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为世界城市上海记录肖像 - FT中文
FT中文何越：与刘香成访谈时长近90分钟，非常有趣。通常华人谈问题的观点大致类似，要不亲中，要不亲西，要不讨厌政治，避而不谈。刘先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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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刘香成先生，如同天上掉馅饼的意外好事。他在美国以及走遍世界的传奇新闻生涯，获得新闻业最高奖项普利策奖的经历，上周陈冠中先生文章已详细描述，无需我多费口舌。我的访问主要关注其新作——大型摄影画册《上海：1991-2021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以及他对中西为何产生巨大误解的个人诠释。
访谈时长近90分钟，非常有趣。通常华人谈问题的观点大致类似，要不亲中，要不亲西，要不讨厌政治，避而不谈，总之无甚新意。刘先生不是。他大世面见多了，甚至还是制造历史的一份子，又是体制外的自由人，其逻辑不同寻常，用词表述生动，几次令我捧腹。
他讲到过去几十年中国人集体下海现象时，用“很可怕”来形容，“因为这个能量把西方吓坏了”。他问我是否听过一句名言：“打着左转的灯，然后向右转。”我老实地承认不知道，他笑我不是中国人，这样的中国名句都不懂。他说：“1975年，我26岁，从巴黎被派到北京，78年以后开始常驻，是第一批驻华的美国记者。这话是那些比我大一辈的北京知识分子告诉我的。”我辩解说：“最多也只能说我不是北京人”。
这样与众不同的讲话方式与逻辑，与其特殊的教育背景直接相关。“我1/3的教育来自中国，1/3的教育来自英国佬（即英国殖民下的香港），1/3来自美国。” 刘夫人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英国人，艺术史学家兼策展人。集多国体制教育、全世界周游工作与中英家庭背景于一身，刘先生看中西误解问题，自然深刻。
谈话以普通话进行。能够听出刘先生的福建口音。这大概是小时候在福州留下的印记。我好奇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自称世界人，说“我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人”，因为“哪里都去过了，住过了。” 他派驻的城市与地区太多，除了北京，还有纽约、洛杉矶、南亚、新德里、首尔、莫斯科等等。但他的香港情结还是比较重，因为他1951年在那里出生，三岁回到福州，60年大跃进失败后又从福州回到香港，在那里度过了青春期，学会了粤语与英语。所以访谈中他使用了三种语言：普通话、粤语与英文，中文表达不出的，就用英文补充。他说粤语多年不用，已经不怎么样了。
我2004年留学英国前，在广州时常看星空卫视，访谈令我得知，这是刘先生当时执掌的项目。那时是21世纪初，中美关系当时还不错，中国市场正茁壮成长为西方经济的热点区域，不去中国市场淘金，如同傻子。当时刘先生已离开满世界跑的新闻第一线，开始常驻北京。最初出任时代华纳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后转为默多克新闻集团在中国的负责人，以交换的方式，即中国CCTV9套节目在默多克的BSKYB频道播放，他换取了新闻集团旗下星空卫视在中国广东珠三角的落地许可。
2013年，他参观了上海举办的“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当时上海有一个建筑，是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院院长Mark Lee的设计，空着。机缘巧合下，刘先生与夫人凯伦•史密斯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个地理转移，令他退休后能继续追逐对摄影的热爱——他以这幢建筑为基础，创立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并任馆长。雇佣了十几位员工，经过一年装修后，正式对公众开放。就我在刘先生朋友圈上看到的分享，与他合作摄影项目的有周迅、姜文等中国明星。
最近，刘先生在上海推出了大型摄影画册《上海：1991-2021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以其个人几十年的人物摄影作品，展示上海过去几十年的巨变。早在11年前， 企鹅出版社就出版了刘先生与夫人凯伦•史密斯共同编撰的摄影画册Shanghai: A History in Photographs, 1842 -Today《上海：相片中1842-现在的历史》，为何这次没有与西方出版社合作，而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先生解释说：“这两年都没出去，而且赶着要庆祝浦东成立30周年。上海过去几十年跳了一个台阶，虽然软实力与香港等地比还不成熟，但硬件方面，尤其是建筑与城市规划，很厉害的。2300万人的城市啊，不得了。It’s a city to watch（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城市）”。
而如果我没有猜错，机缘巧合令我与刘先生相识的，是我两个月前的这篇专栏文章《中西百年误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这次访问，他比较深入地谈到了中西误解的原因。
1，中西相互认知的知识结构非常不对称。虽然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并不到位，只懂得了部分的西方（作者注：我同意刘先生观点，因为中国普遍认为美国政治受华尔街操纵与主宰，但我认为人权与自由亦是主导美国和西方政治的重要因素，而这点被中国低估了）；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就非常少，有些美国议员连护照都没有，更不要说懂中国的基本常识。因为西方过去300年一直有优越感，对中国有信息deficit（赤字）。
2，中国人的务实精神，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印度亦是人口大国，但目前来看，很多印度人的努力程度，比中国人差太远；而犹太人虽然和中国类似，勤奋且重视教育，但人口太少。中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聪明，中国人遭受过的苦难，令中国人非常务实。看看美国华人几代移民的经历，就知道中国人有多努力：第一代开铁路，第二代开中餐馆，第三代以后，就是教授或者进华尔街了。而过去40年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失去了之前的35年，大家都有紧迫感，包括官员在内，几乎全中国人都下海了。这个很可怕，因为这个能量把西方吓坏了。而美国用“中国人偷我们的技术”来单一地解释中国崛起，所以中国人觉得很冤，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被西方看到和承认。
3，所以，中西的对话，是“‘吃过苦’和‘没吃过苦’的人的对话，同一个问题，双方观察的角度相反。中国的角度是防御性的，总要以防万一，其社会行为受这个思维控制。
眼下，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是刘先生重要的项目，他希望将其打造成中国版的“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往年他和夫人每年都去泰国和英国度假，疫情以后应该会继续。他已经大致看了我新出的英文书China and the West–Unravelling 100 Years’ Misunderstanding《揭开中西百年误解》，评价是“fascinating（非常有趣）”。
于我而言，此次采访的一大收益是见识了什么是谈话的高级性。我自称政治中间立场，可那是极力之为，尚不自然；刘先生不是。谈我认为的敏感政治问题，他轻松道来。好像武功高人，令我想起佛山无影脚，轻松化解各种招数，不费劲。又像英国人的幽默，无法重复和模仿。领教了。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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