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刘晓波

1986年九月初,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京召开了全国范围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1976——1986)。会上,某青年文艺评论家所做的关于“新时期文学危机”的即兴式发言震惊四座,爆发了一个颂歌中的大冷门儿。他因此而被已经具有声誉的心情平静的理论家称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黑马”(Dark horse 意即突然横次里杀出的,本事神秘不可测的人)这种“黑马”在近年的文学批评界的突然出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凡善良真诚的“老马”们都又惊又喜。

如何评价我国新时期十年的文学创作?刘在评论界一片乐观的估价中,发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批评性声音。从学术观点看,他的谈话持之有据,自圆自成,表现了当代文学青年的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勇气。他以“五·四”文学、西方古典及现代主义文学为参照,宏观地俯视了新时期的十年创作。其谈锋纵横恣肆,覆盖面大,表现了较深的学术造诣。同时也因“观点的执著和焦虑的真诚”,留下了很大的争鸣空白。

在中国文学界的喜洋洋中,能从颂歌中看到危机的,往往是更高明的人物。平庸懒惰和狡猾的人,往往夹杂在平均化的声音里。众多的事实证明,“偏激的探索”比“稳妥的固守”,更容易产生接近真理的可能。拍手叫好更容易使自己等同或低于被称赞的对象,而能从平和之美中看到缝隙看出破绽的,往往需要对目标产生一种难得的超越。

 

1·中国文坛缺少具有挑战姿态的人物

我不是名人,但我比名人高明。名人有了名,说话就左顾右盼。中国人就愿意不动脑子仰望名人,所以,万事总是一哄而起。偶尔有一个站出来大喊一声,往往便语惊四座。这就是说,有理想、有头脑的人太少了。

对一个国家的十年文学的评价,说法不一,毁誉不一,应该是完全正常的。万口一声,千文一词,才是一种悲剧。九月初,我参加“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感到失望!我看不出眼前的人人们们都是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的春秋之士的后代!堂堂大国,浩浩大年,没有人站出来做一番宏观的批判的评价。我之所以忍不住“跳出来”,仅仅是由于内心期望与会场气氛的强烈反差,实现毫无准备。我痛感中国人!缺少具有挑战姿态的人物,包括我自己。我不算个什么。

 

2·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和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是微弱的希望之光。

我需要强调的是:新时期文学中不应该怀疑地存在有反封建反传统的因素,只是太微弱了。在时间上甚至早于《班主任》的《今天》杂志为核心的一批青年诗人,以及接受《今天》影响的某些青年作家,就走在一条与寻根文学完全相反的道路上。他们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不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

 

3·我也曾在内心为新时期文学唱过赞美诗,但我现在不想再唱了。

我早时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从心底唱过由衷的赞美诗,然而,现在我不想唱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向,需要进行冷静的反思。这不仅关系到文学艺术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更关系的整个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继承“五四”传统,担负起进行旨在改造国民劣根性、扫除千年封建传统的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重负。

 

4·对十年文学的盲目乐观的评价,是因为中国人爱吃“忆苦饭”。

既是谈,我就希望随意而零碎,我不想每时每刻都表示理论的深刻。怎样评价新时期文学,这不单纯是一种文学评价,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把新时期文学捧到一种什么“光辉灿烂的十年”啦,“继‘五·四’之后中国文学有一个高峰”啦,之所以评价这么高,我觉得在这种评价背后潜含着一种陈旧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即评价历史时的单一纵向眼光。他衡量一个东西发展与否,总是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相比,仅仅参照自己来比较,而不是一种面向世界,不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宏大的体系中进行横向比较。有些人一谈起新时期文学和“文革”前十七年比,尤其是“文革”十年比,说“文革”时期的文坛是一张白纸,是一片荒芜,现在不管怎么说总是百花齐放啦,这样一种比较方式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吃“忆苦饭”那种方式。

一种观念上的差别。对人的认识和表现上的差别。有些差别是历史造成的既定差别,并不是一两个人人为的努力就能赶上的。

 

5·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超越鲁迅这个人。

中国人现在这样的心理文化结构以及思维模式和文化素质,你就根本无法把自己与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摆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即使退一步说,仅仅参照自己,从纵向的角度看,新时期文学在整体上谁也不敢说超越了鲁迅,超越了“五·四”文学。比如说对中国国民性的揭示上,高晓生是近年有成就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只是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的一种简单的翻版,实质观念上并没有超越鲁迅。再比如写性的问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显然比郁达夫的《沉沦》差,而一些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的作家作品,如王蒙的所谓“意识流”小说,也没法向四十年代的施蛰存、穆木天等人的小说相比。

 

6·中国人的悲剧就在于——缺乏“危机感”和“幻灭感”。

知足常乐是中国人保持精神平衡的法宝。只和过去相比,于是满足,满足的心理必然导致缺乏“危机感”和“幻灭感”。


7·现在谈文学根本就没法就文学谈文学,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众更深厚。

有人会说,你谈的这些更多还是从文学以外的角度,你能否就文学本身的危机何在谈谈?

我认为,现在谈文学你根本就没法仅仅站在文学里谈文学,有些问题根本就是一种民族性的问题。比如我在《无法回避的反思》中谈到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存在的“人格神”问题,类似的还有很多,这不是理论研究本身的偏差,根本就是积淀在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身上的民族劣根性在作怪,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积淀的民族惰性远比一般大众更深更厚。而且往往采取一种非常自觉的道德、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下面我比较具体地谈谈新时期文学自身的危机。

 

8·新时期文学以“寻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这就是我说的危机。

一说“危机”,中国人就害怕,两股战战。其实,不直面视危机,或干脆看不到危机的,从来没有好下场。

我之所以觉得新时期文学存有危机,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有两条路得出这个结论。一是从纵向考察,新时期文学以“寻根”文学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有一种观念上的倒退趋势;另一方面从横向的角度看,大多数作家的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尽管模仿了西方艺术的技巧,但由于不是出自切身体验,显得不伦不类。

 

9·从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文学到50年代去寻找净界。步步向后看,他的追寻轨迹是:50年代民主革命——明清怪志——古朴遗风——庄禅境界——盘古炎帝。

向后看,从以往历史中寻找新的支点来否定“文革”的意识,一开始就蕴含在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刘心武的《班主任》中,大多数作家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干预现实的同时,几乎都回过头去,到五十年代,民主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和中国古代传统中去寻找灵魂的归宿。“寻根”思潮遍及新时期文学的各种题材、各种手法之中。《班主任》和《伤痕》虽然是新时期文学的良好起点,但这起点中已蕴含了一种走向传统的寻根意识,它们对文革的否定是以回到“文革”前的传统为特征的。《班主任》从两个角度揭示了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无知、愚昧和麻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伤痕在否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同时唤起人们对传统血缘人伦的珍视。稍后出现的许多作品也表现出浓厚的对十七年的怀恋。但随着对“反右”运动的重新评价,五十年代也不那么纯洁了,于是着种向后寻就到了革命战争年代,比如王蒙的许多作品《布礼》,《蝴蝶》等以及李国文的《月食》,还有陈世旭的 《小镇上的将军》等一大批作品都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风民俗的堕落归结为五十年代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的丧失。于是乎,电影,电视中出现了一大批类似倾向的作品,几乎所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老干部都要回一趟故乡和老区。凭吊战友,接近老乡,来一番良心忏悔。许多作品表露了对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相连之情,建国初期上下级之间那种亲密关系的甜蜜追忆,并努力揭示往昔美好的丧失与断裂,再梢后,这种追寻更深入地指向传统文化所蕴涵的美好人情和人性,在新的层次上试图更有力地否定“文革”,并寻找出在“文革”中失落的美好的东西。张贤亮作品中的“右派”知识份子门非但没有在非人的劳改中丧失人的尊严和价值,反而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在与下层人民心心相印的结合中,在善良,朴素,粗鲁,勤劳的村姑门的拥抱,爱抚之中,竟重新获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感情,得到了灵魂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邓友梅的《烟壶》,刘心武的《钟鼓楼》都用浓墨重彩涂抹了古城的风俗习惯,人情冷暖,其根本倾向是召唤人与人之间纯朴的没有竞争的人际关系的复归。贾平凹的系列小说《商州》探索着如何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保持该古朴的遗风和传统的伦理人情。刘绍棠的更是古朴得已经生锈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的赞美者,而韩少功的爸爸爸上伸溯盘古,炎帝,黄帝,王安忆的《小鲍庄》从大禹的传说写起“仁义”成为鲍庄人的道德象征,张辛欣也走出了一自我为起点通过竞争来达到的地平线进入了《北京人》的行列,真挚地为中国的普通人身上的传统美德作诗意的描写,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一大批知青作家也加入了这个向后看的行列,最初被否定的知青运动,从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作品开始被梁晓声一系列作品推向怀恋的高潮,重新评价甚至弥漫着一片感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赞美之神,似乎上山下乡不是一场大悲剧,而是可歌可泣的必由之途。

而在这股“寻根”潮流中走的最远的应是汪曾琪开其端,阿城等推向高峰的对传统文化中庆蝉境界的推崇,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复归。阿城的“三王”所具有的忘乎天忘乎地忘乎人的精神和虚静的超风脱俗,把老庄和佛教中对中国人毒害很深的“无为而治”的传统重新发扬光大。似乎中国的阿Q太少了。这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而是历史的倒转。在历史上,老庄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在儒家传统的制约下发生,尽管很大,但大多是老庄哲学中最没价值的,可以补充儒家的“独善其身”的部分。而道家思想中与儒家相对立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对现实的彻底批判,怀疑主义,相对论和反抗性,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于是,出现了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和谐静溢,出现了虚幻的自我安慰。中国当代作家也在发扬被儒化了的老庄精神,并把它抬到民族文化的顶峰,这难道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吗?

就这样,新时期的文学由对五十年代的怀恋到对建国初期的肯定再到对民主革命的向往,渐渐地走向对知青生活和劳改生活的重新肯定,最后达到了对传统文化的顶礼和回归趋势。

 

 

10.西方文学的复归表现为反传统——而我们是复古和认同

你会说,西方不也有过向后追寻的文艺复兴运动吗?但我认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一致不等于实质的相似,比如“寻根”文学的一支是走向自然的,这种走向自然寻求的是没有灵魂骚动的,没有痛苦的,净化过的平静而纯洁的东西,与西方走向自然的作家如卢梭笔下的自然是不一致的,卢梭追求的是一种野性的,代表人的原始情欲的冲动的自然,再如康拉德这位以写大海著称的英国作家,他笔下的大海充满原始的神秘气氛和力量,写人与海的搏斗,笼罩着一种恐怖的东西,这在邓刚的迷人的海中根本就不会有,西方文艺复兴是以古希腊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基督教的文化,是一种反传统,卢梭的走向自然是对法国古典主义理性思想的叛逆,而我们寻根文学的复归和认同,这不是一种倒退是什么?

 

11.“寻根”的目的应该是用利斧砍断它。而且前的寻根思潮则是一种文学的“振兴新儒学”趋之若骛,成了一股歪风。

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寻根”,而是坚决否定由寻根而倒退。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最早的寻根者,但他是在寻找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这棵参天大树千年不倒之根,他时刻琢磨着用利斧砍断它。鲁迅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对传统进行了冷静的剖析、深入地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他使国人第一次直面可怜可悲可恨可憎的民族劣根性,正视亿万麻木将死的灵魂。鲁迅以及全部“五·四”文学已经为今天提供了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光辉起点。只要中国当代许多作家继续走下去,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便大有希望。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许多作家非但没有向前走,反而向后退,陶醉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令人惊异的是,钟阿城、何新最近明确提出回到由皇帝、孔子创建的中国传统文化上,那么,中国应该重新从周天子时期起步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次大断裂,已经近于毁灭了四千年文明古国的传统,是国人丧失了古朴的心灵、统一的信念、温文尔雅的礼仪、脉脉含情的价值标准、屈原杜甫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老庄的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中国正在迷茫与彷徨之中。他们认为现在是重建被“五·四”新文化所否定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这种思潮与当前哲学文化领域里出现的“振兴新儒学”的倾向是一致的。这种倾向的存在难道还不足以显示新时期文学潜含的巨大危机吗?这不应该是返回传统寻求旧梦,而应该是否定传统,开拓未来。这是一般在本质上与“五·四”文学倾向基本一致的审美思潮:在彻底否定封建传统的同时绝对肯定个性的解放和自我的价值。虽然难免偏激,但正是这种“五四”式的偏激形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坛和传统的封建文化的骇世惊俗的冲突。北岛的“我不相信”喊出一代觉醒的个性和要求独立的自我的心声,它决不同于《班主任》的救救孩子。这是一种真诚的迷茫,彻底的怀疑,而迷茫与怀疑正是走向真理的起点。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对封建传统走向极端的否定中,保持了老庄传统中的真正精华,对中国落后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大胆的怀疑精神。“朦胧诗”的传播很快影响了许多文学青年,一股“朦胧诗”的热潮迅速掀起。加之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勒凡的《公开的情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弘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戴厚英的《人啊人》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张辛欣早期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高行健,王蒙等人在艺术形式上的新探索,早期知青题材的创作如《在小河那边》《聚会》《杨柏的污染》《我曾在这里生活过》《晚霞消失的时候》“星星画展”以及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的自办刊物和文学社团,都从不同角度强化了这种审美思潮。在文艺理论上,孙绍振,谢冕,徐敬亚的“三个崛起”及时肯定了这种审美思潮。它们的影响甚至比“朦胧”本身更大些。还有外国文学界和现代文学界对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以及外国现代艺术作品的大量翻译,都推动着新的审美思潮的发展。更有深度的思想不是来自文学,而是来自其它社会科学。高尔泰在新时期刚刚开始时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异化现象近观》从哲学的高度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意识,充分肯定了人,尤其是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权利,价值和创造力。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不仅把锋芒对准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所造就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写下了墓志铭。金观涛和刘青锋在1979年发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内在原因。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展开了“异化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成为知识界争相阅读的热门书。在这种趋于开放的气氛中,新的审美思想走向了它的高峰。从历史的发展看,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的启蒙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延续。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它没能产生出象“五四”运动那样强大的冲击力,也没有结出可以与“五四”文学相媲美的果实,但是,作为一次想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思想启蒙,必将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12.一批优秀的作家开始倒退,令人越来越失望

新的审美思潮的半途夭折正好为寻根文学的大发展提供了最佳的契机。寻根文学的迅速推进,也把曾在新的审美思潮的产生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些作家裹挟而去。江河、杨炼走向远方神话原始遗迹,张洁走向《沉重的翅膀》,孔捷生走向《南方的岸》,张欣欣走向《北京人》······太相似了,历史又在重演!想想现代文学吧,鲁迅由《呐喊》《彷徨》走向《故事新编》,郭沫若由《女神》走向《屈原》(屈原正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和忠臣的模式),郁达夫由《沉沦》走向《迟桂花》,冰心由问题小说走向《寄小读者》和东方式泰戈尔。(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消极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东方意识的代表者)丁玲由《莎菲女士的日记》走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一切,虽不能完全由作家本身负责,但这种转向正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生命力。

 

13·向后看,中国的文化只能在自身封闭的体系中打转。它的出路只能是自身的变异愿望,借助于自己的外来文化体系的改造与冲击。

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在于尚未意识到向传统寻找出路只能是倒退!一种文化的发展同另一种完全异己的文化相互参照、交融,更能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产生新的变种,正如西方文化不断以外来文化否定自身从而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一样,中国文化也必须走这条路。向后走只能在自身封闭的体系中打转,永远不可能走出去。

 

14·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感性反悟性,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上的阳萎。表现在文学上的危机是:文学观念的僵硬和意识形式的干瘪。冲突的模式化、细节的陈旧和简单比附——比比皆是!

我们再从横向的角度谈谈新时期文学的危机。这主要涉及文学观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

首先从观念上看,新时期文学中表现的还不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意识,更多的还是古典的传统观念,更多注重道德规范的图解,表现在作品中一是细节的陈旧和简单比附,一是冲突的模式化。细节的陈旧和简单比附,实际有“文化载道”的意味,这可以上溯到屈原,他在《离骚》中首创了以美人香草自比的方式,以后经过长期积淀,一些自然景物成了含义固定的象征物,比如“柳”一定是出现在送别词中,而松菊梅也一定是“岁寒三友”,今天仍是如此。比如出现在各类作品中的“感恩细节”——具体内容不同,感恩的对象不同,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是党与人民,军队和百姓。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总脱不了这种模式。又比如写性,在爱情场面,也是程式化,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一个女子在河边光着身子洗澡,叫人看见了,这样的细节无论在中国在外国都用滥了!你要写就写你自己独特感受的东西,只属于个人的审美经验才有价值。比如西方那种个性化的描写,如艾利略的《荒原》,把四月称为“死亡的季节”在我们是很少见的,我们一般把四月与春天和生机勃勃连在一起,这种细节的重复说明了作家们的审美缺乏对生命的直接切近的发自内心的体验。而冲突的模式化就更明显,尤其是在改革题材的作品中,人物设置程式化,几乎与“文革”时期的作品一样简单可笑!而青年题材中那种虚假的外冷内热的硬汉子形象由于面目类似而显得平板生硬,所有的正面人物永远严肃,富有事业心,就出现不了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那样的人物性格,即便是现实主义文学,甚至也没有一个人物能达到《红楼梦》中王熙凤那些细致描写,这不仅是艺术手法上的差别,根本还是观念的陈旧。


中国作家仍然缺乏个性意识


这种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素服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与西方相反,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感性和理性,灵与肉的斗争,而且西方文化越发展,越进入现代,感性越不受理性素服,生命的创造意识越强,而中国文化自始就将活泼的生命力框在伦理道德的圈子里,造成了中国人生命力的枯萎,假如说中国缺乏性意识是一种性的阳痿,没有生命力的活泼新鲜,直接面对世界的冲动,文学中的想象力贫弱必然使文学呈现一种缺乏活力的程式化状态,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道德化是当代文学缺乏现代意识,缺乏个性意识的深层原因。

 

15.中国作家缺少的对苦难的敏感,更不具备将生存提升到形而上的生命力

我有一种感觉,中国人,中国作家缺少对苦难的敏感,而且难以将从生活中体验到的苦难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人类痛苦的高度去品位,比如卡夫卡,他就居然能从很小一件事中的一点不顺心理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并把这痛苦立刻上升到人本体的痛苦的高度。中国作家体验的痛苦永远是道德意义的痛苦,社会意义上的痛苦,似乎从来也不曾感到过形而上意义上的痛苦。中国人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苦难中却缺乏对苦难的敏感,长期生活在荒诞只中,却没有任何荒诞的意识。

现在似乎是出现了一些有荒诞意识的作品,如高行健,刘会远的《车站》,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但我觉得这种东西更多的是看出得来的,无论你借鉴什么,是西方意识还是西方的现代派艺术技巧,我要强调的是,体验是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东西,而中国人恰恰缺乏这种流淌在血液中的体验,许多作家往往指示看了几本书就写起了荒诞作品。尽管很多人生活在荒诞之中,但由于生命的理性化的教条化,也很难体验到。

我的一个同学说,只有自身含有两种价值体系,能自我相互参照的人,才能既置身于荒诞之外,从而体验到真正的荒诞。这是一定道理。但太理性,太设计化。

中国具有真正荒诞意识的是鲁迅,他写的《阿Q正传》是真荒诞的。最后《中国》文学月刊上发表的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写出了荒诞感,它是从最细微的生活中体验到了某种荒诞,悲剧感比较强。《中国》在今年一年中,努力地推出了不少具有艺术个性的各类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方面的努力,但似乎很难再办下去。中国杂志只能办成一种面孔一个味道,这也是危机!

我把搞文学的分为两种:知识型和体验型,或者说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一种是外来的看书得来的(指感觉)

西方文学在大的层次上已进入对人的本体世界的开掘和体验,开掘本体世界那种混乱性,模糊性,开掘荒诞感,而艺术形式上则与之相对应,比如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等。

而中国文学,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素服繁荣东西,表达出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上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就造成表现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这方面“色厉内荏”的典型是王蒙,高行健的一些作品,在莫言的《爆炸》里也很明显。

 

16.当代作家们的危机在于不断地重复自己

此外,中国当代作家不断重复自己,也是危机的一种表现。其他如语言的无个性,无色彩,甚至无语言,也说明了在评价新时期文学时不容乐观。真正的文学语言也应该是从作家生命本体冲动中生长出来的,与他独特的审美感受同步产生的,当他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时,他脑子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句式,一种新的词汇组合,而不是硬造出来的。被认为语言有特色的是阿城的何立伟,我感觉读阿城的小说,可以感到他写的时候很吃力,而且这种语言几乎是五,四文学那儿抄来的,何立伟则有点堕落到玩弄词汇的地步了。

 

17.新时期文学十年,没多少可值得骄傲的东西。从更高的视角看,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

凡此种种,我觉得新时期文学丝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相反却暗伏着重重危机。而摆脱这些危机,鉴于很多原因,有些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的,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不意识到并改变新时期文学走向传统文化的趋势,就不可能创造出全部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是那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生命永远摆脱不了理性化和教条化的束缚,文学就没有真正发展的一天。

如何表达我的文学观呢?

极而言之,我的文学观就是没有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谈什么感性和理性统一这一类字眼。人类就是永远处于这种感性与理性、灵与肉、本能与文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这种二律背反之中,他们之间是没法调和的。

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