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爾維諾：《去指揮部》

森林是稀疏的，幾乎被大火摧毀，在燒焦的樹乾中灰灰一片，並因松樹乾枯的松針而稍顯發紅。帶武器的人和沒武器的人照著“之”字形，在樹林間穿梭著，往坡下走去。

“去指揮部，”帶武器的人說。“我們去指揮部。頂多半小時的路。”

“然後呢？”

“然後什麼？”

“我是說，如果之後他們放我走了，”沒武器的人說；每個回答他都是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側耳聆聽，就像是在尋找什麼不真實的跡象。

“他們當然會放您走，”帶武器的人說。“我會出示營里的文件，他們會在登記簿上做記號的，然後您就可以回家了。”

沒武器的人搖搖頭，做出一副悲觀者的模樣。

“唉，事情麻煩著呢，我明白……”他說著，也許只是為了聽另一個人再重復一遍：“我跟您說吧，他們很快就會放您走的。”

“我原打算，”他補充道，“我原打算今天晚上到家的。算了吧。”

“我說您會到家的，”帶武器的人說。“也就是個他們做記錄的時間，然後就會放您走了。他們可得把您的名字從間諜簿上擦掉。”

“你們有間諜簿嗎？”

“我們當然有。所有那些做間諜的人，我們都知道。我們會一個個地把他們抓起來的。”“那我的名字也被標在那上邊了？”

“是啊，也有您的名字。這下一定要把您的名字擦掉，否則，您還會有被抓起來的危險。”

“那麼確實需要我到那裡去，好跟他們解釋整個事情的經過。”

“我們這不是正在去嘛。一定得要他們看一看，查一查的。”

“但是已經，”沒武器的人說，“您已經知道我是你們的人了，我從沒做過間諜。”

“正是如此。這我們已經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沒武器的人表示同意，四周張望了一陣。他們走在大片的林中空地中，旁邊盡是些枯瘦的松樹和落葉松，都被大火燒死了，空地上堆滿了倒伏的樹乾。他們走離了原來的路，接著又找著了，然後又走丟了，就好像是在稀疏的鬆林間這麼隨意地走著，穿行在森林中。沒武器的人認不出來這地方，夜幕攜著片片薄霧爬升起來，底下則是在幽暗中變得越來越密匝的森林。

遠離了原來的小道讓他不安起來；他試著——既然那個人好像是隨意走的——他就試著往右邊拐去，那裡也許就是原來的小道：那個人也就跟著往右拐了，就好像是隨意走出來的。他這麼伴著那個人走，往左或是往右，難道是根據這路的舒服程度來走的嗎？

他決定問一下：“可這指揮部在哪裡？”

“我們這就去，”帶武器的人說。“您一會就能看到了。”

“可大概是在什麼地方，什麼區域？”

“怎麼說呢？”他答道。“指揮部是不說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區域的。指揮部就在是指揮部的地方。您明白吧。”

他明白；這個沒武器的家夥，是個明事之人，不過他還是問了句：“可是去那裡，連一條路都沒有嗎？”

另一個人說：“一條路。您明白吧。一條路總是通往一個什麼地方的。到指揮部不是從路上去的。您明白吧。”

沒武器的人明白，他是個明事之人，一個精明人。他問道：“您經常去指揮部嗎？”

“經常，”帶武器的人說。“我經常去。”

帶武器的人有一張憂傷的臉龐，沒有目光。不怎麼認識路：好像，不時地會迷路，但仍無關緊要一般地繼續走著。

“今天這個他們派人來押送我的苦差事，為什麼是由您來做？”沒武器的人問道，同時仔細地觀察他。

“押送您這活，就該由我做，”他答道。“我專門送人去指揮部。”

“您是傳令兵嗎？”

“對啊，”帶武器的人說，“傳令兵。”

“一個奇怪的傳令兵，”沒武器的人想，“他不識路。但是，”他想，“今天他不想從那些路上走，是為了叫我搞不清楚指揮部在哪裡，因為他們不相信我。”他們仍舊不相信他，不是個好跡象；沒武器的人固執地這麼想著。但是，在這個不好的跡象裡面，有一點肯定的是，他們確實正往指揮部走去，他們真的想釋放了他，然而在這個不好的跡象之外，有一個還要糟糕的跡象，那就是森林變得越來越稠密了，沒有什麼能出得去的意思，那裡面只有寂靜，和那個帶武器人的憂愁。

“您也陪書記去指揮部嗎？磨面廠的弟兄呢？女教師呢？”他想都沒想地一口氣問出了這個問題，因為這是決定性的一問，將說明一切：市委書記，磨坊的那些兄弟，女教師，他們都是被帶走的人，再也沒回去過，大家再也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了。

“書記是個法西斯分子，”帶武器的人說，“磨坊的兄弟在部隊里，女教師做輔助工作。”

“我這麼說也就是想問問，因為他們再也沒有回去過。”

“我說了，”帶武器的堅持道。“他們是他們。您是您。沒什麼好比的。”

“當然，”另一個人說，“沒什麼好比的。我只是想問一下是怎麼回事，就這麼一問，好奇。”

沒武器的人自信起來，是信心十足。他是老家最精明的人，人們很難騙得了他。其他人，書記和女教師，是再沒回去：而他是會回去的。“我是偉大的kamarad”，他也許會跟上士這麼說。“Partisan根本不能kaputt我。我kaputt所有的partisan了。”也許上士還會笑起來。

但被燒焦的森林無邊無垠，沒武器人的思緒被陌生和陰暗圍裹著，就像森林中央的開闊地。

“我不是很瞭解書記，也不瞭解其他那些人。我是個傳令兵。”

“到了指揮部，他們會知道的，”沒武器的人堅持說道。“是啊。到了指揮部，您可以問這事。在那裡他們是知道的。”

天晚了。在這荒地上走路得小心翼翼的，得注意步子落在哪裡，以免在隱匿在繁茂荊棘下的石頭上滑倒。他還得在那種不安最劇烈的時候，留心自己的每一縷思緒是何去何從，好叫自己不會驟然被恐慌埋沒。

當然，如果他們認為他是一個間諜的話，是不會把他這麼扔到森林里的，只跟那個好像都不怎麼在意他的人一起；有多少次他都可以逃走啊。如果他打算逃，另一個人會怎麼做？

沒武器的人在林間往坡下走時，就開始跟他空出一段距離來，當他往左拐時，自己就往右拐。但是帶武器的人繼續走著，幾乎都沒注意他，他們就這麼在寥落的森林里往下走著，已經隔得很遠的了。有時甚至相互之間都看不到，被樹乾、灌木叢所掩蓋，但不時地，沒武器的人又看見那個人就在他上方，好像不怎麼在意他的模樣，但卻一直隔著一段距離地跟在他後面。

“只要他們能給我片刻的自由，那就再也別想抓著我了，”到那時為止，沒武器的人還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他突然想到：“如果我自己能想辦法逃掉，那就……”他在自己的腦海中，已經看到了德國人，一隊隊的德國人，在卡車和裝甲車里的德國人，看到別人的死亡，看見自己的穩妥，他，精明人，沒有任何人能騙得了的人。

他們從林中空地和荒地中走出來，進入了幸免於火災之害的森林，那裡既密又綠：地面被松樹的乾枯掉的松針蓋滿了。帶武器的人仍在後面，也許走了另一條道。沒武器的人於是就，小心地，牙齒咬著舌尖地，加快了步伐，往密林的更深處挺進，甚至擠進了底下鬆林中的峭壁陡坡。他在逃跑：他發現了。於是他害怕起來；但是他明白，自己已經偏離得太遠了，那個人肯定已經發現了自己是想逃跑，而且肯定正追著他：他只能繼續跑，現在他已經試圖逃跑了，再落入另一個人的射程內可就完蛋了。

突然他聽見自己身後上方響起了腳步聲，便轉過頭來：幾米以外便是帶武器的人，正踩著從容不迫的步伐朝這邊走來，一副漠不關心的模樣。他手裡拿著武器。說：“從這里應該有條捷徑，”然後做了一個讓他先行的手勢。

於是一切又回到從前：一個曖昧的世界，一切都是糟的，一切也都是好的：那片不但沒到頭，反是愈來愈密的森林，還有那個幾乎讓他跑掉卻什麼都沒說的男人。

他問：“這片森林難道沒有盡頭嗎？”

“一轉過那個山頭我們就到了，”那人說。“加油，今晚您就到家了。”

“這樣啊，他們肯定會放我回家嗎？我是說，比如，他們不會想把我留在那裡當人質嗎？”

“我們又不是德國人，盡幹留人質的那種事。至於人質，他們最多也就會拿走您的鞋子，因為我們差不多都是赤腳的。”於是那男人就嘟囔起來，就好像這鞋子是所有東西中他最害怕失去的物件，但心底裡卻喜悅開來：他命運中的各種細節，好歹總算又給了他一點安全感。

“您聽我說啊，”帶武器的人說，“既然您這麼在乎這鞋，我們這樣吧：您穿上我的鞋，一直穿到指揮部去，因為我的鞋都破了，他們不會拿去的。我穿著您的鞋，等我陪您回去後，再把這鞋還給您。”

現在就連一個孩子都會明白，這一切都是假話。帶武器的人想要他的鞋子，好的，他想要什麼，沒武器的人都會給他的，他，是一個明事之人，很高興自己能夠輕而易舉地應付過去。“我是偉大的kamarad，”他會跟上士這麼說的，“我給他們鞋，他們放我走。”上士說不準還會讓人給他一雙靴子，就像德國士兵的那種。

“那麼你們什麼人都沒扣嗎：人質？犯人？市委書記和其他人都沒扣？”

“這個書記讓人抓了我們三個同伴；磨坊的兄弟和法西斯軍隊一起掃蕩，女教師和第十師的那幫人上床。”

沒武器的人停下來。說：“您不會是認為我也是間諜吧。您把我帶到這里來不會就是為了殺掉我吧，”說罷露出一點牙齒，好像想微笑一下。

“如果我們認為您是個間諜，”帶武器的人說，“我也不至於花這麼大勁了。”接著就把武器的保險打開。“就是這樣了。”帶武器的人把武器對準他的肩，擺出要對他開槍的姿勢。

“好了，”間諜想，“他不會開槍的。”可另一個人並沒放下武器，而是扣動了扳機。

“放空槍，他放的是空槍，”間諜甚至還來得及這麼想。當他感到射進自己身體中的子彈就像火拳頭一樣，砸個不休，他居然還能想到：“他以為把我給殺了，然而我還活著。”

他倒下來，臉挨著地，他看見的最後一個東西，就是穿著自己的鞋子的一雙腳，正從他身上跨過。

就這樣，他的屍體留在了森林深處，嘴巴裡滿是松針。兩個小時以後，他已經渾身是螞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