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的证词

周濂的证词

张缘 | VOCN转载



写在前面:辗转了十家出版社,历经各种坎坷,《正义的可能》修订版终于问世了。过程虽然曲折,但结果良好,我愿意把它当成一个隐喻与提示,让我可以继续做“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

修订版增加了不少2015年之后的文字,比如《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的关键》、《当正当性萎缩成合法性》、《“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用政治锁死科技》,也敝帚自珍地收入了写于2000年前后的《BBS中的政治游戏》与《影像时代的暴力表达》。

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是《正义的可能》旧版编辑徐晓老师。封面那段话是送给她的。我始终觉得,“温和而坚定”这五个字仿佛就是为她而写的。

其次是“理想国”和云南人民出版社。我曾经告诉刘瑞琳老师和责编孔胜楠同学,只有理想国从来不放弃看理想,是她们一直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份坚定与执着,让人无比钦佩。

最后要感谢张缘兄同意重发这篇旧书评。我很喜欢其中的一个说法 ——“指向自我的公共写作”,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我最隐秘的写作动机。

不久前在微信公号里读到这样一段话:

“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是为了‘希望’而活,而是为了‘身份确认’。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音乐家为何还要演奏?是为了希望吗?明明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所以还要演奏,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音乐家、演奏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完成自己的‘身份确认’,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而已。”

对我而言,公共写作同样是在完成自己的“身份确认”,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因为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是我们反复说的事情成就了我们,而是我们反复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

读书、思考、写作、讲课,都只是在做行动之前的思想操练,为不知何时降临的命运做准备。

至于是否准备好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


闲言碎语说了一大堆,以下是转载的正文。


推荐语:古往今来写作者的写作动机往往多样,为民请命者者有之,为国献策者有之,为私谋利者有之,但也有一类写作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竟把文字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所谓言行一致,既是强调说话之后要有行动,但何尝不是要求我们必须先说出来,正如火车行驶在轨道之上,总要先有一条路。


这路尚未建成时,所依赖的是我们的立场、观点、价值判断,受说话人的主宰,不过一旦建成之后,它便少不了反过来“控制”我们,而且对一部分人来讲它的控制力恐怕还不小,那是因为他们无法允许一个“脱轨”的人生。古往今来许多人对人生往往只觉其苦,往往若有所失,其中不少正是由于尚未意识到只有“轨道上”的人生才有可能幸福,因为只有如此生活才可能被有意义地解读,生活才有了参照。

周濂的证词

作者:张缘

当我着手开始动笔撰写周濂这本《正义的可能》的书评时,我发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困境:竟然难以判断,是将这本书中的文章归类为公共写作,或者在更大程度上将它们视为周濂的内心思辨,两者哪种更为恰当和准确。这本书中的文字往往介乎于这两者之间,不断摆动,全凭我一时的判断变化性质。不过,既然此处有微妙,便该是切入的恰当角度。


作为周濂上一本《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时隔三年的后续之作,《正义的可能》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明显提升。这种提升最直接的体现是它们更容易被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消化——对于一本讲道理的书来讲,这样的进步至关重要。周濂的文章在当代中国公共言论空间中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所接受的系统的哲学训练,令他的论述往往以退为进。周濂之文字,不是高山瀑布,更像峡谷深涧,总要在群山万壑间艰难开出一条窄路,总能在结尾处冲出迷障。

周濂的老师,同为哲学家的陈嘉映先生为这本《正义的可能》撰写的推荐语这么写到:“他的文章被受众喜读乐闻,不仅因为它们讲出了精彩的道理,更在于整体呈现出健康正大的精神面貌。在病态泛滥的当下,坚持健康常识的勇气更珍贵,对世道人心也更多裨益。”

对此褒奖,周濂却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虽然跟陈老师认识了20年,其实他并不太了解我。其实我是个病人,我只是想努力过得健康,或者表现的像是一个健康的人,其实这是一个挣扎的过程。”

在我看来,周濂不必如此认为。套用苏格拉底那句话,没有经过斗争的健康,也称不上是健康的。因此周濂说自己是病人,我并不同意,但我同意周濂的内心是黯然的,像杨过的黯然销魂掌,像烧红的火炭上蒙了一层厚厚的黑灰。

《正义的可能》里不断出现的那种哲学式的自我反诘,乃至自我否定,恰恰是周濂为文,乃至为人的一大特点。在这本《正义的可能》当中,这种意识贯穿始终,而一旦我们和周濂一起通过文字触碰到众多不确定中的某个确定,那个晚上也就可以欣然地满载而归。

我想很多人都有在中学年代写日记的习惯,比如我就会写一些从来不会给任何人看的东西。那个笔记本被我巧妙地夹在一堆散乱的教科书和习题集当中,正如将一粒沙藏匿于沙漠,一滴水溶化于海洋那样。

那样的日记里会写些什么呢?当我30岁左右的时候,偶然在收拾旧物时找到这个笔记本并再次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精神上近乎赤裸的18岁的自己,大段大段的文字讲述的都是这样一个话题,即: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宣告式的文字让三十岁的我双手出汗、浑身燥热,我清楚此时的自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当年为自己设下的人格标准。我为在生活的消磨中,逐渐背弃、遗忘自己的理念而感到羞愧,我也同样感激在人生的这个时段,那个最真的自我再次显现,敲响警钟。

今天我看《正义的可能》,周濂竟还在写着人们18岁时会写的那样的文字:热情、真诚、勇敢地定义自我。

我妄自揣度,周濂是将这些文章用作自己生命的证词,以此判定他未来的生命选择。这样的文章当中自有一股对自己的残酷,竟然一寸寸压缩回旋弯曲的余地,一点点夺走与魔鬼交换灵魂的筹码。我们若是能够想象,在一个黑暗逼仄的年代,自甘堕落可以是多么痛快和顺遂,就不难理解我这个判断的正当性。

这些文字如此直白地袒露出作者的心迹,似一枚枚钉子,要牢牢将作者钉在那里,而这或许也是作者周濂提笔的初衷——自我不显,无以彰显。

从这意义上来说,《正义的可能》,包括之前的《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都可以被看做是周濂进行内在自我建构的一种不刻意的展示,这正是陈嘉映所指的那个“健康正大的精神面貌”,其标本意义甚是重大。而我们这种从旁的指证,亦将成为这“精神面貌”的外在担保——我们亦是残酷的,硬要他做这个标本。

《正义的可能》这个书名是周濂坚持选用的。我对这个题目的解读是,“正义的可能”首先是“成为正义的自我的可能”,然后才是“获得世间正义的可能”。周濂选择这个书名,应该有这样一箭双雕的想法。

那么该如何回答我在本文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如何定义周濂这本《正义的可能》呢?经过这番梳理,或许将其称为“指向自我的公共写作”最为恰当。这些文字,思辨的,克制的,如同一片湖水,有心人蘸一点儿水放进嘴里,原是咸的。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共号“读行者图书”)


书籍目录

辑   壹

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恐惧和它的双胞胎

美丽的1984

情感教育

自由的生活碎片

一切都在秩序中

勇气从何而来?

作为“例外状态”的奥尼尔


辑 贰

嫉妒、怨恨与愤恨

不自制、放纵与冷漠

正派社会与正派的人

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告诉我,你是怎样生活的

有所怀疑与有所不疑

“我知道”与“我相信”

好人与好公民

合乎情理的不一致

正义与运气

给平等最后一次机会


辑 叁

你要成为那堆火,渴望着风

他的文字注定会在这个时代落地生根

你永远都无法说服一个执意犯傻的人

把正义还给人民

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的关键

当正当性萎缩成合法性

“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

用政治“锁死”科技?

《天下体系》的两条方法论原则

正义的两面:道德心理学的,非形而上学的

重新思考国家

关于理由的那些事儿

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现世过上良好生活?

BBS中的政治游戏

影像时代的暴力表达


辑 肆

“我总是活在表层上”

在道德乌托邦主义与自鸣得意的现实主义之间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哲学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才有青春

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改变观念就是在改变世界

中西语境下的平等观

父亲是女儿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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