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研究“不是社会学”｜Other, Please Specify: Queer Methods in Sociology

The "Not Sociology" Problem

摘要：

如果你研究的课题在社会学中并非主流，你会遭遇什么？你可能会听到“你研究的这课题，不太社会学”，“你研究的这批人在社会里占比很小”，“你的课题挺有意思，但不重要”，“你的这篇论文不错，但不适合我们这个学科/这本期刊”，“你没有别的研究兴趣吗”。本文作者从本科开始关注美国跨性别男性的社会遭遇和相关问题，在她参加学术会议、论文投稿、找教职的过程中曾经无数次地听到上述微词。虽然性别研究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构成，但是“传统”女性主义学者却认为跨性别者的研究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不如对顺性别女性、男女同志的研究重要）。作者认为这些贬损性言语和态度是学者用以把守学科大门、划定学科边界、从而使得特定新兴领域边缘化、阻绝新人改变学科既有的认识论和研究范式的手段，作者认为这些批评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新研究批评为“不是社会学”(not sociology)，具体来看这种贬损有3R(resistance, reduction, ridicule)策略。最后，作者呼吁学者们面对自己不熟悉的新兴话题应开放以对，不应以“这不重要”打压那些可能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课题。作者的经历或许让我们读者也心有戚戚焉，但是译者推介此文不仅是为了重弹批判老调，更是因为作者在文中高度反思性地审视了自己作为顺性别女性从事跨性别研究的历程和利弊，这可以启发我们具体而微地反思研究中交叉难解的立场(positionality)问题，从而认识到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多重的权力关系。

作者简介：

Kristen Schilt,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文献来源：

Schilt, K. (2018). The “not sociology” problem. In Compton, D. L., Meadow, T., & Schilt, K. (eds.) Other, Please Specify: Queer Methods in Sociology, 37-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文作者

1973年，《美国社会学刊》(AJS)出版“变迁的女性，变迁的社会”增刊，不同代际的学者共同讨论了美国女性面临的问题，以及性别研究在学科中的状况。这本历史最悠久(译注：AJS创刊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意义最重大的学刊拥有了几乎完全由女性编辑、撰写的一期，而这一期后来单独出版成书，销量超过2.5万册。这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表明性别研究正在成为社会学的核心领域。1987年，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协会(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创办学刊《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如今此刊的影响力和AJS并驾齐驱。而美国社会学会（ASA）的性与性别分会也成为旗下最大的分会。不过，快速扫视一下JSTOR就会发现，在很多号称关注“普遍人群利益”的社会学期刊中，关于女性主义乃至任何性别主题的研究仍然代表性不足。总而言之，这些趋势表明，就算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尚未成为社会学的中心，但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在该学科中提出了有影响力的主张。

我研究的课题是“酷儿”研究，而女权研究在广义的社会学科中的演变就体现了一种“酷儿工作”（queer work）的相似性。在这里，我借用Amy L. Stone和Jaime Cantrell(2015：3)的旧有定义，将酷儿视为那些可以打乱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的现况的“古怪、令人困惑”之物，比如扰乱一个学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权主义者向社会学发起了“酷儿”的挑战，她们调查了被视为规范性的性别意识形态如何融入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中，长久地造成了制度性、人际性的不平等（见 Smith 1989；Stacey & Thorne 1985）。当学科的守门人反对这些研究时，学者们组建成一个社群，提供情绪支持、互相对话，成立学术组织、成为期刊审稿人、推荐她人晋升终身教职，逐渐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见Laslett & Thorne 1997）。从事批判性种族研究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对抗着Tukufu Zuberi 和 Eduardo Bonilla-Silva 所说的“白人逻辑，白人方法”（2008）。酷儿研究者对抗的是社会学里那种把非异性恋者和越轨行为联系起来的研究惯例，种族研究者也是。很多处于学科边缘位置的学者都发现了建设属于自己的研究社群的重要性，他们就此写了很多文章，为抵制这种边缘化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为后代提供了评估学科变迁的史料。

在本文中，我会把分析重点从“研究者如何抵抗边缘化”的策略转向“学科的守门人怎么边缘化某些领域”的手段上来。我借用了Marjorie DeVault“不是社会学”(not sociology)的说法来概念化他们边缘化酷儿研究的手段。当年，Marjorie DeVault（1999：15）用这个说法来表明老学者们经常用“虽然……，但这不是社会学”的话术来反驳她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个说法让我心有戚戚焉，因为这简直就是我在做跨性别研究时所面临的障碍的精辟总结，而且我也看到别人面临过相似的障碍。我们可能会在会议上、在黑暗的酒吧里抱团吐槽这些经历，但在公开的演讲或出版物里却只字不提，因为揭露这些经历的意识形态特征会给我们带来高昂代价。不过，将这些尴尬的个人事件带到政治化、情境化的分析中仍然是有好处的，它有利于分析社会学的“把关”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打破它。

边缘化的3R策略：抵制，贬斥，嘲讽

我发现把酷儿研究边缘化的互动性、制度性的策略有三个：抵制(Resistance), 即试图对那些违背了既有的正统或理论框架的新研究领域（如跨性别研究、肥胖研究、批判性的异性恋研究）设立准入门槛；贬斥(Reduction)，即试图把某个群体的研究推到社会学中的“边缘”（fringe）；嘲讽(Ridicule)，即试图把某个群体的学术价值嘲弄为荒唐可笑的。这些策略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学者可能在一次演讲活动中同时面临这三者，而且我的罗列也不是详尽无遗的。我认为这三者是推动学科变迁、减少情感劳动内耗的起点。我们这些从事社会学“边缘”研究的人经常受到来自同事、学科守门人还有同行的的批评，这些批评看似客观，其实是有意识形态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接受批评，别人就会给我们贴上“不是社会学”“太微观”“这只是描述性研究”“这是研究自己(me-search)而已”的标签，但如果我们试图反击，人家就会说我们“特立独行(not collegial)”“太意识形态了”“咄咄逼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经历说出来，而只是藏在心里，那就可能会让我怀疑自己的研究，导致我们转向那些看起来比较安全的研究，或者让我们离开社会学而转去别的领域，或者就是彻底把我们逐出学术圈。

我已获得终身教职，这让我意识到，当我在这些写出来时，其代价比那些未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兼职教授、还有研究生要低很多。我还意识到，当我们在谈论边缘化经历时，也要区分究竟是作为谁在呈现这些研究。当我还是个研究生时，我受到的批评比现在作为终身教授的我多。同样，作为一名白人、酷儿、顺性别女性，我所受到的阻力和我那些跨性别、非二元性别认同的同事的经历有所重叠，但也有不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遇到过别人给我们这样的建议：研究跨性别不是件好事——它就只是个风潮，它太不要紧了，这会找不到工作的。但是，我很少面临我在“研究自己”的质疑。我看起来更像被人定位在一个连续统上，一边是故意做挑衅性研究的人，另一边是看起来没得到足够指导的楞头研究生，好像我只要转变研究领域就可以得到救赎。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在找教职时，不同大学的资深学者用听来很有希望的语调问我：除了跨性别，你没有别的研究兴趣吗？

我在我发表的作品里认同自己为顺性别者，因此，我也经常听到我几乎不认识的顺性别社会学者不请自来地发表他们对于跨性别者的评论，而他们明明对此知之甚少，这就像是有时候白人会在另一个白人面前发表种族主义的评论一样，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安全的。纵使我告诉他们我在政治上致力于实现跨性别者的社会正义，也不能阻止他们发表如此评论，只有当我告诉他们我和一个跨性别男性相伴多年后，他们才不会再夸夸其谈——但是，他们又会接着问我的性经历。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让我的立场(positionality)可见，并借此说明我们的在社会阶序或学科中的身份位置（以及我们的同事如何正确或错误地认知这些阶序）如何塑造了我们做研究的方式，以及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抵制策略。现在我就要结合我的研究经历具体说明“3R”了。

抵制

一开始，我对社会学感兴趣是因为它能够提供给我一套既有经验基础、又有理论深度的语言来研究我长期以来关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本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系，虽然此系强调一种特别传统的社会学，但我却能够和女性主义学者和研究生一起上课，而这改变了我成年后的历程。转折点是我发现了社会建构论，这个理论暗示了一种观念，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不平等不是静态的、天生的、非历史的。我的硕士论文接续本科论文的思路，研究Riot Grrrl及1990年代朋克摇滚女性主义的亚文化，借此反思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和由男性主导的亚文化研究。导师们对此研究慷慨支持，鼓励我投稿发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导师群体反映了那些被有权者忽略贬低的社会领域是有研究价值的，因此，我对那些并不认同女性主义的教授和同行的批评变得厚脸皮起来，他们说性别研究没意思、不重要，而且“不是社会学”。

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区分什么是对我研究的建设性批评，什么是意识形态批评——后者经常被表述为客观事实，教我“什么才值得研究”。直到我在2005年前后向女性主义听众展示我关于跨性别男性的职场经验的学位论文时，我才知道这种区分有多重要。我认为社会学方法很适合将收集到的跨性别者的经验材料用于检视性别权利的相关政策和行动，也可以挑战社会学过往文献里将跨性别者视为偏差和异常、从而改变对“性别”的概念化方式，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在一个由女性主义学者组成的核心小组里，即使他们并非都做性别研究，但都强烈支持我的研究。不过，当我向更广的受众展示我的研究时，却经常遇到在这领域中担任权威职务（比如会议召集人、期刊编辑）的人的刻意抵制。当我向社会学年会的“性别与职场”分会提交跨性别者工作歧视的论文时，他们告诉我应该投稿到“性”（sexualities）或LGBT分会去，而这些分会当时几乎不存在。这些建议说明他们这些关注性别与职场的学者对跨性别者的经历并不感兴趣。我在报告里提到了跨性别男性在职场遭遇了歧视，而听众中的女权者反驳了这些说法，并问我能否提供关于“跨性别男性能够如何帮助顺性别女性”的建议——这个问题向我表明了一种观点，即有些人认为顺性别女性应当一直处于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中心。我还从那些比较年长的女权学者那里听到一个普遍的假设，他们认为跨性别男性不过就是有内在的厌女症而已，因此才想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第二波女权者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问我：为什么“那些可怜的女人”（即我研究里的跨性别男性）觉得她们需要用手术和激素来“摧残”自己的身体呢？

最初，我只是觉得这好像只是说明性别研究者对跨性别者不感兴趣，这是主流的性别学者把跨性别研究视作“不是社会学”的另一个例子罢了。但是，当我看到一位著名的性别研究学者告诉在场听众跨性别者不是“性别革命”的一部分时，我就意识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这群学者太过执着于二元性别论，并将其具体化了。从那以后，我经常听到第二波女权学者这样评论我的研究。在那些场合，我常常有种很疑惑的的感觉，因为通常是一个发型考究、戴着很抓人眼球的珠宝或围巾、穿着高跟鞋、涂着金属光口红的顺性别女性，告诉我这个长期避穿裤子而穿裙子的顺性别女性说：跨性别者不过是在强化二元性别论罢了。我这才意识到，尽管我平时的穿着有意识地参照了我设想的酷儿女性的穿着，但在非酷儿人士看起来，我的风格就是在复制传统的女性气质。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挑战女性主义并使之产生问题。

对跨性别者的这种反应凸显了女性主义研究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思路（参见 Connell 2012；Serano 2007），按照这一思路，女权的身体研究鼓励的是一种“接受自我”的身体观（比如，爱自己的身体），同时在理论上（而非在具身的实践上）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范期待。按照这种逻辑，对身体进行改造的跨性别者是因循二元性别论文化、而憎恨自我的“愚人”(cultural dupes)，而那些觉得自己“天生就在正确的身体里”的顺性别女性，在性别表达和对待女权与性别平等的态度上却被允许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以顺性别主义作为衡量一个人性别表现的进步性或保守性的标准，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水果姐”登上《时尚COSMO》封面可能会让希望她能成为年轻女性更好榜样的女权主义者叹息，但这并不会引发像凯特琳·詹纳登上《名利场》封面那样的谴责和评判（例如，参见Garelick 2015）。这样的情况还使得女权守门人们将一群人排斥出想象的女权共同体，将他们隔绝在“性别革命”之外，而不去质疑这个特定的共同体想象中是不是包裹着所谓性别本真性、排他性的进步观念——换句话说，这群女权学者采用了过去社会学用来抵制女权研究的方法来抵制跨性别研究（见DeVault 1999）。

贬斥

上述的第一类批评是说我研究的跨性别者强化了二元性别论、不利于女权理论发展，而我受到的第二类批评则是说跨性别者太边缘、不值得进行社会学研究，这就是我说的“贬斥”的策略。

在向一般的社会学人做演讲时，我通常会遇到“有多少跨性别者？”这类问题。如果我以一种慷慨大方的态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似乎就应该把我访谈的样本放到更大的人口规模里做一番研究。比如说，如果这个国家有300个跨性别者，而我访谈了100个，那么我就可以坚定地说我访谈了三分之一。但是，在我被问过无数次这个问题后，我现在会认为这是一个试图绘制学科版图、捍卫学科边界，将一个非常“边缘”(fringe)的少数群体（比如跨性别者）和其他“少数”(marginalized minority)族群（比如同志和双性恋LGB人群）分离的策略，它把一群人视为人数太少、太古怪的少数中的少数——一般的少数群体值得社会学研究，更小的这个边缘群体就不值得研究了。这种把“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做进一步区分的策略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比如美国十年一度的联邦普查，能否被这些普查列入似乎是区分“少数族群”和更少数的“边缘群体”的一条分界线。如果跨性别认同没有被大型的普查列入，那么不管他们受到多少歧视，都不会受到定量社会学者的认真对待。事实上，他们太边缘了，太无所谓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美国“有多少跨性别者”这种问题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LGBTQ智库威廉姆斯研究所根据对国家和州级人口调查的分析估计：2016 年，有140万成年人（占美国人口的0.6%）被确定为跨性别者（Flores、Herman、Gates & Brown 2016；另请参阅 Herman & Gates在本书中的论文）。由于在国家出资的调查中识别跨性别者存在许多潜在障碍（参见 Currah & Stryker 2015），因此这一估算比例可能偏低。然而，根据我的经验，“0.6%”这个数字在定量社会学家那里，就和我们直接回答“不知道人口比例”的效果是一样的，他们照样会拒绝。曾有社会学者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只是致力于研究美国人口中的一小撮人。这再次表明，数字比例似乎决定了我们把哪些人视为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一个群体的占比太小好像就不配被认真对待其被歧视和不平等的经历。但其实，已经被社会学研究合法化的犹太裔美国人（2013年调查时约占美国人口2%）和越来越多的LGB者（2011年调查约占3.5%）和跨性别者相比，似乎跨性别人口也没有少很多。社会学的把关人坚持把跨性别者归入“不是社会学”的范畴，其实表明了用人口占比之多寡来衡量研究价值是有问题的，在人口规模和普遍性之下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我在下一节里就将讨论这些东西。

嘲讽

酷儿研究颠覆了社会学中理所当然的假设和观念，从而破坏了学术训练赖以存在的那些确定性，面对这些挑战，社会学的把关人采用“嘲讽”的策略来抹黑这些研究。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嘲讽通常始于攻击跨性别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嘲讽首先是针对我这个研究者的，批评者会觉得我把跨性别者那些荒谬可笑的错觉和说法太当回事儿了。批评者为了展示这种荒谬，通常会在演讲后问我问题。通常是一个白人，他会问我：“好吧，如果我要说我自我认同是黑人呢？我能够拥有我所认同的任何族裔身份吗？”，或者就是“我要是自我认同为动物呢？我们能想认同什么就认同什么吗？”这些提问者的意思是，有些人自称是动物，他们改变自己的人类外貌，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动物，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基因上还是人类、不是动物。这群批评者的逻辑是，就像如果人类不能变成猫，那么跨性别者就不是“真正地”存在一样。从修辞的层面来说，这些批评者的问题太离谱了，以至于我要被逼着承认跨性别认同只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虚构，我是出于我的意识形态来做宣传的。

“嘲讽”这种策略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带有明显的敌意，这一点在我收到的匿名评审里最明显。2005年，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和Elroi Windsor（当时他是少数做跨性别研究的社会学者）合著了一篇论文，那是我第一次投稿。我们俩都在访谈里发现跨性别男性在激素和手术方面的一些相同结论，因此结合了彼此的研究资料，包括美国四个地理区域的70名（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大样本了）跨性别男性的经验写了一篇跨性别男性使其性别认同可见的多元方式的论文。我们注意到一些人试图做生殖器手术，而另一些人则觉得这对他们的自我完成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并不是要支持哪种观点，而是要展现这些差异，最后，我们在文章里提出研究跨性别男性如何为社会学中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开辟新的可能性。

我们把文章投给了一本知名的社会科学期刊，和大多数文章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收集的资料和论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即便如此，我们对收到的唯一评审意见还是感到猝不及防。这位评审自称是一名顺性别男性，他对我们的文章作出的回应可以尖酸刻薄。他多次讲这些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的人称为“生理女性”，并对那些没兴趣做生殖器手术的人提出异议，他的评审意见的最后说：“这些女人——在她们做身体手术前是生理上的女人——并不是男人，因为他们还没明白阴茎的重要地位(the centrality of the penis)。她们可能会说‘呃，多大个事儿啊，那个阴茎。’她们要是被人扒下了裤子，她们还对阴茎之于男性气质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呢。让我这么说吧：如果这些还没做手术的跨性别男人没有经历过阴茎嫉妒，她们就不理解她们声称自己拥有的那个性别。抱歉，但是阴茎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

审稿人显然还想抹黑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他的最后一句是“我想知道作者是不是也是女性，所以，她们也不懂”。

在阅读这篇评审意见时，我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情感。起初我感到羞愧，好像我犯了某种菜鸟研究者的错误。我反复给自己和其他人看这篇评论，后来我开始认为其实是它很荒谬，它几乎戏仿性地展示出某种顺性别男性气质的危机。我很想知道这位评审为何如此“破防”。我问期刊编辑，编辑向我保证这个人是“领域里”的资深学者，因此我又想知道是不是我的研究挑战了他无比确定的本体论基础。但是，在剩余的大多数时间里，我感到愤怒。这篇评审意见缺乏学院感(collegial)，他没有讨论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的关联性、没有评论文章的结构，而是如此执着于阳具的重要性而大放厥词，并声称只有拥有阴茎并且自认为是男人的人才能理解何为男性气质。由于是匿名评审，我们没办法对这种带有人身攻击的内容作出回应，而且，因为这篇评审意见，我们的论文被拒了。不过，论文最后在《同性恋学刊》(Journal of Homosexuality)上发表了出来，这再一次证明新兴的学术团体对酷儿研究的重要性。

结语

“不是社会学”的核心是对那些某些新领域的抵制，因为这些新领域打乱了学科核心或已经非常完善的子领域。我希望对于从事跨性别研究者和性别社会学的新一代学者来说，我的经历不会再让他们感到共鸣。

当我在总结3R策略时，我意识到不可能提供任何有关该如何“正确”地回应这些攻击的建议。我的反应总是涉及特定的情境下的成本-效益分析，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回答是成功的，有时候我要冥思苦想好几天，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建立一个跨越不同研究类型的酷儿研究社群、共同分享这些经历都是无价的，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捍卫我的研究，以及如何在同事、学生被批评时站出来支持他们。我体会到了跨代际的学术网络的重要性，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也会承担学术机构里的行政工作，这样我可以帮助新生代学者、为他们创造更多空间，这就像我读研时那些导师帮助我的那样。社会学的酷儿研究社群帮助我重新对待这些被“边缘化”的经历，这将使它不再是个人性的尴尬事件，而是一个集体要解决的政治性问题。

曾经那些被边缘化的领域如今已经被制度化了，那么，这对“不是社会学”这种策略意味着什么呢。女权社会学者可能会在2005年前后抵制跨性别研究，我希望这种地址能随着跨性别、非二元性别等研究知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主义内部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现在已经有一套既定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经典在课堂中被讲授、并成为博士资格考试的阅读材料，并被结集出版，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在一般性的理论课和社会学理论刊物里还不太容易看到女性主义理论。

对于任何边缘性的研究领域来说，哪怕是稍微向学科的主流中心移动，都会开辟出新的机会，为该领域的学者带来更大的合法性。然而，随着更多研究的出现，人们反而有了更多的权力来排除那些可能试着建立、或者挑战曾经被边缘化的这些领域的学科假设的新声音。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排斥的力量。当我们评审期刊论文，或者为会议选择演讲者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也在抵制、贬斥或者嘲讽那些挑战了我们预设的研究框架和世界观的新研究，我们要记住，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都是有保质期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在乎通过研究来影响社会变革，我们就应该为未来争取那些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研究(future irrelevance)。当我们遇到新一代的学生，要准备告诉他们一个我们不熟悉、甚至感到不舒服的新研究或理论体系“不是社会学”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借用Marjorie DeVault（1999，15）的话说：“嗯，只是现在还不是。”

编译｜陈艳明

审核｜Krystal

终审｜霰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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