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三）：共产化 ｜马各庄图书室

文/《尾注》
译/怀谷
校/Sikako

编按：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衍生出的左翼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而通过对于共产化、生产方式、以及拜物教等概念在历史上演化过程的研究与梳理，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如何对历史和社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们如何联系现实，去理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性质。
本文原文发表于《尾注》（Endnotes）第二期，《尾注》是驻扎在德国、英国与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
（本文较长，故分章发布。）

目录
（一）引子
（二）共同背景
（三）共产化
（四）德国争论
（五）不完整的马克思？
（六）价值理论的（反）政治
（七）回归马克思？

（三）共产化

需要说明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着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9]

共产化理论出现的时候是一种批判，其批判对象是各种继承自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革命认知，以及运动中的异议趋向和反对声音。20世纪上半叶，革命失败的经验似乎端出了一个本质问题：工人能否或者应否通过党和国家（列宁主义，意大利共产党左翼）还是通过生产节点上的组织（无政府工团主义，荷兰-德国共产左翼）来行使权力？一方面，有人会宣称致使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错失革命机会的原因，正是党——或说正确类型的党——的不在场；而另一方面，其他人会说正是党和革命的、“国家主义”的、“政治”的概念在俄罗斯失败了，并且在其他地方也发挥了消极作用。

共产化理论的发展者抗拒这样以组织形式来安放革命的倾向，转而瞄准从革命内容出发来把握革命。共产化暗含一种态度，就是拒绝将革命视作工人在获得权力之后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的事件：相反，我们应该将革命视作以无中介的共产主义措施为特征的运动（比如免费分配商品），这样既是为了革命自身得益，也是摧毁反革命的物质基础的一种方法。革命以后，如果资产阶级财产被没收，但是工人依然是工人，依然在不同企业进行生产，生活资料依然依赖自己与工作场所的关系，依然与其他企业交换，那么，不论这种交换是工人自我组织还是由“工人国家”给予集中指引，都意义不大：资本主义的内容保留了，资本家的独特角色或者功能迟早会重新自我树立。作为共产化运动的革命则截然不同，它将不再构建和再生产所有的资本主义范畴，因此交换、货币、商品、不同企业的存在、国家，还有最根本的雇佣劳动和工人阶级本身，将会被摧毁。

共产化理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了用另一套组织形式（民主、反威权、工委会）来反对列宁主义的党国模式的做法，还没有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原因在于，这种关于革命的新思考，也出自当时凸显出来的阶级斗争特色与形式（比如毁坏设备、缺勤和其他抗拒工作的形式）以及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在抗拒工作的不容置疑性，以及工人身份作为革命基础的不容置疑性。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作品是共产化观点发展的一大刺激。秉持着植根于日常生活转型的总体革命的视角，情境主义国际已经感受到并理论化了斗争所表现的新需求，由此人们在之后承认他们最能预示和表现1968年法国事件的精神。

但是，如果共产化的概念在某种角度来看是当时斗争和局势发展的产物，那么法国的氛围使这个概念能够得到彰显的能力也离不开向马克思的回归，尤其离不开诸如《大纲》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下文简称《结果》）这类体现“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的文本的发现和传播扩散。在60年代末这些文本公诸于世之前，情境主义国际和其他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已经去诉诸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马克思早年文本。即便情境主义国际和法兰克福学派依然会从《资本论》的拜物教理论和物化理论那里抽取营养，二者的解读实际上深受卢卡奇影响，不能被视为是对《资本论》详细挪用的产物。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总体落在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已经说明，马克思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相关性以及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的重要性，这两者都在上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阐释之中被压倒性忽略了。《大纲》等新文本的公布动摇了传统解读，并且使成熟批判的激进性获得了承认。

因为自身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边缘化的关系，那些认同左翼共产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俄罗斯历史批判的人，反而在解读新公布的马克思文本的时候站在了更有利的位置上。法国语境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和1968年首次出版的《居中不易》[10](Invariance)杂志。通过展现“波迪加主义”的意大利左翼传统遗产在荷兰-德国左翼的经验和当时正在展开的斗争中的迸发，《居中不易》为解读马克思带来崭新的感觉。曾与卡马特合作过的罗歇·当热维尔(Roger Dangeville)将《大纲》和《结果》翻译成法语，这给了法国主流的阿尔都塞式、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解读迎头一击。卡马特也在《居中不易》上就这些文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评析。[11]

卡马特的文本当时在1968年后的讨论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ldolsky)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在随后德国的讨论中发挥的作用。[12]二者都高度依赖用摘录的形式, 对当时大部分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进行介绍和探索。罗斯多尔斯基提供了《大纲》的详尽研究，而卡马特系统性较弱的论述引用了马克思的其他手稿，尤其是《结果》。尽管卡马特承认罗斯多尔斯基的书存在优点[13]，不过二者工作的差别在于，罗斯多尔斯基最终将《大纲》的地位下降到仅仅是《资本论》的预备稿的程度，而卡马特更专注《大纲》和马克思的其他手稿是如何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后期作品中得出的理解。卡马特认识到，马克思在各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引入和发展价值范畴的不同方式，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品不断进步完善的线性呈现方式。早期有一些处理引出了新角度，比如价值的历史自动化，将资本定义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还有从属(Subsumption)范畴的重要性，尽管早期写作在引出这些角度在的时候，较之以后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为模糊。读者会在卡马特在对新近文本的解读中发现，他认识到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包含的意义远比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解读来得激进。[14]

卡马特的作品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假设相比，有一个绝妙的突破，这个突破明显体现在卡马特60年代中期作出的评论和他70年代初期添加的注解之间的矛盾中。因此看来，卡马特早先的评论所搏斗的对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转型期的理论，而在后期的注解里我们看到，这个理论的前提都被他推翻了。[15]由此，卡马特1972年的评论结尾如此呼吁共产化：

人类未完成的总体性崛起并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与此同时又去和资本和劳动对抗斗争，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与自己的统治斗争，从而得以将自己这个阶级摧毁，将资本和各个阶级摧毁。一旦胜利在全世界获得保障，这样一个在与资本斗争的革命发生之前的庞大过程之中组建起来（按马克思的说法是形成政党），并且在心理层面上转变了社会和被社会所转变的普遍阶级就会消失，因为它变成了全人类。在它之外没有界别。那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由发展。低级的社会主义不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也还原为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本力量所在——的斗争。[16]

对大多后来的共产化理论家来说，马克思此前没有公布的作品成了基本文本。《大纲》和其中著名的“机器论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s)”的翻译直接启迪了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的共产化论点原型。[17]马克思在这个片段里描述了资本在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驱动之下，如何通过在生产中大规模应用科学和知识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这就通过一个异化的知识系统整体而创造了占有的可能性，从而可以再次占有这个作为可支配时间的剩余时间。因此，共产主义就不能理解为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同一类财富的新分配，而是建立在新基础之上，那就是以可支配时间来计量的新型财富。[18]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与时间之间的新关系，甚至涉及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多维认为，马克思这样关注时间，是暗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一个极端的断裂，这个断裂“排除了通过累进手段摧毁价值规律来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假想”，故而证明了工委主义者与列宁主义的民主替代方案本身就是不充分的。[19]

更早的手稿还在更根本的存在论层面指向更极端的革命概念。早期手稿揭示出对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质问了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野、个体之为个体所具备的既定性、还有我们的存在本身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马克思认为，这些本体论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家或多或少理清了那些把握住资本主义之下生活的社会形式的范畴。虽然资产阶级有倾向于将这些范畴呈现为脱离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马克思承认这些范畴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特定历史的形式。人类活动受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介这一事实，使人类主体性产生了原子化和无对象的性质。资本主义当中的个体经验是纯粹主体性的经验，而所有对象性都以资本的形式与主体性对立：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个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20]

如此本体论的考量在“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下文简称TC）的作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小组在70年代中期诞生于1968年后的共产化氛围。对TC来说，共产主义如果理解为共产化，就不会建立“劳动共和国”或者其他新型的生产资料管理方法。相反，它是要克服生产中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在资本主义中被普遍体验到的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离。在克服人和人以及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中，共产化克服了人类主体性与“对象化劳动”[21]的分离，也即，资本主义之下形成社会现实之基础的主客分裂。TC将这展望马克思在《大纲》描述的各个维度的克服：劳动不再以单独的活动存在着；生产不再与再生产区分并统治再生产；需求不再与产能分离；个体也不再通过产品交换或者国家形式的中介直面自己的社会性——他们直接变成社会的个体。作为共产化的革命所解体的既有事物的社会形式，也就是作为“对象化劳动”，或者说价值的载体的存在物，还有个体的原子化的、空洞的、单独分离的主体形式。所以对TC，也正如对《大纲》里的马克思来说，[22]生产此前那“对象性”的瞬间不再统治主体，而是变成“有机社会躯体”，同时在躯体之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23]

注释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卷，481页。“物质交换”在《全集》中为“物质变换”，按英译修正。

[10]译注：Invariance杂志并无正式中文译名。杂志取这个名字的初衷在于表达波迪加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纲领不可变的想法。译者结合自身对波迪加主义传统的理解把握在此采用“居中不易”的译法。“不易”在此为“不变更”之意。

[11] Jacques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the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Works of Marx (Unpopular Books 1998). 起初发表于Invariance Series I no. 2 (1968).

[12] Roman Rosl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1977). 德语原版出版于1968年。

[13] 不过，卡马特批评罗斯多尔斯基“没能走到这么一步来宣示我们相信的是根本性的东西：资本是过程中的价值，是正在形成的人”。Jacques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Unpopular Books 1998) p. 163.

[14] 这样一种解读《大纲》的方法，在后来得到奈格里的认可。确实有人认为奈格里的早期作品多少有点卡马特的影子。使人意外的是，不论自治运动的政治有多矛盾，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1978）本质上还是在论述共产化。

[15] 卡马特是这样评论早前的“共产主义的形式统治”想法的：“今天这种分期法失去了合理性，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实现如此迅速，远超此前的想象。我们终于可以点明，共产主义既不是生产模式，也不是社会……”同上，p.148, n.19.

[16] 同上，p. 165.

[17] Gilles Dauvé ‘Sur L’Ultragauche’ (1969), 英语首次出版标题为 ‘Leninism and the Ultraleft’ in: Jean Barrot (Gilles Dauvé) and François Martin,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Black and Red, 1974), p. 104.

[18] “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一卷，104页。有趣的是，莫伊舍·普殊同对“价值形式”进路所具有的激进政治影响从不讳言，他将这些片段看作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基本。见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 Gilles Dauvé,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Black and Red, 1974), p. 61.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卷，253-254页。

[21] 还有与自然的分离。自然对资本来说就像人类一样，纯粹是抽象财富扩张的源泉。

[22] 不过，TC并不主张共产化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见下文关于“纲领主义”的讨论。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一卷，244页。

关于《尾注》

原先的小组组建于2005年的英国布莱顿，成员起初来自《扬弃》（Aufheben）刊物的参与者，此前《扬弃》与法国的《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进行了批判性交流。不过随着人员流动和新成员加入，小组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尾注》原先的取向是从现状出发，将各种条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对象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共产主义超越，还有以这种生产模式为特点的社会所具备的多种统治结构。因此，小组一直关心“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尤其关心1968年后法国极左当中出现的“共产化” （communisation）问题；性别与消灭性别的问题；对当代斗争、运动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动力系统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种族”的资本主义构成；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20世纪革命的失败与僵局，等等等等。

原文地址：https://endnotes.org.uk/issues/2/en/endnotes-communisation-and-value-form-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