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几个问题》的几点想法

由微信公众号“无知路上”/B站up主“吴衢”翻译、刊发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几个问题》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去年公众号上刚刚推送这篇的时候，我就读过几遍，当时感到很有启发。昨天又有友人在一个群里分享这篇，我就趁势又重读一遍。时隔一年多以后再次重读，依然感到很有启发，但同时也觉得文章中有不少问题值得商榷。感受的变化，应该也反映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看过更多材料、思考渐渐深化的结果。

本文作者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是充满肯定和同情的，但在文章中主要讨论的是南斯拉夫实践中出现的种种负面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对话对象是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作者希望委内瑞拉能少走南斯拉夫走过的“弯路”。这种社会主义跨国联结本身也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事。）作者所列举的种种负面现象，在南斯拉夫实践中无疑都是存在的。但对于“如何分析和理解这些现象”，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是参照系的问题。当我们讨论一种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现象时，我们必须明确“与什么相比”。换句话说，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到底是该实践独有的，还是那些不搞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乃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普遍存在的？回答这个问题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比烂”，而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我们应如何去理解这些负面现象、以及怎样在实践中尝试解决这些负面现象。

比如说，文章中指出，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实践中，富裕企业与穷困企业之间员工待遇不平等、苦乐不均问题突出。但这似乎是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在内的任何社会主义社会广泛存在的普遍现象。比如武钢关键部门的工人和青山区某街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其待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似乎并没有比较研究的证据显示，南斯拉夫的企业间待遇不平等问题比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类似问题更加严重。

另外，文章中指出，南斯拉夫某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因各方出于避免社会动荡的考虑而不能倒闭（即所谓的“预算软约束”），以及企业之间相互竞争、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似乎也是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在内的任何社会主义社会广泛存在的普遍现象。区别仅仅在于，在不搞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上述现象是由党国官员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在南斯拉夫模式中，广大工人成了参与博弈的一方。

因此，文章指出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普遍问题，而不是工人自治模式遇到的独特问题，虽然表现形式和具体机制有区别。

第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中存在的某些现象，是否可以简单理解成该模式“必然”导致的后果？关于“必然性”的许多逻辑推演，往往是在道理上说得通，但实际情况中未必是那么回事。

比如，说享有企业自治权的工人着力于提高本企业工人的收入，而不想招聘更多的工人使自身收入被“摊薄”，使得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不足，所以工人自治模式必然造成大量失业——这是对工人自治模式的一种常见批评，在道理上也说得通。但在实践中一定是这样吗？比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在本单位层面上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分房（这事另说），二是招工。工人子女中大量存在待业青年，当父母的自然十分着急，希望本企业能解决。假使当时的中国国营企业普遍实行了工人自治，工人们肯定想方设法扩大本企业的招工名额，好解决子女就业问题。

这便会让我疑惑：南斯拉夫的工人（尤其是在那些待遇较好的企业工作的工人）不希望自己的亲属子女都能来就业吗？不希望自己在乡下务农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来就业吗？如果工人们是这样想的，ta们为什么反对本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呢（尤其是在工人们对招工名额分配有决定权的情况下）？如果工人们不是这样想的，ta们为什么不这样想呢？这让我感到，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造成大量失业，其背后的机制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自然而然”，而是需要深入而细致的解释：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下，工人自治会造成大量失业？

再比如说，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当南斯拉夫的企业遇到产品滞销问题时，由于工人不想失业，企业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生产，生产一堆卖不出去的产品，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同时造成通货膨胀。这在道理上也说得通，但实际上，社会主义企业在遇到效益危机时，并非只有“解雇工人”和“硬着头皮继续生产”这两种方案。从1980-1981中国经济调整时期的情况看，企业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应对效益危机的策略。一是让工人暂时回家待业，企业发给基本生活费，工人同时可自谋生路（做些小生意等）。如果企业遇到的困难的确只是暂时的，这一方案易被工人接受。二是转产或开发副线产品。我看过的不少材料都提到，当时一些国营工厂因效益实在不行，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召开职代会，让职工出谋划策、群策群力想办法找出路，最后在工人建议下开始尝试生产新产品。这些材料未必可信，但这种情况的确是符合情理的、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下的企业的确大量出现了硬着头皮生产、造成债务危机的现象，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暂时待业或转产这样的方案为何不可行，或者为何不被工人接受？一旦触及这些问题，我们也就需要承认：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造成上述现象不是“必然”的，而是需要某些具体的、特殊的条件。

除去上述两个方法论问题，这篇文章的基本结论——“如果不解决工人阶级缺乏整体团结的问题，那么工人自治的实践从根本上受限”——我是十分赞同的。但这一结论不能被理解为，“工人阶级内部缺乏团结”的问题是工人自治模式独有的、或者是由工人自治模式导致的。并不能认为，没搞工人自治之前工人阶级原本很团结，搞了工人自治之后就不团结了。

事实上，阶级团结从来都是一件极其困难且脆弱的事。在任何社会主义社会存续的绝大部分时期，理想状态下的阶级团结都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更甭说了）。工人自治模式，只是将工人阶级内部缺乏整体团结的问题以最直接、不可回避的方式暴露、展现出来而已。就好比说，我做了个CT显示脑部有肿瘤，是因为CT以直接可见的方式展现了肿瘤，而不是CT造成了肿瘤。

更进一步说，任何民主机制都是在暴露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分歧、矛盾和零散琐碎的具体利益。而理想状态下，民主的题中之义就是找到合适的方法，在种种差异、分歧、矛盾的充分暴露与交流中构建共识，在零散琐碎的具体利益相互摩擦的基础上寻找整体利益的支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构建真正的阶级团结。这当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但如果放弃对于这一愿景的追求，也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理想本身。一些左翼人士将民主机制所暴露出的差异、分歧、矛盾和局部利益冲突视作为民主的缺陷，这令我不能理解。这一观点背后似乎是一种“求稳怕乱”思想，认为表面的安定和平比什么都强，这和党国的官方宣传话语倒是很像。

南斯拉夫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在“如何构建一种深入人们日常点滴的、持续有生命力的民主生活”这一问题上，走得比其他社会主义实践都要远，因此其遇到的困境、挑战、悖论，也就格外有值得思考的价值。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所遇到的问题，其根本出路也只能在于在企业层面的“小民主”基础上构建社会层面的“大民主”。构建这样一种民主生活，当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正如这篇文章在讨论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壁垒时所展示的，民主愿景落实到具体现实场景中，会遇到各种可能使其执行走样的问题），但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恰恰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