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名号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搞臭掉的？

【问题描述】

有人说『公知一直在搞臭某股深不可测的力量，然后这股力量通过种种帮凶媒体把公知搞臭。』事实是这样的吗？大家是怎样觉得的？

【by Mark Cheng】

《1984》里，执政党英社为了钳制思想，将英语改造成了一种叫“新话”的语言。小说后面有一个附录，就叫“新话的原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等名字都无一不缩减到熟见的形态，那就是一个容易发音的、音节最少而保持原来词源的单词。例如真理部里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纪录司称为“Recdep”（“纪司”），小说司称为“Ficdep”（“说司”），电讯司称为“Teledep”（“电司”）等等。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节约时间。甚至早在二十世纪初，缩语已成了政治语言的一个典型特点；而且早有人指出，使用这种缩语在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中最突出。例子有这样一些词：“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Comintern”（“共产国际”）、“Agitprop”（“宣鼓”）等。在当初这种做法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新话中是有意识的，其目的是这样的缩称能把原来的大部分发生联想的含义减少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称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者国际联合”）使人联想到的是全世界人类友爱、红旗、街垒、马克思、巴黎公社等合在一起的图像。而“Comintern”（“共产国际”）却仅仅是意味着一个严密组织和明确阐释的学说。它指的东西几乎像桌椅板凳一样容易辨认，而且目的也一样有限。“Comintern”一词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口来，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却需要至少暂时想一想。同样，“Mintrue”一词引起的联想要比“Ministry of Truth”（“真理部”）少，而且容易控制。这不仅是养成使用缩称的习惯的原因，也是竭力要使得每一个词都容易发音的原因。

（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董乐山译本，下同）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遥远的银河系，有一个词叫“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意译过来的外来词，英语里叫public intellectual。人民群众不喜欢这个词，它像其他许多洋人传过来的概念一样绕口和难懂。这个词太长了，竟有六个音节之多；而且“公共”“知识”两个音节韵母分别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念错；平卷舌和后鼻音交换着来，对鼻子和舌头是一种很大考验。从词义上看，“公共”和“知识分子”又是两个挺复杂的概念。需要思考和讨论才能搞清楚，什么样的环境属于“公共”的，“知识分子”又是谁——而人民群众又懒得动这个脑筋。于是这个词进入了中文世界，却仅被少数人使用，无法融入到主流舆论场中。

直到一位不知名的天才出现了，把“公共知识分子”大刀阔斧地砍掉四个字，创造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公知”。新名号的好处显而易见：简单好记、朗朗上口、省时省力。这种黑话式的简称乍一看让人摸不到头脑，其实一学就会，而且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含义，因此一旦指代的事物明确了，就不会发生词义的偏移。从分析哲学的角度讲，它失去了所有内涵，只剩下外延，于是成了一个彻底的专名。

在实践中，“公知”剥离了原词里那些丰富的含义，只剩下一个功能：代指那些批评政府的人，其中无论是理性务实的批评还是泼妇骂街式的批评，一概可以等同视之。在网络上那些批评政府的人当中，后者显然远远多于前者。于是过了一段时间，提到“公知”，人们很难想起乔姆斯基、苏珊·桑塔格，甚至很难想到鲁迅、王小波，想到的只能是在微博上满口“五毛党”“爱国贼”的那些人。

于是“公知”就沦为和“美分党”“洋奴”还有“五毛党”“爱国贼”这些词一样的功能了，成为一种污名化对手，互相扣帽子的工具。抛开立场对立，这些词的相似之处远多于不同。《1984》“新话的原则”里一段话完美地描绘出了这些词的特点：

......为了政治目的，最最需要的是意义明确而简短的词，能够很快地说出来，而在说话人的心中引起的回声达到最低限度。B类词汇（注：即前述的缩略语式词汇）甚至因为它们几乎全部相像而得势。这些词汇——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等都是只有两三个音节的词，重音平均分配给前后两个音节。这些词汇的使用带来一种机械单调的说话腔调。目的就是使得说话尽可能脱离意识，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上不是中性的任何问题的说话。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上，说话之前无疑是需要思索一下的，但是在要求党员对某件事发表政治或道德见解时，他就应该能够像机关枪喷射子弹一样发出正确的看法来。他训练有素，又有新话做他的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且词语的组成又是声粗气壮，十分难听，符合英社精神，就更有帮助了。

奥威尔的文字犀利无比，然而为了回答题主提出的问题，我打算修改一下他的比喻：不经思考地脱口而出一个词，不仅像机关枪喷射子弹，也很像人体排泄。如果一个词的功能就是为了让人像放一个屁或者吐一口痰一样不走脑子地说出来，那这个词就不可能是干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知”不是被搞臭的，当它从那个内涵丰富，具有思考深度的词组削减为一个贫瘠、单调的缩略语时，它被污名化、被污染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连带着被污染的是我们的整个语言：为了图省事而破坏语言的丰富和多样，就像为了方便在公园里随地吐痰大小便一样，带来的只能是丑陋和肮脏。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中文里多了一个骂人的词，失去的是一次对“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进行严肃讨论的机会。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这对于每个中文使用者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更新：

评论区里不出所料：有人说我给公知洗地的，有人说我恶政瘾，祝我账号早日原地爆炸的，还有人说我双标：难道集权社会的缩写就是老大哥的手段，自由社会的的缩写就充满香甜空气的味道吗？

对这些我想说两点：第一，不是所有缩写都是脏的不能用的（我刚才就用了好几个）。有些缩写像nba，wto，gdp，原词本来内涵就不多，不存在缩写污染词义的问题；有些缩写原词本来就不体面，但它是语言本来的组成部分，就像脏话一样，不应禁止也没法禁止。我反对的是，原本一个内涵丰富的词，缩写后变得干瘪贫瘠，于是像人尽可夫的妓女一般被人任意指派所指。这才是真正可耻的污名化。

第二，奥威尔写《1984》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纳粹和苏联，还有缅甸殖民地的警局，西班牙共和军的战壕，bbc的播音室。老大哥是现代社会的诅咒，它无处不在，即使是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的语言里也有它投下的阴影。尽管有时它以个人或团体的形象显现，它本身未必是具体的存在——电幕里那个巨大的人头很可能不是真人。这一切是不是老大哥捣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当我们未经反思地任意使用语言时，我们就有为老大哥创造新话的危险。我们就是是真理部本身，也是真理部的奴役对象。我们既是温斯顿，也是老大哥，自己奴役自己而不自知，因为我们以为语言只是思想的工具，能以方便为由任意篡改。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都知道“家”和房子是不一样的——它的内涵要远远大于房子。然而如今我们对待语言的态度就像对待一栋可以任意装修，改建，甚至拆毁重造的房子一样——对此除了痛心疾首，很难说出别的感受来。

资料来源：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766357/answer/72994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