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破碎榜样

到底是什么出了乱子？自从1978年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以来，它成就了史上最壮观的增长。农村改革、工业化以及收入增长使得将近8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1980年，中国产出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如今，其经济体量达到了美国的四分之三。不过，中国政府在2022年底放弃“清零”政策后，中国经济并没有恢复，而是从一个谷底到了另一个谷底。

按年化率算，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只增长了3.2%，而比这更令人失望的是，根据某个知名机构的估计，美国将会增长6%。房价已然下跌，而那些喜欢在修建之前就预售房的开发商们，则摔得很惨，吓坏了那些购买者们。消费支出、商业投资以及出口全部未达预期。并且，当全世界都在高通胀的时候，中国却面临相反的问题：消费价格在7月以前的一年里一直下跌。一些分析者警告中国可能如1990年代的日本一般进入通缩陷阱。

不过在有些人眼里，对中国的病症而言，“日本化”这一诊断又显得太温和了。由于中国人民更加贫穷，中国增长率缓慢而持久的下跌将变得更糟。1990年，日本的生活标准是美国的60%；而如今的中国不足20%。而且，不像日本，中国还经受着一些比需求疲软和债务高企更加深远的事情。中国的许多挑战都源自其经济决策的广泛失败——而在习近平中央集权之下，这变得更糟糕。

大约十年前，中国的技术官僚们还被广泛视为专才。首先他们任下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其次中国在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大量注资刺激成为唯一成功应对的大型经济体——一些评论员甚至扯得更远，说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2010年代，每当经济波动，官员就会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大兴基建或是投资房产市场来应对预想中的危机。

然而，在此期间，公私债务都在大量累积。于是，针对房产繁荣的可持续性，以及新的基建是否真的需要这些问题的怀疑都在显现。如今政策的制定者陷入了窘境。他们明智地不再想要更多的大白象工程（指大而不当的工程)，也不愿再鼓吹房产泡沫。他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任何刺激举动，例如养老金支出以及补助贫穷的业主以刺激消费，因为习近平已经声明要与“福利主义”划清界限，其政府寻求将财政赤字限制为仅占GDP的3%。

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应对经济放缓的政策显得缺乏诚意。政策制定者甚至不愿大幅降息。在8月21日，他们轻描淡写地将一年期贷款利率降低0.1%，让投资者大失所望。

在应对增长疲软和通货紧缩这方面，这种无关痛痒的回应只是一连串政策失误中最近发生的那个。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狼化及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加重了与美国的经济冲突。而在国内，它没能采用适当的激励措施去刺激房产市场以及这个房产体系，这个体系内，有几个寡头开发商因为体量巨大而显得对体系至关重要。自2020年始，监管者出手规范市场，他们拆解了几个成功的电商企业，因为它们显得难以监管并具有垄断性。疫情期间，干部们通过封控来争取时间，但他们没能在放开之前让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并很快就陷入了高传染力奥密克戎毒株的汪洋大海。

为什么政府一直犯错？一个原因在于短期增长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其标志是习近平认为中国应当准备去接受持久型经济以及可能存在的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现在因此强调要作出必要的牺牲去达成这些目标，并且宣称他想要的经济增长必须“高质量”。

不过即便按照习近平的标准，中共的决策依旧错漏百出。清零政策的崩溃降低了习近平的威望。对科技公司的打击吓坏了企业家们。由于政府拒绝提振消费，中国将陷入持久通缩，债务的实际价格将上升并带给经济更多重负。因此，除非中共能够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这些作为将削弱其对权力的掌控，并限制其追赶美国的能力。

大量的政策失误因此看起来并不像是一场新的关注于国家安全而导致的自我牺牲，而明显更像是无意中犯下的错误。这正逢习近平加大集权力度，在高级职务上任用亲信而排斥技术官僚的行为。中国曾经并不排斥经济政策方面的争论，但如今他们只接受虚假的乐观分析。最近他们停止公布有关青年失业率和消费者信心的令人不快的数据。政府高层依旧人才济济，但已经无法期望一个官僚能够作出理性分析并提出真知灼见，因为上级亲信的口味决定了一切。取而代之的是，决策越来越多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偏好，这样的意识形态混杂了左翼对大资本家的怀疑以及右翼对发钱于“又穷又懒”的底层平民的不愿。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源自上层，这意味着它将持续下去。美国正变得愈发敌对，并且正在试图卡死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像是被视作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芯片制造行业。中国与美国的竞争越多，这个鸿沟就越发难以填平，因为中央集权的经济更擅长模仿而非创新。

自由派对中国的预测总是一厢情愿：2000年西方领导人错误地相信贸易、市场和经济增长会带来民主和个人自由。但中国现在正在验证一个相反的联系：更多的专制是否会摧毁经济。证据早已堆积如山——而且在四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希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