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喜欢争论不休的人，比单独一个人更容易做出明智决定？

一对结婚半个多世纪的认知科学家告诉你答案。

尤塔·弗里斯（Uta Frith）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认知发展专业的名誉教授。她很久之前就开始研究自闭症和失读症。2008 年，她出版了《自闭症的简单介绍》（Aut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是伦敦大学学院惠康基金会神经影像中心（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Neuroimaging）神经心理学领域的名誉教授。他专注于研究思维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对知觉、信仰和意志等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2015 年，他出版了《从认知神经心理学角度分析精神分裂症》（The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of Schizophrenia）。这对夫妻二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和英国医学科学院（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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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的邻居刚刚庆祝了他们的钻石婚纪念日。六十年的风雨同舟，他们是怎么做到白头偕老的？阿尔伯特（Albert）和莉莉安（Lillian）说，他们掌握了天长地久的完美配方。阿尔伯特在餐后演讲中说：“结婚之初，我们就达成共识——日常琐事莉莉安说了算，重大决策我说了算。到目前为止，我们家还没有出过什么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事情。”

虽然你可能没有做出过任何一个重大决定，但你的人生的确由无数的决策编织而成。当然，这是我们读了很多认知神经科学期刊之后得出的结论。如今，很多学术研究都在分析“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决策”（也就是俗称的赌博）。作为夫妻，我们两人在过去 50 多年中一直共同制定决策。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经常避免或推迟做出决定。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做法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好的。当要决定一件事时，我们通常会一起商量。

有人觉得我们的婚姻似乎美满得不像是真的。为了避免大家这么想，我必须要补充一些细节。尽管我们都是认知神经科学家，但商量决策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也经常在此过程中争论不休。当然，或许我们的职业又恰好是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实际上，集体决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争吵，只不过很少有人对外宣扬内部火药味十足的争论过程罢了。在分析激烈争执的价值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觉得集体做出的决策比个人做出的决策更明智。

在正常情况下，两个人的确比一个人更容易做出明智的决策。克里斯甚至还发表过一个实验，证明两个人合作协商做出的决定比这两人中更优秀个体独自做出的决定要好。实验过程中，克里斯和同事要求两位志愿者努力观察一种极其微弱的视觉信号。如果两人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就必须就自己看到的内容进行沟通，然后得出一致结论。结果表明，两个人合作的正确率比两人中成绩最好之人的正确率还要高出很多。这项研究证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两人相互沟通，就自己对所看见事物的确信度交换意见。

是不是很神奇？而且，这个实验的结果具有可复制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感觉并不可靠。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自己刚刚听到或者看到的东西做决定的。但是，我们可能身处一个嘈杂的环境中。你怎么能确定自己刚刚听到或者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为了便于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需要在屏幕上搜寻微弱信号的雷达操作员。发现信号后，他需要立即判断这究竟是来袭的导弹还是一群飞鸟。一旦判断错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爆发。

如今，我们的听力已经大不如前。有时候，我们甚至听不到门铃声。尤塔觉得自己听音乐时听到了其他声音。也许是门铃响了？克里斯在花园里欣赏鸟鸣，欧椋鸟有时候也会模仿门铃的声音。假如对门铃是否响起的判断有误，前门的脚垫上就可能出现一张可怕的卡片：“我们无法顺利投递您的包裹。”如果作为独立个体的尤塔和克里斯展开合作，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感觉有异响的尤塔问道：“你听到门铃响了吗？”如果克里斯觉得微弱的声响就是门铃声，他就会前去开门（注意会话中的额外含义，尤塔只是问门铃响没响，并没有明确要求他前去开门查看）。

这是信息处理领域研究课题（信号检测理论）得出的经典结论。每个个体接收到的不相干错误信息（噪音）各不相同。联手合作之后，他们经常能够排除噪音的干扰，只关注相关的信息（信号）。相比于一个人的两只耳朵而言，两个人的四只耳朵更容易听清楚外界信息。

第二个原因在于，个体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因此所了解的事物各不相同。我们有一对八岁的双胞胎孙辈，从小就一起长大。即便如此，他们的知识结构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本（Ben）大部分时间都在踢足球，弗蕾亚（Freya）则把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这和我们夫妻二人的情况非常类似：克里斯主攻神经心理学，而尤塔研究的是自闭症。大脑成像技术出现后，我们便可以将各自掌握的知识相结合，用这项新技术探究研究成果最多的学术领域——社会认知心理学。接近 20 年前，我们一起就这个问题撰写了一篇短论文。我们可以戏谑地自夸说，从那之后，社会认知心理学领域的论文数量出现猛烈增长。1999 年，论文数仅为 78 篇。到了 2017 年，论文数已经超过 1400 篇。

两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肯定比单独一个人要丰富，一群人大脑中储备的知识量更是远远大于个体。如果这群人差异性很大，知识的多样性就体现得更加明显。无论是感觉的可靠性还是知识的丰富性，两个人都比一个人更具优势。当然，这些都还只是最明显的优势。另外，群体决策还能避免很多个体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比如无意识偏见。

研究多年无意识偏见（尤其是有部落主义有关的无意识偏见）之后，我们自己就不应该再有这类偏见了吧？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的无意识偏见在看世界杯比赛时没有什么体现，但是在欣赏音乐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不久之前，我们在 BBC Radio 3 频道欣赏一段优美的乐曲，同时试着猜出作曲家的名字。尤塔仅仅因为自己喜欢音乐的旋律就说作曲家肯定是德国人。克里斯喜欢英国音乐，因为它能呈现出美妙的乡愁气息和画面感。在他看来，电视里的音乐让他不禁怀念起阔别已久的英国乡村，所以作曲家必定是英国人。最后我们集思广益，欣喜地发现作曲家是出生在英国、父母是荷兰裔德国人的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难怪克里斯在他的音符中觉察到了浓浓的乡愁。

我们的互动交流没有演化成争吵。但实际上，争吵往往是有益的，也是导致集体能够制定出明智决策的黑暗秘密。即便不考虑群体的感知优势、知识优势和能够减弱或排除无意识偏见的优势，当一群人共同解决逻辑问题时，他们找到应对方案的几率还是比个体单打独斗高。

在一项研究（很遗憾不是我们主导的研究）中，科研人员要求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解决一个非常有名的逻辑谜题——华生选择任务（Wason selection task，实验参与者需解答两条问题：1. 桌面上有四张卡，每张卡一面是数字，一面是颜色。现在可见的一面是 3、8、红色和咖啡色。你至少要应该翻开哪些牌，才能验证“如果卡的一面是双数数字，另一面必然是一种原色”；2. 桌面上有四张卡，每张卡的两面各表示了同一个人的动作。现在可见的一面是“借车”、“没借车”、“为车子加油”和“没为车子加油”。你至少要翻开哪些牌，才能验证“如果借了车，就要为车子加油”——译注）。有的学生独立完成解答，有的学生五、六人组成团队后完成解答，有的学生最开始尝试独立解答，然后又加入团队。实验的结果非常清楚：独立作答的人通常答错，团队合作的人通常答对。分析团队成员讨论内容后，科研人员发现学生们通常喜欢质疑他人的观点，以此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最后开始接受和修正其他人的答案。

我们最喜欢的逻辑谜题是“球棒和球”。一根球棒和一个球售价 1.1 英镑，球棒的价格比球贵 1 英镑，请问一个球的价格是多少？

尤塔表示：“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球卖 0.1 英镑。”虽然有点怀疑题目中设有陷阱，但她依旧觉得这明显就是正确答案。如果直接问克里斯，他也会说一个球价值 0.1 英镑。但他不喜欢在解决难题时输给太太，所以理解开始质疑妻子的回答：“但是如果球棒比球贵 1 英镑，那球棒的售价就应该是 1.1 英镑。这和原题给的数据不符，你明显算错了。”

最终，我们利用了一点简单的代数知识解决了问题。

球棒+球=1.1 英镑

球棒-球=1 英镑

两个式子相加可知两根球棒的价格是 2.1 英镑

所以一根球棒的价格是 1.05 英镑，而一个球的价格是 0.05 英镑

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到了正确答案。

一般来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愿意接受他人给出的答案，尤其不相信他人不假思索给出的解答。这一点在做出道德判断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你要在两个恶棍中选出相对较好的一个人，那么至少应该装出一副经过深思熟虑的样子才行。

独自做出判断时，我们很难与自己辩论。但是如果人们受到迷惑，认为自己的第一个答案是在受到他人影响的前提下得出，人们的内心就会产生激烈斗争。以下这个巧妙的实验（很遗憾，主导者又不是我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时，参与者需要解答一系列逻辑问题，并努力证明自己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第二阶段时，研究人员告诉参与者将会给他们看其他参与者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给出的解答。看到之后，参与者可以任意更改自己最初的答案。实验的巧妙之处在于，科研人员给参与者看的众多解答并非均来自其他参与者，而其中一条答案其实就来自参与者本人。大约半数参与者没有发现这个陷阱。在这群“未察觉者”中，大约一半的人否定了自己最初的解答（最初的答案不正确时，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参与者其实是在与自己辩论，进而得出更好的答案。

我们解释了几种导致群体应该能够做出明智决定的原因，但现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呢？当然，群体也有能给出错误的答案。我们夫妻两人出席过许多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多次亲眼见证了群体做出错误决策的过程。有时候，群体做出错误决策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坚决反对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有时候，群体做出错误决策的原因是有人提出了一个与主流观点相悖的错误意见，引发众人热议。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大家纷纷关注问题背后的动机时，比如委员会成员之前的秘密权力斗争。据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表示：“学术领域的政治斗争是极其错误和邪恶的，因为涉及到的利益实在太小了。”

也许委员会的成员们对决策的目标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有的人推崇创新，有的人看重经费。也许他们不会明确地与对方分享知识，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知识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也许他们太容易被自信满满而能力不足的主持者所带偏。总之需要克服的问题还有很多。从本质上来看，所有问题都是沟通失败。此时，人类的多样性就会让原本就糟糕的局面雪上加霜。

任何群体都要解决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但是，一群有着多元化背景的人组成的团体要面临更严峻的沟通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似度很高——读过同样的书，有着差不多的先验知识和无意识偏见——沟通就会顺畅很多。

在成员构成更为复杂的群体中，人们可能会用同一个词表达不同的意思。克里斯要给尤塔一个惊喜，带她去英格兰南部的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旅游。但是，这次旅行却让尤塔倍感失望。在她看来，“森林”指的是一片枝叶繁茂的土地。尤塔从小就在森林中长大，所以希望能在旅行过程中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木。去了之后她才发现，“森林”也可以指一片为方便人们打猎而划拨出来的荒地，放眼望去看不见几棵树的影子。

这种误会可能令人感到好笑，也可能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人们面前。1951 年，一个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委员会受命评估苏联入侵南斯拉夫的可能性。他们在报告中写道：“攻击…有很大可能性（serious possibility）发生。”但有关部门要求他们注明“很大可能性”的具体数值时，该委员会才发现经验各异的情报官员对“很大可能性”的具体理解差别很大。有人认为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是 20%，有人认为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是 80%。如此一来，他们的报告就变得一文不值。

矛盾的是，促进沟通的动力实际上可能减弱成员多元化背景所带来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之间的差异性逐渐缩小。因为通力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开始日益频繁地分享各自的先验知识，接受其他人所带来无意识偏见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存在差异性的群体也非常脆弱。随着成员们对彼此了解的日益加深，团队精神日益高涨。大家开始觉得团结一致比用争论的方式解决问题更加重要。这可能导致“群体思维”现象（groupthink）的出现。我们夫妻二人争论的次数比以前少了许多。我们不再质疑对方的观点，而是主动对方辩护。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艺术和科学的看法非常一致，怡然自得又自信满满地认为我们有着良好的品味和正确的判断。我们都觉得精神分析学是胡说八道，人们对法国音乐的评价过高，不能同时点奶油面包和汉堡包一起吃。

为了保持多元化团队的优势，我们必须解决沟通问题，同时还要确保讨论问题的气氛不能太过融洽。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婚姻后，我们比以往更像对方。但是，我们成功保证彼此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异。可是，这些差异从何而来呢？尤塔认为导致差异出现的原因是两人的生物学构造不同，克里斯认为导致差异出现的原因是两人的文化背景不同。这就涉及到社会多样性领域一个真正的核心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与本文讨论的主题关系不大，留待以后再深入分析。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Brooke Cagle on Unsplash；长题图来自 AC Almelor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