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霸道总裁到“暖男”尼诺,女性的新情感劫 - 端传媒 - 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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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让我们所有人都去追求成为强者和确定性,而这恰恰扼杀了ta者,也让人不懂得真正欣赏边缘和脆弱的美好。」

Tina

2020年3月7日,阿根廷,一对舞者正在排练探戈舞。摄:Christopher Pillitz/Getty Images

女友A向我叙述她情绪上蔓延许久的故事:那是位颇有才华的男子,可以与她谈论诗歌和政治,唯独因为“爱无能”无法进入稳定关系,ta们的关系进一步退两步:她包容他的脆弱、试图精卫填海一般填补他内心的黑洞,却始终无法进入一个名为亲密关系的“正果”,即使那不知该如何定义的过往无疑就是事实亲密关系。ta们对关系抽丝剥茧,反思甚至怀疑那个“正果”是否也是某种建构,一次次进行智识上的“灵性成长”。

但在她的叙述中,即便包裹著多层重塑和解构的外衣,我看到的依然是以一方的需求作为主导的关系。他占据著定义和决定关系的话语权,而另一方一次又一次进行阐释性说服劳动。我不明白A为何不离开,为什么他说不是亲密关系她就必须自证那是。她说因为她看到了他的脆弱,觉得看到他灵魂的缺角。可事实上看到他灵魂缺角的不仅有她:“她们”每一个都与他有著友达以上的默契,而他则享受著她们因为对于关系的进一步期待而付出的陪伴时间,甚至放任她们以他为中心展开的甚至是无意识的雌竞。

这样的关系当然已经脱离早期霸道男人要求女人贤妻良母的样态了,况且女友本身也颇有女权认知,对于那种显而易见的有毒关系自然也会敬而远之。但新版本的亲密关系中的不平衡更加隐秘,女友一方面被一种“拯救者”角色困住,持续为其提供情绪价值;同时又被一种“解构”叙事困住,反复质疑自己对于进入亲密关系的要求是否是一种执念,或者是因为被父权体制洗脑,想得还不够清楚。

即便包裹著多层重塑和解构的外衣,我看到的依然是以一方的需求作为主导的关系。他占据著定义和决定关系的话语权,而另一方一次又一次进行阐释性说服劳动。

无独有偶,我发现身边很多接受了女权思想洗礼,努力冲破父权桎梏的现代女性在亲密关系中被很多新的话语绑架,更可怕的是,许多熟悉这类话语且拥有文化资本的男性将理论当作工具,实际上却还是在用新瓶装上父权制的旧酒。它有时是“女性要拥有对于自己身体的支配权,要性解放”,有时是“我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只有你才理解我”,有时是“不如我们尝试一下开放关系”⋯⋯

无论这些话语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一些新女性却在一次次质疑和解构的战斗中丢盔卸甲:一方面她们反抗传统父权制度下被分配的客体化脚本,拒绝将自己性资本化去交换传统婚恋市场所承诺给女性的虚假好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的社会规训,她们依然习惯性忽视和压抑自己的感受和内心需求,下意识将主要矛盾让位于对方的需求,同时又不断内省。

于是,在亲密关系的短兵相接中,努力改变、试图强势、但内心依然容易动摇的新女性,遇上了在口头上摒弃父权糟粕、具备新式男性气质、但内心依然习惯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男性。ta们各自携带新旧脚本,在这个旧传统未完全退化、但新话语已在迭代的世界,形成了一种新型“性别打结”。

1.0,2.0和3.0并存的世界

在那些看起来更平等更开放的实践中,包裹著自我选择的外衣,女性承受的压迫却更深层更隐蔽

如果说1.0社会意味著所有字典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我常常怀疑自己当下的生活割裂于好几个不同时空:一方面是城市中产女性形成的2.0新自由主义世界——她们由于阶级优势或良好教育带来的文化资本而慢慢占据了一些社会资源,她们是新自由主义“领英(Lead in)教”的信徒,认为所获得的成就来源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她们热衷分享时间规划和职场进阶策略,同时也成为了消费主义的重要一环。文化领域也投其所好生产出许多所谓“女性赋权”的作品,无论是千禧年前后的《欲望都市》还是到如今的《芭比》,包括中国近年来兴起的明显面向女性市场的如《陈情令》、《山河令》之类的耽美剧或是大女主题材的《三十而已》、《好事成双》⋯⋯

经典美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图:网上图片

这样的文化环境似乎让人相信:女性已经逐步得到了她们本应拥有的社会话语权,摆脱了悲惨的1.0世界,在2.0的世界操弄制度,努力成为强者。

但我们真的摆脱了1.0的世界吗?即使不说“丰县八孩铁链女”及“唐山打人事件”这类恶性性别犯罪,连“领英教”来到中国场域也要面对求职面试中HR对于所有婚育年龄女性的生育问题的无差别扫射,更不必提很多行业内对于女性外貌的要求,一种以专业主义包裹的被迫美役(尤指女性为了让自己迎合社会观念中的审美而做出的牺牲自己,如消耗额外的时间、金钱等,以及伤害身体健康的行为)。一位女性朋友曾向我展示过猎头发给她的信息,对方持续不懈地要她确认身高是否168以上,否则便不满足岗位需求。

另一方面,对于已婚女性来说,很多时候生育男孩依然是首要目标。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1.1,其中“00后”、“10后”的性别比失衡尤为严重。这意味著一孩政策客观上促进的性别人口平衡,在放开二三胎的情况下重新被打破。打开各类社交媒体,“接男宝”(指互联网上重男轻女的一种封建迷信,一个人生了男孩晒出来,评论里会争先恐后虔诚地留言祈祷)的幽灵以一种数字化形式回归,电子祈祷、远程分享,1.0世界的糟粕搭乘著2.0世界的信息技术指数级传播,算法信息茧房让同温层连接更加紧密,也意味著父权制的牢笼更加稳固。

3.0的价值观试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拥抱边缘,勇于做一个弱者,而不是持续看向中央、通过成为更强的强权与彼此竞争。

更复杂的是,志在解放重塑的3.0世界也同时存在,让舆论场的讨论更加鸡同鸭讲。在3.0的世界,人们看到父权制通过强弱分化分而治之的本质,每个人都处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天价彩礼和接男宝本就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甚至更近一步,人们讨论该如何支配自己的身体,重新打破和定义关系,尝试包括开放关系在内的其他关系形态,体会和尊重情绪,尊重选择。3.0的价值观试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拥抱边缘,勇于做一个弱者,而不是持续看向中央、通过成为更强的强权与彼此竞争。

但父权制拥有著极强的自我更新迭代的能力,在那些看起来更平等更开放的实践中,包裹著自我选择的外衣,女性承受的压迫却更深层更隐蔽。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我们未曾生活在不是父权制统治下的世界,所以没有人知道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的世界是怎样的。没有人不曾被父权建构,也只能借由现有社会作为支点去想象那个远方。在1.0、2.0和3.0同时交织的世界,所谓的自由选择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这便成了看上去自由的新世界所要面对的新困境。

这个问题在回答代孕、性工作时,也许还可以相对清晰地识别出隐藏其中的阶级和性别议题,但在面对亲密关系时困境往往更加隐蔽。尤其当讨论宏大问题仍被认为是高尚的、解剖自己被认为是太过私人的时候,这类故事更难以启齿。受到过不同程度女权主义思想洗礼、更多通过流行文化及书本知识认知女权的自由新女性们,常会发现自己一脚深一脚浅,意识形态和日常实践之间有著巨大鸿沟。

而当女性群体之间出现相互竞争,及对于如何在父权社会争取权力有不同的路线主张时,社群中就撕出了裂口。这时,像于连和尼诺一般的男性们,找到了裂痕。

从于连到尼诺:将情绪价值视为工具的“空心人”

这些女性最需要两类品质:对既定轨道的反叛,和提供理解她们处境的情绪价值。于是于连和尼诺在新旧脚本交织的时代成为了更具吸引力的男性气质代表。

于连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里的经典人物,他凭借自己野心勃勃的欲望和可以流利背诵整本拉丁文圣经的文化资本,先后俘获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小姐,并一次次实现阶级跃升。她们与他之间很难说得上有真正的爱情,更多的也许是贵妇小姐们被囚禁在深宅大院的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越轨行为,而拥有年轻的肉体的他刚好是身边唯一适合投射反叛欲望的人。

如果说于连这个角色的主要冲突还集中在资本主义下的阶级不平等的话,那么《那不勒斯四部曲》则包含更多性别纬度。这部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尼诺”无疑是一个加强版的于连。尼诺一样出身贫寒且天资聪颖,他身上也有著和于连类似的野心勃勃,想要超越自身的阶级进入男权社会金字塔。而尼诺和两位女主人公三人迥异的命运,便可以看到结构性暴力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作用。

意大利、美国合拍剧集《我的天才女友》(My Brilliant Friend)改篇自《那不勒斯四部曲》剧照。图:网上图片

尼诺选择利用自己的聪明和对女性的了解去操纵她们的情感,他文质彬彬,在那不勒斯那样弥漫著有毒父权气息的地方,他是唯一真正看到和肯定女性学识和能力的人,他尊重她们,倾听她们,付出不算多但已经“足够”的情绪价值。他追求她们,让她们以为那是全世界唯一真正懂得她们的人,得到后却又抛弃她们。如果说于连利用的仅仅是女性的情欲和反叛心,那尼诺利用的是她们的真挚情感,他将女性情感当作自己向上攀升的燃料,或是自己获得抚慰的避风港。

如果说霸道总裁是被古早浪漫爱洗脑的女性劫难的话,那么于连和尼诺便是新女性的新情感劫。她们不愿意进入被摆布被掌控的命运,她们要握住自己的方向盘,她们需要伴侣理解尊重自己,而这恰恰是父权制从来没有教会男性的部分。这些女性最需要两类品质:对既定轨道的反叛,和提供理解她们处境的情绪价值。于是于连和尼诺在新旧脚本交织的时代成为了更具吸引力的男性气质代表,甚至pua的新课程会专门教授男性如何自然地向女性展示脆弱,来激起她们的“圣母心”。而与此同时,女性即使在挑战既有的上嫁脚本,比如近期在现实生活和文化产品中都很流行的姐狗恋时,依然无法摆脱旧脚本的约束。

于是便出现,一面是于连和尼诺们占据新旧两种脚本的优势,他们“主动/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既不用付出物质上供养的代价且可以随意构建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另一面是半觉醒的新女性们坚决不让男性付上物质或其他资源代价,甚至非常乐于做情感中的付出者来扭转权力关系。

无论怎样灌溉,只要依旧存在权力的上位者,只要继续由男性占据著关系的定义权,他们就很难自行放手陷入失控、以满足ta人的欲求作为自己行事的出发点——潜意识的自我中心,让他们也只能继续做游走情场、片叶不沾身的“空心人”。

比如在朋友B的亲密关系里,暂时没有稳定收入的女生不仅支付房租和生活开销,承担起新剧本里大女人的角色,同时因为男朋友不愿意进行避孕性交而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自行流产两次,她依旧受困于传统女性面对的问题。

而在朋友C的关系中,男方借由女方获得了大量艺术圈和性小众行动圈内部的信息,将它包装成自己的文化资本,将她的故事写进自己的非虚构中,而女方不仅没有获得相对应的资源,且从头到尾都没有获得男方的承认,甚至由于各种原因被要求在共同好友面前保持“地下”关系。直到前阵子她由于不堪重负向朋友们吐露,才发现此君不仅已有婚约、甚至她也不是他唯一的婚外情人。

实际上,在父权社会,不少男性被“训练”成了“爱无能”的“空心人”:他们生来就处于结构的中心,拥有权力,而他们终生的课题就是怎样守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做凶猛的狩猎者,占据地位和社会资源,唯有这样才能获得同类的认可,得到父权制许诺给他们的猎物——从属于他们的性客体。控制,是这种男性寻找和稳固权力的方式。那种内观自我、感知情绪、一定程度上让渡控制权来进入到ta者的亲密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因为与他们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背道而驰。

而当他们发现时代变了,“第二性”变了,甚至性别本身都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时候,他们也要在溺水中找寻自己的新落点。一些人转而将对女性心理的理解和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操纵工具,在新的脚本中继续将她们客体化;而另一些人,也许他们未必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那般借助女性进行阶级跃升,甚至某种程度上开始去理解女性和其他边缘人群的处境,却很难自觉而深刻地对男性长期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特权进行反思。

尤其当后者脱离理论知识的纸上谈兵、来到真正的亲密关系实践中,他们依然跟随生活的惯性,以达到对自己的情感抚慰和性满足的核心目的,而新女性们充盈的情感滋养了他们的“爱无能”。但无论怎样灌溉,只要依旧存在权力的上位者,只要继续由男性占据著关系的定义权,他们就很难自行放手陷入失控、以满足ta人的欲求作为自己行事的出发点——潜意识的自我中心,让他们也只能继续做游走情场、片叶不沾身的“空心人”。

“新型”关系的迷思

开放关系在很多人的实践中,要么被当作一个先锋实验,要么成为原本千疮百孔的关系的遮羞布。

我常常思考“话语构建”在一段关系中的意义。比如为什么大家明明在同一段关系里却有著不同的定义?是彼此的理解并不相通,还是需要有更说服自己的一套话术。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女生去做了皮埋(皮下埋植避孕法),她和朋友们的说法是因为不喜欢月经不规律想要控制它,而她男友的说法则是因为做爱可以不用戴套。

开放关系就是一个常见的迷思。我自己曾经实践过开放关系,也和朋友、伴侣讨论过ta们认为的开放关系。但让人悲伤的是,开放关系在很多人的实践中,要么被当作一个先锋实验,要么成为原本千疮百孔的关系的遮羞布。

我不止一次听过周围朋友们进入“开放关系”的契机是伴侣出轨,甚至有的男生以“开放关系”为名发展其他伴侣、却接受不了女性有除他以外的伴侣,或是仅接受女生探索与其他女性的亲密关系。这种“开放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平等的,它本质上是用更开放更多元的话语包装出来的最传统的一夫多妻制。我也曾问过女性朋友为什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关系,她们总是说,刚好我也想尝试“多元关系”。而当我追问难道不存在不平等的问题的时候,她们只是说“大家也都在探索关系的边界”。

2009年9月30日,苏格兰爱丁堡,一对情侣在阳光下拥吻。摄:Jeff J Mitchell/Getty Images

我就很惊讶于一位熟读各类女权思想甚至后人类理论的朋友,曾与一位“尼诺”在他一对一婚姻协议存续期间保持著多年地下婚外情,在这段关系里,“尼诺”多次贬低她和他的妻子,甚至会向她炫耀曾向他示好的其他女性,却也不接受她发展其他的关系。她在这段地下情中受到精神控制,又承受著自己实践与理论的分离所带来的痛苦,而这一切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这位尼诺当然也不可免俗的与很多女性发展了婚外情,而他可以与她们每一位都有著很深入的、在某些话题上算是真挚的聊天。我甚至想是不是他可以自然地将灵魂的不同碎片寄托在不同女性身上,比如与做艺术的情人寄托艺术家的情怀,与从小长在海外的情人寄托自己作为离散群体的政治抑郁,与做出版的情人讨论他的非虚构写作。

我只感觉到无名的愤怒,我愤怒于为什么于连和尼诺们可以这么完美地融合新旧脚本中一切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自由撬动一切资源杠杆为己所用,而女友们还是在遇见了一点点“理解”的时候就以为遇见了爱情,包容它残破不堪的一切,甚至“自愿”为他守身如玉。我痛恨为何他们甚至不需要完美地包裹父权祸心,漏洞百出亦可以骗过她们。更可悲的是,她们就这样刚好地抓住了这些3.0话语的浮木,去解释自己2.0甚至1.0的选择,以证明自己的“自由”。

我还观察到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是,如果我们暂且按照讨论和接受女权程度,粗暴地将大家放在一个光谱上的话,那么反而是1.0至2.0世界的朋友们最愿意与我坦诚地探讨她们的亲密关系、性关系,甚至会很坦诚自己曾经受到的身体伤害,比如性病、堕胎等经历,而3.0甚至在理论世界探索地更远的朋友们反而会筛选和调整她们分享的部分,比如去强化关系里“先锋”的构建,而不提事实上自己在关系中依然面对的不平等结构。

随著时代更迭,“强”的标准,从资本主义标准下的多金或是高学历,转变成可以进行更多元更有趣的尝试的能力,以及成为情绪上更为强大的供给者,即拥有个人的绝对自主权——但这不又暗合2.0新自由主义世界的逻辑吗?

为什么她们要用3.0的女权话语去合理化1.0的生活选择呢?甚至为什么她们害怕与我分享这些经历和感受呢?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又会进入对受害者不完美的指责中,这可能恰恰就是那位朋友长久以来不曾与我分享的原因吧。在3.0的世界,我们都在探索却又无法真正摒弃身上的厌女,也无法真正做到不慕强不恐弱。只是随著时代更迭,“强”的标准,从资本主义标准下的多金或是高学历,转变成可以进行更多元更有趣的尝试的能力,以及成为情绪上更为强大的供给者,即拥有个人的绝对自主权——但这不又暗合2.0新自由主义世界的逻辑吗?而我难道就可以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可以摒弃这一切吗?

我想到自己在与伴侣相处中,习惯以付出换取安全感,也许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在同性伴侣关系里,我们天然地不必处理不同性别的权力关系。但同性关系中难道就不存在父权制的遗毒吗?某些依然维持二元角色的关系不依然维持著旧有的权力结构?只是那些进入有毒关系的女权主义者所要面对的艰难,都刚好幸运地被我躲过了,我不必处理那些理论和实践间的巨大间隙。假如我的伴侣也刚好是尼诺,我可以强大到及时识别、果断抽身吗?我们无非都是习惯性将自我选择置于智识权威下,并将其合理化罢了。想到这里,我又暗笑,看,果然习惯性自我反省也是戒不掉的了。

无论在怎样的亲密关系中,我们都需要真诚地向对方坦承自我,并让渡一部分的自由交给这段关系托管,尊重彼此,也不去工具化任何的关系,让它生长成所有可能的样子。

但我依旧无法不去思考和想像那个遥远未来的理想关系,难道就真如社交网络上常年讨论的那样,女权主义者很难进入一段好的关系吗?那怎样的关系才是那个所谓的“正果”呢?我觉得,无论在怎样的亲密关系中,我们都需要真诚地向对方坦承自我,并让渡一部分的自由交给这段关系托管,尊重彼此,也不去工具化任何的关系,让它生长成所有可能的样子。但可悲的是,父权制让我们所有人都去追求成为强者和确定性,而这恰恰扼杀了ta者,也让人不懂得真正欣赏边缘和脆弱的美好。

而我可以为这些在苦海中翻起爱恨的朋友做的事,也许就是写下这篇文章,提供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将枪口向上,去挑战结构而非被困住的个体。而我也希望可以在真实世界,不由分说地接住她们,认可她们不自觉地被不同脚本规训的辛苦,诚恳地说一句,如果你注定要遭这一劫的话,不用担心旁人的指责或审判,我会牢牢地接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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