严厉压制，都为这一事件的进程铺平了道路。

由于无法正视这些抗议活动对哈萨克社会的评价，情报机构已尽一切可能在抗议活动中捏造关于“境外势力”的表象。例如，哈萨克媒体发布了一段一名被拘留的男子的视频，该男子脸上有明显的挨打痕迹，他在镜头前供认，说他因参与骚乱而获得了 90,000 腾格（200 美元）的报酬。该男子称，他之前一直失业并从吉尔吉斯斯坦抵达了哈萨克。然而，电视观众很快就认出了他是比什凯克爵士乐团的领队维克拉姆·鲁扎胡诺夫(Vikram Ruzakhunov)。在哈萨克驻比什凯克大使馆附近，举行了一场支持被陷害的爵士乐手的集会。所发生事情的荒谬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维克拉姆被释放了。

但不幸的是，上周在阿拉木图被警方拘留的吉尔吉斯人并非都是著名音乐家。事实是，一次次推翻吉尔吉斯斯坦统治者的比什凯克郊区的吉尔吉斯青年与阿拉木图郊区的哈萨克青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托卡耶夫政权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只是因为哈萨克比吉尔吉斯斯坦更大、更多样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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