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与社会治理

有些网友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言论不自由”导致的。如果“广开言路”，大家都出来指出问题，都出来“吹哨”，甚至再有反对力量给政府施加压力，那么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了。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不太好一概而论。但它其实暗含了两个前提：1、在技术层面上，公众舆论关注问题并能正确指出问题；2、政府重视公众舆论，一个问题被翻到了明面上，形成了舆论，就要试图去解决它。

这两个前提在中国社会里是基本成立的，但在国外不一定成立。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看上去似乎是“言论自由”，但是面对新冠肺炎，却坐失两个月时机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社会舆论中“吹哨”可能会有用，恰恰是因为中国屏蔽了相当多的意识形态化议题，而只留下大部分技术性议题，相当于为整个环境起到了“净空”作用。在这个杂音不多的世界里，技术性的哨声才可能被更多人所感知，产生更强烈的相对效果。

比如说吧，公知其实是有强烈意识形态欲望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变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中国压住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性表达，让他们没办法“直抒胸臆”，很“苦闷”，只能通过对技术性问题的批判来达到“间接否定效果”。而对于中国这样处于上升期的大国而言，并不太惧怕技术性问题的提出——1、过去如果没解决，随着经济发展有可能解决；2、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果中国解决不了，其他国家更解决不了，如果都解决不了，甚至你解决水平还不如我，那就不能说我政治体制不如你。

所以，公知试图通过“技术性问题”来达到“对体制的间接否定”，在90年代和新世纪初是最有效果的，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随着中国解决技术问题能力的增强，这种手法的实际效果是越来越差的。

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对意识形态化议题的压制，实际上正在悄悄把“公知”给“无害化处理”了——想搞政治不允许，想搞技术议题曲线救国，又由于中国解决技术问题能力的增强和西方解决技术问题能力变弱而难以使其导向政治层面，最终往往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批判。而技术层面的批判我们不需要怕，有问题就改；没问题正好拿公知当免费疫苗，通过嘲笑他们去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免疫力。

同理，恰恰也由于中国屏蔽了意识形态化讨论，使得技术议题的实际舆论权重上升，全民更关注技术方面的错误，这使得技术层面一旦出现问题，舆论批判声音会“聚焦”于此，形成强大压力，逼迫政府去回应和解决。除了少数实在解决不了的宏观问题之外，大部分技术问题都会有回应和更正。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文化部门对一些边缘文化产品的打击。其实这是不太符合政府的整体利益的。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的管制逻辑，如果想巩固统治，就算没有奶头乐，政府都应该去给民众提供奶头乐去麻醉他们。现在你不但不怎么提供，连自发形成的，对政府无害的一些边缘文化产品都去打击。那打击完了呢，他们没看的了，就只能被逼迫去关注现实中的公共问题，从而形成原本可以不存在的对政府的监督力量。换句话说，你想逃避现实？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不行，你必须要来关注社会，必须来监督我！不审视都不行！

当然了，对于文化部门，他们主观上倒不一定有这么高的觉悟，但是客观上促进了这样的效果。而这种明显违反“奶头乐”理论的实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来自更高层面的修正。

很多人评价政府，往往采用一种拟人化的思维，其实这是错的，你应该把整个官僚机构看成是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有输入和输出，内部有自己的运转机制，最终的输出结果是符合平行四边形法则的，也就是理论上可以和机器内部的所有零件的主观方向都不一致。

很多社会问题，其实根本上是“技术问题”（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而不一定是什么意识形态层面的“民主”、“自由”。出了什么事都先往“定体问”上靠，最终往往只能沦为情绪发泄，而不是解决问题。(2049年的世界 (http://weibo.com//1158166641/IzsPU5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