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暴死的当下”：新自由主义-后现代的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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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篇文章的主标题，也就是「即将暴死的当下」，绝对不是在危言耸听。它源于一种切实的、难以平息的焦虑。这种焦虑就是：全球范围内”社会现状”的不可维持，甚至说的更直白一些：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后现代的终结。
至于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时代即将终结，在这个简短的引言中我按下不表。在那些接受这个事实的读者之中，也许一些人会痛哭流涕，感伤于自由的消逝；另一些人会拍手称快，在资本主义的丧钟声中起舞。然而我想说，这两种态度都是幼稚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的终结，不意味着又一次“历史的终结”或者所谓“江山易主”。我们当前的局面类似于一战的前夕，一切过往的道路似乎都已断在了中途；而未来的模样尚未浮现而出。
一．后现代主义眼中的神圣永夜
早在七十年代，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就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提到了一战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种集体精神面貌：悲观主义。与诸如考茨基、贝贝尔、列宁等人对于共产主义之到来的乐观不同，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似乎都将许多笔墨花费在了描述“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撼动”之上。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神圣永夜”这个母题穿越了六八年的火热，被日后的后现代思想家们继承。理查德·罗蒂在九十年代所写的《构筑我们的国家》中，以一个民主党左派的视角，批评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思想上的空谈之风、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颇为值得玩味的是他把这个“转变的时间点”放在了安德森之探讨的尾声，也就是六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后涌现而出的鲍德里亚、拉康、齐泽克、阿甘本等人似乎在悲观主义与行动无能方面更上一层楼。
这种悲观主义与行动无能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的本质是对左翼基本的思想结构的背叛，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分子启蒙无产阶级实现最终的共产主义”这个结构的背弃。左翼思想家的理论不再面向群众运动、也不再试图让自己的理论被学术体系之外的人理解。而在丧失了“无产阶级”这个他们真正的伙伴之后，左翼思想家就变成了一群被废掉了兵权的将军，只能游走在战场的边缘，斥责资本主义这个敌人为罪恶，并且不断地用“敌人太过强大”来为自己辩解。
我们以鲍德里亚写于二零零七年的《恶会腹语》一文为例，这篇文章描述了资本主义“由统治向霸权”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反抗的消失。而在此之上，面对终将毁灭人类的资本主义，他给出的出路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里既涉及世界杯，也同地缘政治策略力的力量上升有关），一切都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大局已定，突然，在一个细节——蓦然发生的形而上层面的丑闻（scandale métaphysique）——的微微促动下，出现了不参与这种游戏和不再遵循理由充分原则的事情。
这多么像“一个虔诚的信徒绝望地在山洞里祈求上帝降临，荡平世间的一切罪恶”。然而，给出的出路可不止鲍德里亚一人，我们再看一下阿甘本在《渎神》中的一篇里，在进行了一场对于资本主义长达十几页的控诉之后，给出的方案：
与线团的游戏，把老鼠从被捕时中把烈士活动从老鼠的被捕捉和死亡中解放出来……他高高兴兴地放掉了自己的目标，现在他能够如实的展现自己，把自己展示为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只有痛苦停用旧的使用，使之无效一种新的使用的创造才是可能的……..因为亵渎神明意味着不带要废除和抹除风格还意味着要学会把他们去如一种新的使用，去玩弄他们。
好，令人振奋！让儿童与牧神节的奴隶们拿着棒棒糖与玩具去刺杀凯撒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今天的出路。当然，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晚近的例子，比如韩柄哲在《倦怠社会》之指出的超越了功绩社会的新社会形态：
汉德克构想了一种此世的宗教，以倦怠为核心。“根本性的倦怠”取消了孤立的主体，产生了一种无需亲缘关系的集体社群。这一社群唤起了一种特殊的生活节奏，一种团结的氛围，并导致了一种亲密的友邻关系，而无需任何家族的、功能性的纽带……圣灵降临教派启发了“无为”的生活方式，他们同积极社会相对立。汉德克设想他们“慵懒地坐在长椅上”。他们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倦怠的群体。如果“圣灵降临教派”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同义词，那么这一社会亦可称为倦怠社会。
因此，当代左翼思想家的无能是一种“等待戈多”式的无能。在他们的思想世界中，那个能够与资本主义一战的群体消失了，只剩下了这群孤独而绝望的使徒，在现代性的荒原上游荡。而他们能等待的，只有来自神的弥赛亚：一场铺天盖地的经济危机、一个拿头撞另一名运动员的前锋、一群把纸币当作玩具的孩子、一群躺在长椅上慵懒的僧侣。因此，一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绝对强大、一面是已方战术的极度萎缩。这时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当代的学术左翼已经被资本主义彻底驯服了，他们最为激进的职能就是做一名忠诚的反对派，像乔伊斯一样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写下洋洋百万字对资本主义的诅咒，然后让这份珍贵的文件在几名暴躁的僧侣之间传阅。
当然，我们并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这些左翼思想家身上。纵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指出「左翼思想被驯服」的几个重要因素。
「无产阶级组织的建制化和官僚化」：建制化意味着彻底被纳入议会政治体系之中、甚至想冷战初期的德国社民党与冷战结束后的英国工党一样直接抛弃社会主义纲领；官僚化作为大型组织长期生存的必然后果的同时，也与他们的“名义上级”苏联的官僚化与过度干涉有关。
「人文科学学术体系的建制化」：早期左翼思想家往往是政治工作的组织者。而被驯服了的左翼往往供职于资本主义的大学体制。因此，他们在诱惑与限制的双重作用下走向行动上的保守主义。“诱惑”是指晚安。学术话语所带来的中产阶级生活；“限制”指得是为了保住饭碗而不能越过的一系列红线。
「观念的多元导致知识分子丧失立法者的地位」：后现代的观念多元性导致“宏大叙事”越来越难以服众。这种“观念世界的碎片化”发生在左翼思想家与工人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工人群体内部。
我们可以说，一和三这两个因素都处在左翼思想家的行动范围之外。然而，“学术体系的建制化”却的确是左翼思想家可以做些什么的地方。当然，我们站在今天回望这几十年会看到他们的选择空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大。只不过，当我们把目光落在当下之时，如果看到一群自称是“反资本主义斗士”的年迈教授穿着法兰绒上衣在大学教室里闲庭信步编织着自己的术语殿堂，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选择，但我们至少要清楚：左翼运动的未来不在他们身上。
二．即将暴死的当下：“尸体在说话”
“被驯服了的左翼思想家”提出的最为有害的一个概念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这个词最奇特的特点就是给人一种鸦片般的安慰：资本主义对人的迫害加深了，但是我们却离最终的解放更近了。仿佛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甚至功绩社会的“演变”(evolution)是一种发展，甚至是“进步”(progress)。“资本主义都已经发展到晚期了，总该离共产主义近一些了吧？”教授们在教室里祈求着。
然而今天，这个“晚期”真的要终结了：新自由主义-后现代的经济-社会基础即将分崩离析。然而，等待着我们的，也许并不是启示与救赎，而是一片没有任何路标的荒原。
一言以蔽之，当前所有的“现代国家”以及一些“行在现代中途的国家”，都不可能把当前的现状维持到十年之后。换言之，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会降临这些国家之上，也许意味着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陷入一种“魏玛陷阱”：他们被迫在合法性危机之后的政治动荡之中，在无政府状态与强权之中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大致分到三个群组之中：欧洲、美国与东亚。
就欧洲而言，自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这些国家一直试图在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他们在尽可能维持高福利的同时试图吸引流动资本的进入。这是一种尴尬而艰难的平衡：如果维持高福利，就意味着巨大的预算赤字与资本外逃；如果削减福利就意味着选举上的政治灾难。然而接下来，这种合法性危机会首先在经济领域爆发开来：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与本国青年人高企的失业率会让福利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唯一的出路也就是引入外籍劳工会造成两个后果：实质上的等级社会的诞生与社会的内部分裂。如果说，前者只不过是让“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彻底虚伪话的话，后者则意味着右翼民粹势力的上台。这无论如何都将摧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友伴：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与自由。这似乎是在经济崩溃与公开的奴隶制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而至于说美国。这个彻底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似乎有着更强劲的经济活力，但却面对着更为严重的社会解体危机。相较于尚且有着强劲政府的欧洲地区，美国更加难以消化社会中的不满与赤裸裸的贫困。伴随着大麻的合法化与对于持枪的坚持，美国也许将会小步快跑进入“赛博朋克”的世界。与此同时，这群被新自由主义抛弃了的人与他们欧洲的同伴一起构成当代美国新右翼的主体力量。这群右翼民粹主义者正在与民主党的多元主义精英们争夺者“谁是美国精神的代表者”这个合法性的王座。这种日常政治的失序与观念的撕裂也许同样昭示着一个“魏玛美国”的到来。
至于东亚，问题的形态与欧美社会略有不同。超老龄社会在日本已经造成了许多冲击。在安倍首相执政期间，日本政府依赖大规模提高政府赤字率这种透支未来的方式缓解这种危机。然而在日本经济如此疲软的当下，安倍经济学可以说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也许意味着日本将是第一个上演着老龄化惨剧的国家：老后破产这种现象将在中下层的老年人中普遍的蔓延开来。就目前而言，老龄化已经将许多中年人逼入了老后亲子破产或丧失人伦地不管不顾任亲人死亡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而且种结构性的“少子高龄化”可以说是必然会降临在韩国与一一上的命运。而这种现象造成危机的根本结构就是：一个现代国家所提供的“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承诺”很可能会在财政上变成一种一厢情愿，而当政府选择放手之后，社会范围内泛滥开来的苦难将会成为一股难以扑灭的反体制力量。
那么这样的危机有何端倪吗？可以说，当前的斯里兰卡以及巴基斯坦就已经成为了这个新时代的第一批牺牲者。全面转左的拉丁美洲也许很快也会步其后者：这对于左翼的支持者而言也许令人振奋，但很难想象在经济如此糟糕的今天作业政府的承诺能否得到财政现实的允许，而左翼政府的失能用也许会导致一种更根本的、对于民主政体的失望。
因此，简而言之。这种天启式的对于“崩溃”的呼告是非常具体的。当前的经济局势会打断整个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一个环节：政治秩序。套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中下层人民能接受的最糟糕的生活」与「现有秩序为他们提供的最理想生活」之间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断层”。而依据现有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秩序，愤怒而沉默的大多数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这只力量被政治学者称之为“民粹主义”，然而当代民粹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民粹主义就是被新自由主义抛弃之人民的最后希望。在未来日益加剧的困苦之中，底层民众只能越来越寄希望于一个“宣称要打碎现状”的民粹主义势力。那么现有秩序的政治精英有两种选择：与之妥协，开启动荡不安的改革议程；与之决裂，试图忽视潜在的国家分裂。然而只要经济并没有回暖，或者回暖之后依然延续了当前不断恶化的贫富分化。第一种选择注定无法缓解政治动荡，只会激发一种「合法性的脑死亡状态」：一个又一个自称能够解决问题的派别登场，最终侵蚀掉公众对于当前政治秩序的信心。而最终政客们会发现，民主政体只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混乱；只有靠铁腕、靠新的强权，才能维系得住当前不公正的经济秩序。
一言以蔽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自由民主政体将发生根本的冲突。福山和弗里德曼将同室操戈，「历史的终结」即将终结。
三．后天启时代的左翼该做什么
「历史的终结」终结了，这个辩证法恰恰告诉我们：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秩序的崩溃，总是意味着新的希望。当然，与其说这个新的时代是什么弥赛亚，不如说是它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晚期资本主义的崩溃不意味着早期共产主义的到来，历史的必然性并不会拯救无所作为的无产阶级。事实上，如果无所作为的话，我们到时会迎来必然的「赛博朋克时代」：一个没有绚烂的霓虹灯、没有反抗与英雄、没有先进科技、只有灰败如一潭死水的当下的赛博朋克时代，也许其中还要加上几分大洋国的暴虐。
因此，左翼应该为这个全新的时代提供「真实的乌托邦」。可以说，此前的一切方案一一列宁主义、M · 切·格瓦拉路线、社会民主主义一一在今天都不再可行，只能提供参考。技术进步既改变了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也改变了统治工具；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中强有力的亚政治共同体已经在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侵蚀下大大萎缩。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另一条道路」。这个另一条道路包括“乌托邦的形态”以及“实现方法”两个部分。前者意味着一个能够保障经济正义、社会秩序、技术进步、最基本的民主主义以及思想开放的全新的社会形态；而后者意味着一条不会在斗争的途中将自身的目的毁灭殆尽的方法论。
因此，是时候从空泛的哲学话语中走出来了。在这个时代左翼的任务是是从天上回到尘世，回归「政治经济学」与「斗争的政治学」。
回归「政治经济学」，意味着左翼必须给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替代方案：如何利用经济计划这个工具；如何处理市场在新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如何保障经济体制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如何让经济体制保障社会公平。回归「斗争的政治学」，意味着左翼必须把阶级斗争在技术上落到实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否要争取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大学生群体；如何保障政治夺权之中自身组织的民主性；新政治秩序如何保证自身的合法性；最终，那个替代政体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自我维持，以同时保证秩序、良好治理和民主色彩。
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诸如《真实的乌托邦》、Legislature by Lot 等作品都是当代左移学者做出的尝试，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些方向上的研究甚至是想象将变得更为重要。
在“资本主义的神圣永夜”中，靠着“结构主义的咒语”挣扎求生的时代结束了；在岩石的缝隙中挣扎了几十年的左翼，即将被重新抛入阔地之上了。
时代打碎了玻璃，把石块抛进了学院派左翼的家中，惊醒了午睡中的哲学家。他戴上老花镜，拾起那块棱角分明的正方形花岗岩。那上面写着一行他已经快要忘掉的字：
哲学家们做的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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