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故事 | 被“地主婆”打残的家政女工

最近接的援助案子，当事人是一位年近60岁的妇女（老白）。案子倒是简单，就是这位高龄女工的故事，确让人唏嘘。

老白地年纪在家政工算是比较大的，在北京干了20年家政工，还操着地道的四川口音。接的活儿都是照顾老人的，很多时候都是照顾到老人去世为止，老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遭了殃。

出事

2021年，老白被介绍到雇主那里，照顾雇主的母亲——90多岁的老人。雇主两口子也都已经70多了。雇主母亲腿脚不灵便，老白要照顾她的起居，还要做全家的饭。此外，老白每天晚上和雇主母亲住在一起。这位老人年纪大了，脾气却不小，儿媳和其关系不是很和睦，时不时就会拌嘴。

出事的那天晚上，十点多，老白和老人已经睡下了。雇主给老白发了一条消息，要老白准备第二天做饭的食材，消息来的时候，老白点开看了一下，正准备关上。突如其来的怒骂和剧痛让老白丧失了反应。原来是雇主的母亲破口大骂，认为老白不管手机，打扰她休息。随手抄起痒痒挠就朝着老白面部、头部打过去。在痛击之下，老白双手护住头部，面朝雇主母亲，本来准备反击，但是想到雇主母亲还装有心脏起搏器，担心反击会出事，便只是护住自己，大声呼救。

一再延误的治疗

等到雇主夫妻听到动静赶过来的时候，老白早已鲜血淋漓，头痛不止了。老白痛哭流涕，想要去医院。雇主劝阻老白，第二天再过去。第二天雇主倒是如约将老白带到医院。不过是雇主朋友所在的一家小医院。医生简单看了一下，对外上做了简单处理，又开了点儿药，就让老白回去吃药静养。

接下来一周左右，老白头疼不止，再次要求雇主送自己去医院。雇主就带老白去了附近一家较大的医院。医生初步诊断说老白脑部神经受损，需要住院治疗。雇主没办法，去交了住院费，但似乎还有些不甘心。质问医生住院要多久，医生说1-2个月。雇主一下子就火大了，在医院闹了起来，大致意思是，医生嘴上说1-2个月，实际上不知道要住几个月，万一住个5-6个月怎么办？！一边闹，又一边把已经交地住院费给要了回来。带着老白走出了医院。（也不知道雇主是担心自己被医院坑了，还是觉得老白看病不值得自己花这么些钱）。

雇主扭头带老白进了一家更大的医院。但是等了半天就少了眼，人山人海的医院似乎排号就要等个几天。这时候一旁的医托凑了上来，安利了一家小诊所，要去诊所治疗。雇主被说动了，带着老白去小诊所，还是简单地要开药。老白这个时候头痛欲裂，知道吃药根本不顶用。于是才选择报了警，要求雇主带自己到大医院看病。在警察地协调下，雇主倒是同意了。

滑稽的是，老白最终挂上号还是拜托了上一家雇主，老白服务的上一家雇主对其印象很好，在大医院也有关系，愿意给老白帮忙。几番辗转，虽然辛苦，但是老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治疗。

撵出家门

老白出事之后，治疗期间，也是住在雇主家里，因为合同还没有切除，且老白认为雇主的母亲打了自己，雇主需要负责。另外，老白省吃俭用惯了，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件衣服，更别说不花钱去租房。有一天雇主假意要在派出所与老白商量赔偿的事情。老白便去找了家政公司的老师，一起去了派出所，结果扑了个空。再赶回雇主家里的时候，雇主已经不让老白进门了。老白不服气，自己病还没治好，自己走了，看病、租房都得花钱，老白在门口哭闹，要求进去。期间雇主还从附近单位叫了几个粗壮的男人，要将老白拉走，老白来着不走，还被雇主的门夹了手。老白就这样在雇主门外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报了警。

雇主一家的“调解”

老白说自己服务的一家子都是机关单位的人，雇主原来是银行的秘书，那天叫过来暴力拉走老白的人也是从银行叫过来的。雇主的母亲原来是医院的护士，因为生病瘦骨嶙峋，在老白的照顾下，反而富态起来，雇主家亲戚都说老白照顾的好，把老人照顾得白白胖胖的。家政公司的老师说老白把老人家照顾成了“地主婆子”。雇主的儿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现在做金融，在香港工作。事发期间，雇主的儿子因为休假回来过一次，在派出所出面代为调解。

在这次之前，老白跟雇主一家在法院打过照面，在派出所里调解过一次。去法院是因为老白想要回自己最后服务期间额劳务费用。在派出所，是雇主儿子出面调解的，指着老白的鼻子骂道，“你看你把我家祸害成什么样子了，我爷爷就是被你祸害进医院的！”老白觉得委屈有愤怒，雇主的爸爸身体不好，自己在雇主家服务期间，老爷子隔三岔五就住院，怎么是被自己搞住院的呢？

孤立无援的求助者

那次调解之后，雇主给了老白近4万元，老白心里不服气，自己现在还需要去医院，要长期服药，想要个说法。家政公司的老师开始很热心，把自己的律师朋友介绍给老白，并要求老白请自己和律师朋友吃个饭。老白花了600多元请他们吃了饭，但是律师说自己忙，迟迟不给办。老白的家政工朋友听说了，又帮他向律师亲戚咨询，才给推荐了法律援助。

老白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是调解之后几个月了，老白说老白介绍自己情况的时候每隔几秒头部就会晃动几下，双手也是，不自主地晃动起来。老白说这是被打的后遗症。

第一次见面在我这里，老白迟到了半个小时，陪着老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位同乡的家政工，看她可怜过来帮她。另外一个是老白女儿拜托的夫家堂哥过来的。老白浓重的口音让我非常不适应，两人倒是能帮忙解释。老白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考虑到票据等证据整理起来比较反复，我索性拜托两位帮老白整理。

第二次，我去的老白那里。从雇主家里出来后，老白租住在家政公司的集体宿舍里，一个月600元。宿舍其实是一个居民楼的三居室，家政公司的老师住一个屋，另外两个屋子给家政工住。老师的屋子和客厅里各装了一个旧的发黄的空调，倒是凉快。另外两个屋子没有空调，进去站会儿就大汗淋漓。老白所在的那个屋子不足十平米，两张大床拼在一起，就占据了屋子里五分之四的空间，在床和墙的缝隙里，高高地堆满了家政工的私人物品，箱子，袋子等，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去的时候老白正为票据整理发愁，床上摆满了票据，归类的日期还不对，老白笑笑，自己不识字。自己的同乡找了工作了，不能帮自己。女儿的堂哥说老白有儿子在北京，遇到事情应该找儿子，老白就不敢叫他了。

第三次来我这里，老白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她一脸歉意，说这次是她自己来的，不识字，也不认路，找了好半天。老白说那天晚上同住地家政工回到出租房，问老白整理好了没有，没有整理好的话，便帮老白一起整理。同屋地几人一起整理到了晚上11点多。我摊开来看，粘的挺整齐，就是日期没对上。

我的命很苦

跟老白聊天才知道。老白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老白的父亲母亲都80多了，长期患病。老白还有一个公婆，也长期服药。老白的老公在村里是个队长，包了村里的地，种菜。干一天80元，雇村里的人干一天50元。老白说自己帮自己老公算过，一年下来只能留下2-3万。每逢村里红白喜事，老公都要跟自己要钱。

老白在北京打工的收入比老公的高，这几年接的工作，月薪都是六七千。老白说自己打工20多年，供养了家里高龄老人，老人生病都要自己拿钱，养活了一双儿女，还给儿子在老家买了一套房。但是自己的下场却不好，出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老白在儿子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打工。一双儿女都靠家里人照顾，所以跟老白不是很亲近。老白跟女儿好几年都没讲过话，因为老白不同意女儿的婚事，也因为其他一些事情。老白的儿子现在就在北京打工，做厨师，老白刚出事儿的时候，来看过老白几次。但是后来老白就叫不动了，再后来儿子连电话都不接。儿子说自己工作忙，请不来假，请了假，就不好找工作了。老白去申请法律援助的时候，自己不识字，打儿子电话叫不过来，自己在那里做了一天才搞好。说起这些，老白就会落泪。旁人看了，心碎不已。

老白说自己本来别无所求，就是儿子女儿都大了，自己该尽的义务也尽到了，本来想像家政工姐妹一样，干到七十岁，给自己攒些养老的钱，现在这个都做不到了。自己只想拿到应得的赔偿，回家去。

打工命运代代传，伤病年老何所依

就像老白自己概括的，她确实命苦。但者苦命的一生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缩影：漂泊打工、受人欺负，骨肉分离，亲情淡漠，老无所依。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让人唏嘘。

不同的家庭天差地别，地位和命运也代代相传。同样是家庭，雇主一家儿孙满堂，两代人都在机关单位，第三代top2高校毕业，投身最赚钱的金融行业。但也是这样一位社会精英，为维护自己家人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反观老白一家四口，从小就骨肉分离，感情联系脆弱。一家人四散在各地，即使同在一座城市，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不多。老白遭遇如此大事，一双儿女，一个因为工作忙，一个因为距离远，工作忙，都赶不过来。老白服务过的雇主大都人员齐全，家庭美满，可老白自己却支离破碎，勉力支撑。支撑过无数个幸福家庭的老白却支撑不了自己破碎的家。

现有条件下，有利可图的服务被全部市场化，公共服务被缩减到最小规模。这种情况下，尽管一部分群体可以用钱买一些服务，而绝大部分像老白这样的农民工在不堪一击的脆弱的公共保障前只能祈祷在劳动力价值丧失地再慢一些。老白担心的养老问题绝不是空穴来风，农村的老人一个月养老金可能只有几百元，根本赶不上物价地连年上涨，也付不起昂贵地医疗费用。高龄农民工的普遍出现是基本保障系统的缺失，绝不是一纸禁令就能消灭的，不去干建筑，还得去做保洁；不能去工地，还可以扫大街。丧失了劳动力价值，长期从事低端服务业的高龄农民工显然不是资本青睐的对象，也不是上位者照顾的对象。

但是，向来如此，就合理吗？

发布于 2022-08-06 22:52劳动劳动仲裁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