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们说：资本主义与言论自由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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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Communists say: capitalism is incompatible with free speech!

言论自由应该是民主的基石。所有观点，即使是最令人不快的观点，也必须允许其在思想的集市中公开的参与竞争。据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能够促进宽容的言论的制度；而共产主义制度则会在铁腕独裁和“党的路线”下扼杀异议。然而，就在我们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资本主义美国各地的校园里，学生和学者们因其“不可接受”的观点而被殴打和逮捕。与此同时，只有共产主义者在从自身的阶级角度一贯地捍卫言论自由。

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掌握，任何人或多或少都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只要银行和大垄断企业能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但在危机时期，普通人表面上表达意见的能力被资本家视为对其权威的威胁。言论自由远非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利，其正成为统治阶级难以承受的危险奢侈品。随着他们的宣传越来越难以影响公众舆论，加大打压力度也因此成为趋势。

言论自由遭到攻击

在过去的七个月里，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战争，而这场战争得到了所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资助和支持。这场对其主要中东盟友的公开反对，威胁到了帝国主义者的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因此，西欧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禁止声援游行，并派出警察逮捕和骚扰抗议者。与此同时，他们那和娼妓一样的媒体将和平的反战示威污蔑为反犹暴徒，以为打压“仇恨言论”来做辩护。

资产阶级的伪善在美国各大学掀起的抗议浪潮中尤为鲜明地暴露出来。因为以色列正在屠杀平民，因此学生和教职工要求他们的机构从以色列撤资。这难道不是抗议者的权利吗？言论自由不是被写入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吗？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难道不应该是公开探讨的中枢吗？

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总是可以找到借口，以威胁公共安全为由限制言论自由，而这个威胁的门槛则是由他们自己设立。美国主流媒体和两大党的政客们纷纷发表歇斯底里的言论，他们以“犹太学生的安全”为由，要求将抗议者驱散、逮捕甚至驱逐出境，即使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更何况唯一、真正的暴力正是来自大学的当权者们所召集的，手持警棍、橡皮子弹和防暴装备的警察和州警。

整件事情让人联想到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的事件，当时国民警卫队击毙了四名反战的抗议学生。此事正值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运动，进而威胁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根基，因此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例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天之内就有超过700名反战抗议者被逮捕。我们还要说到罗纳德·里根在1960年代对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攻讦，以及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的猎巫。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美国资产阶级绝不愿意让类似第一修正案这样的一纸空文妨害到他们的利益。

近年来，右派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尤其是在大学中的压制导致抱怨声不断，他们声称保守和反LGBT的观点受到了无处不在的“觉醒议程”的压制。例如在2019年，共和党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自豪地宣布签署了一项法案以保护校园内的言论自由。五年后，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州警拆除奥斯汀营地的视频，并配文说：

“这些抗议者应该关进监狱……在德克萨斯州的任何公立学院或大学参加充满仇恨、反犹太主义的抗议活动的学生都应该被开除。”

再比较警方对极右翼示威者轻描淡写的态度以及对抗议不公正的工人和青年实施残暴手段，强制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实际上主要保护的是反动派们发表仇恨言论的权利，同时却限制了反对资本主义罪行的呼声。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公开的反动派，就连自由派和改良主义者也暴露了他们无耻的双标嘴脸。

譬如几周前，比利时法院关闭了一个极右翼的“国家保守主义”会议，引发一片哗然。各种立场的报纸和政客们在数月时间里一直高呼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却对这种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表示谴责，而这次会议得以照常举行。与此同时，几天前，德国的一场“巴勒斯坦会议”被奥拉夫·肖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单方面关闭。一些发言人，包括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被禁止在该国从事一切政治活动！而我们的自由民主派却对此不以为意。

“然而共产主义完全不承认言论自由！”资产阶级狡辩道。“在共产主义政党统治下，政党将控制新闻！”可是在资本主义下，谁控制着新闻呢？正如列宁所解释的：“剥削者、地主和暴发户拥有……十分之九的新闻纸股份、印刷机。”今天，美国90%的媒体由仅仅六家公司控制，而这些公司又由资本主义的富豪拥有，他们的利益与现状紧密相连，可以依靠他们在报纸上为其辩护。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客在媒体的特权意味着他们的观点比普通人更有影响力。

记者个人面临着来自政府、广告商和他们的编辑的巨大压力，不要搅局。而那些敢于挑战既定立场的少数人最终被排斥，被迫离职，甚至更糟：就像朱利安·阿桑奇的案例一样，他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而被囚禁。

而线上的情况也极其糟糕。埃隆·马斯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收购了推特，明面上起初是为了让言论自由得到发展。但他被指控利用这个平台来提升他的反动“同志”和支持者的关注度，同时压制左翼人士。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亿万富翁与政府合作，以便监视我们的线上活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通过法令禁止抖音以打击中国，即使抖音本身也在随意审查内容。只要媒体成为富人的玩物，并与他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它就永远不可能自由。

“好吧，共产主义者绝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于他们的一党统治之下！”资产阶级反驳道。事实上，在俄国革命前后，无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着极大的意见多样性。列宁本人在各种关键问题上有时也处于少数派，这些问题都是通过辩论解决的。

尽管在事实上派别和政党最终遭到废除，异议媒体也被镇压，但这是在内战中，政权为了生存而战的情况下。反动派公开支持沙皇的反革命，试图用鲜血淹没革命。请你列举一下历史上哪个资本主义政权在内战期间允许反对派有言论和组织自由的例子！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他在美国内战期间禁止了北方支持奴隶主和反战媒体的言论：

“我必须击毙一个愚蠢的逃兵，却不得碰诱使他逃跑的狡猾煽动者的一根寒毛？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让煽动者闭嘴并拯救那个孩子不仅符合宪法，而且也是一种极大的仁慈。”

言论自由与俄国革命

我们的敌人只展示了俄国革命的单独一面。而革命也见证了普通人释放出的智力和创造力，他们终于能够畅所欲言，不再受到沙皇秘密警察的限制。普通工人和农民渴望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反动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

“在内战最激烈时，由于每个军队单位和地方苏维埃都想有自己的报纸……所以出现了大量的出版物。内战结束时，俄罗斯的期刊数量比和平时期还要多。”

考虑到当时的困境，这是令人瞩目的。在布尔什维克治下，艺术也蓬勃发展。在斯大林主义堕落之前，文化事务上普遍存在着极大的宽容。即使是保守的牛津历史学家马克斯·海沃德也承认了这一点：

“[革命时期的审查] 的主要功能是阻止明显反革命作品的出版…… 它不会干涉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基本文学自由。”

此外，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的俄罗斯剧作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28年表示：“当我们国家的政治事件牵扯到我们时……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强迫我们涂成红色，并假装我不做自己。”革命并没有消灭言论自由，而是通过摆脱沙皇专制对他们的控制，开始将社会的治理权交至数百万俄罗斯人手中，赋予他们发声权。

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呼吁工人阶级坚定捍卫言论自由，利用他们的斗争组织和斗争方法。这不是因为我们迷信这一适用于在任何时候、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所有人的普遍权利，而是因为我们的阶级可以利用民主手段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同样，资本家攻击言论自由，进一步武装他们的镇压机器，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资产阶级对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残酷打压正在向新一代人传递一个痛苦但重要的教训：在资本主义下，言论自由不是一个保票，而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武器。通过利用这一武器，加上我们掌握的所有其他手段，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解体这一制度——将新闻、文化和国家机器置于寄生的、少数的剥削阶级的控制之下的制度。

通过为了革命、为了终结资本主义、和为了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战斗，我们旨在向人民群众开放大学、媒体和文化世界，让数十亿男女第一次有发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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