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斯大林不和托洛斯基分享权力呢？

光是单独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是斯大林可以分享权力，也可以不分享权力给——不只是托洛茨基，而是日后主动或者被动的成为他的敌人的人

这么说并不是在说一句废话，因为实际上这里牵扯到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运作方式问题和布尔什维克政权面对的"终极挑战"的问题的双重结合

首先要明确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模式并不是各种布尔什维克神话和恶魔学中标榜的那样围绕中央，以及遵从一个从一而终的绝对目标（绝对的善或者绝对的恶）。要理解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各种布尔什维克的列宁神话，斯大林神话，托洛茨基神话等等，各种领导人神话绝对是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误读 :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通过绝对的远见和坚定不移的政治见解推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的——甚至是列宁，也是通过不断的背叛自己的预言来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

而缺失了从一而终的坚定政治目标的神话叙事，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原则到底如何组成 ?

而"反对派"政治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反对派就是从字面意义是理解就是对官方路线产生反对意见的群体组成的集体，但同时反对派政治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从最早说起，布尔什维克都是社会民主工党总路线的反对派起身的。而什么是反对派政治，简单的说就是不同于党派政治的彻底敌对，以及党纲党章的绝对化色彩；反对派政治主张具有时效性政策划分，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阶级议题问题讨论。

对此老布尔什维克深谙此道，从最早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为了抵制列宁发起革命而组成的革命护国主义反对派；到什利亚普尼科夫和打入工会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怀抱对工会制度的绝对信任的工人反对派；托姆斯基和梁赞诺夫的工会高层为了工会独立的工会反对派；奥新斯基的主张苏维埃宪政主义的民主集中派；博格丹诺夫的铁路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再到大家熟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日后的左右反对派等等

反对派政治作为斯大林时代的史前史几乎占据了布尔什维克政治的全部部分，他们潮起而又潮退，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们围绕着不同的政治政策和时效性政治议题不断的在各派之间团结而又分散重组。最典型的例子有比如曾经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的布哈林，在1920年和布尔什维克左派近乎彻底决裂，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右翼思想的代言人；同样的曾经想推举托姆斯基和梁赞诺夫成为工会国家领导人的工人反对派在1921年遭受了这两个工会高级官僚的彻底背叛，托姆斯基抄了着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加入了布哈林的温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派别，而梁赞诺夫甚至蜕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极右翼，支持黄色工会胜于红色工会。

反对派政治印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成员的底色，而是印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治原则的底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时效性和政治性结合的政治原则），这也是苏维埃政治的反作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应（哪怕是考茨基也认识到了苏维埃之于议会的不同在于他对于时效性议题的狂热关注和对于非专业政治人员的青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联合反对派能够成立，时效性的议题主导促成了布尔什维克内部不同于党派之别的派别政治方法。

在这点上，从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再到苏维埃政治的反作用，布尔什维克党人通过了自己的理解塑造了一种致力于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党树立的第二国际原则（党中央权威至上，党组织程序至少的单一化政党组织）。在政治风潮风气云涌的二十年代后半段，无论是斯大林，托洛茨基或者三架马车都只不过是仿照列宁击败工人反对派的故事成功的分化敌对反对派，组织己方反对派联盟而占据一时政治霸权的时效性政治的胜利者而已。

时效政治和派别民主的政治原则决定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不存在永远不受质疑的霸权局势，但但只是斯大林一人的思想和野心不足以扳动整一个布尔什维克历史本身。在这点上单论斯大林本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彻底垄断了"权力分享"的渠道，甚至应该说不存在权力分享一说，因为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政治权力就是分散而且不存在不受质疑的。

（列宁击垮工人反对派故事是比较典型的反对派斗争例子，列宁通过和民主集中派共同发布反官僚主义议程并通过辩论和组织方法成功拉拢工人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什利亚普尼科夫和科伦泰等人成为列宁派别的支持者，让工人反对派在失去核心生产背景后遭受组织上的抽骨而失去活力）

但是历史如我们所知，并没有向布尔什维克约定俗成的传统的方向发展，而这导致了斯大林最终颠覆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体制模式，而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和二十年代最后一场反对派斗争相连系的呢?

在主流的解释中，仿佛这场反对派斗争一下子升级成为了敌我矛盾的公开对抗 : "一国社会主义"对抗"世界革命"，"新经济政策"对抗"超工业化"或者是"阶段革命"对抗"不断革命"。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只从议题出发的话，这些议题本质上并没有超过布尔什维克所经历了反对派议题对抗的时效性特点:正如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鼓吹人-布哈林，在1918年的危机关头是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公开反对议和鼓吹世界革命战争的。

而二十年代的历史也迅速的证明给我们看，议题斗争的时效性对抗并不真正的构成绝对的敌我矛盾，作为首先驱逐托洛茨基的季诺维也夫，为了他直辖的列宁格勒区域工业联合的存续最终重新选择了超工业化的政策路线转向和托洛茨基的联合；同样的斯大林也未尝不曾背叛自己在和托洛茨基对抗中的新经济支持者的观点，转向集体化思想。政治路线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对布尔什维克总路线的背叛，因为如上文所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模式是带有强烈的时效性的。而政策路线的对抗在列宁时代的变迁也不代表着"政治死刑"，要知道哪怕是公开反对过十月革命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革命后也继续承担了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部分，什利亚普尼科夫，奥新斯基，博格丹诺夫这些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并未因为反对派活动而被"死刑"（直到斯大林年代）

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随着列宁时代的过去，反对派政治模式和政治路线的斗争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而有关于时效性的政策斗争也迅速向着恶性发展并最终走向了政策路线盖标签的绝对性的斯大林塑造的政治神话时代。这证明了二十年代后半段开始的反对派最后一场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布尔什维克的终极挑战，这个终极挑战不同于布尔什维克迎过的挑战可以以时效性的思想越过，同时布尔什维克的过去也将累加在这个问题上最终为布尔什维克运动设下了最后的考验。

布尔什维克自诞生以来面对过无数的挑战，包括第二国际问题和生存问题，而这之中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的反对派政治活动:比如扩党主义（扩大布尔什维克群众基础）和登记主义（大清洗和党员审核思想）的对立——代表是季诺维也夫的高墙理论（党需要更多的群众性政治缓和党和群众的高墙）和工人反对派的非工人和脱产者不得参政宣言；苏维埃政治（苏维埃为核心的多中心政治）和公社主义政治（单一化的公社从上至下政治）；还有有关生存问题的新经济缓和还是工业化加速等等。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切强力和非强力的方法，通过时效性的政治办法逾越了这些问题。

但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所不断推进形成的是布尔什维克日积月累所自己创造的一个终极性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官僚阶级的形成和壮大。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所发明的问题，旧的社会民主党无法理解革命官僚，这也是一个被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积月累堆积的问题，无论是列宁借助政治局打击反对派的活动，或是托洛茨基无意间希望简短某个复杂程序时向中央提出直接施行的要求，亦或是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斯大林的学生们等等。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创造了新世界后，并没有直接迎来千禧年乌托邦，而是需要直面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世界的新问题。而众多的时效性问题的堆积背后，形成的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潮汹涌，在这点上无论是哪个领导人都是必须直面这一布尔什维克开创新世界的最终挑战。

了解了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反对派政治和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终极挑战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最终要背弃布尔什维克的多中心政治方法。

工人反对派因为内战后的俄国失去了大工业基础而消亡了，民主集中派因为列宁的分化和列宁的支持也消亡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工会反对派的官僚们和布哈林串通一气，军事反对派也因为内战的结束而四散奔走.....他们都因为属于自身的时效性议题的消失而转化和消亡了，但并不意味着运营这他们的社会背景同样的随之而消退。

革命的发展带来官僚主义的崛起，开始逐个超越了这些旧反对派的时效性政治方法，好比我们在日后的大清洗中看到了工人反对派的登记主义变成了转向自己的屠刀，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铁路思想（拔掉资产阶级知识）养育了李森科和日丹诺夫等等。旧的反对派政治逐渐随着时效性的随波逐流走向了他们命运的最终点，和官僚主义的直接对抗，无论以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形式，这场抗争从他们所能理解的时效性对抗变成了关于自身和苏维埃派别传统的生存斗争，无论他们代表着谁，无论他们自觉与否（也就是反对派本身成为了官僚主义的最终目标）。最终因为无法理解这点，联合反对派最终迎来了大规模失败。

而在这场终极挑战中，如何对抗和矫正官僚主义，成为了核心的斗争内容，列宁在民主集中派的派别活动中警觉了官僚主义的威胁，并且试图重复多中心政治和颠倒模式的工农检察院与之对抗，但是其结果是列宁为了对抗官僚主义让出的权力成为了官僚主义晋升的把柄。

同样的斯大林在这里最终扮演的也是这样一个人，在这场触摸到有关官僚主义的生存抗争的反对派运动中，斯大林站在了有关反对派政治的反面，先后击败了他的老敌人托洛茨基，叛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盟友布哈林。他运用了时效性政治给他的遗产，发展了出了有关集体化的斯大林主义第一阶段。

但是就算是斯大林也没法控制这场布尔什维克面对他创造的自身弊病的战斗，如果我们说192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无关布尔什维克核心政治运作的改变（即没有彻底废除布尔什维克的内部苏维埃政治），那么1930年代的斯大林则要面对他痛苦的自身切割，官僚主义色彩的斗争作用下，积极的青年斯大林主义者成为了斯大林政治的牺牲品。集体化在缺失了必要的群众化色彩的政治反馈之后，在已经形成的地方官僚托拉斯集团的管理下形成了相当的灾难，农民和布尔什维克的内战一触即发，而集体化的青年斯大林主义者们则最终被危机裹挟的布尔什维克所抛弃。这形成了极具戏剧性色彩的青年斯大林主义者反对派集团-罗明纳兹-赛尔左夫集团，并且一度让沉寂的联合反对派运动重新崛起，斯米尔诺夫通过联系罗明纳兹和奥新斯基，重组了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罗明纳兹的新左翼反对派集团。

1933年因为右翼反对派三人集团的盲动导致的新左翼反对派全军覆没，象征着斯大林对反对派活动的彻底扬弃。在已经成熟的斯大林和官僚集团的联盟中，哪怕是斯大林主义者形成的不安分政治愿景都不再拥有政治空间。当然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变化，官僚集团对少数派的集体倾轧和刻意歧视，以及少数派集团迎受的从温水煮青蛙到大棒加萝卜的直白的政治暴力直到血腥的人身对抗，已经让最后的时效性政治的表皮剥落，形成了反对派为了生存和官僚集团的敌我对抗。

如果说1933年反对派运动的全面沉寂象征着旧布尔什维克传统的衰落和灭亡（并不是斯大林上台决定的）；那么1936年的大清洗则是象征着布尔什维克以另外一种方式新生了，以斯大林和中央官僚联盟的绝对主义行政方法的主导取代了旧布尔什维克的多中心办法。在这里仿佛一切的旧反对派又重生了，不只是人身意义的旧反对派成员被拉出来挨个打靶，同时旧反对派的理念也被重新的置于了这个绝对主义的行政体系之下，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因为自己主张的登记主义而被枪决，这就是这个新时代最好的注脚。

最后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结其实是直接和那次最后的反对派运动相关的，斯大林会不会分享权力，浸润于时效性反对派政治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在花费生命代价前认为会，因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运作的逻辑所在；而只有当他们意识到生存的威胁时，才认识到更重要的道理: 并不是斯大林的个人意愿导致了反对派政治和成员的字面意义的死亡，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弊病以斯大林政权的形式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他们没能意识到的终极挑战——和官僚主义的全面而非时效性的战争。

同样对于斯大林而言，他也花费了几乎一整代青年的斯大林支持干部群体的代价，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发明的新问题给他带来的挑战。这种挑战，或者说新的工人国家内部的阶级战争超越了某人，某个反对派，或者某种单一的理念和政策，将会全面的把所有人，所有派别和所有的理念和政策牵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