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争霸与亚太军事化 — 无国界社运 Borderless movement

译自澳洲《链接》杂志，参见原文。

访问者：Federico Fuentes

答问者：区龙宇

译者：小米

左翼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为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定位。其飞速崛起让许多人不禁要问，中国究竟是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或译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还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今天的地位？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第三世界国家。四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而今天，其六成人口已经城市化，国家也实现了全面工业化。中国的制造业既有低端产品，也有高端产品。因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已经跨过了中上收入国家的门槛。然而同时也有6亿中国人的月收入是在140美元以下的。

中国同时包含许多元素，因此非常独特。单看人均的GDP或月收入，你可能会认为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但是，任何单一的衡量标准或经济指针都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中国地位的确切答案。今天的中国仍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元素，但这些元素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减弱。我们不能抹杀它们，但也要看到只是界定中国地位的部分元素而已。要得出任何有用的结论，必须整体地看，考虑到所有元素。

但是，如果中国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将其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

中国的地位既复杂又矛盾。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明确的“是”或“不是”；倒不如说，既“是”也“不是”。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是非常强大的地区性大国，其影响力遍及全球。它也拥有统治较小国家的意图和潜力，但在世界上的地位尚未巩固。

为什么要下这个定义？让我们从帝国主义的基本标准谈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需要随历史发展而更新，特别是针对二战后去殖民化的世界。但我们仍可以以列宁的分析为起点——他将垄断程度、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输出的程度，作为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如果我们将这些标准应用于中国，会发现它们都一一在中国出现。

例如，我们正在目睹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由于城市国有土地的私有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出售土地使用权），才有了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土地国有制”也决定了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市政府、银行（大多为国有银行）和开发商。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土地为基础的金融资本寡头，为官吏及其裙带私人合作伙伴的致富提供便利。

在世界其他地区，帝国主义的逻辑是由私人资本在国家支持下推动的；但在中国，尽管私营部门占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国家和国有资本才是主要推动者。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国有企业垄断了经济制高点，那就是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国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嘛，或者至少是抵御逐利的私人资本的堡垒。”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很久以前恩格斯就嘲笑过那些认为俾斯麦的国有制计划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人。实际上，国有制和社会所有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中国掠夺性的国家机器完全由剥削阶级控制，后者的核心是中共官吏。我把这个剥削阶级称为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官吏。这意味着，中国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但这种资本主义应该有自己的名称。在我看来，官僚资本主义是最适合中国的术语，因为它抓住了中国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官吏的核心作用，不仅体现在改造国家（从一个敌视资本主义逻辑的国家——尽管其从未真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到一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也体现在通过融合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力来致富方面。

这种融合为官吏推动工业化和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新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由中共推动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带来了快速工业化，这与俄国形成鲜明对比—俄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由苏联的崩溃、原有官吏统治集团内讧分裂开始的，所以）它带来的是工业破产而非工业化。反之，中国国有企业实际上由党官控制，他们通过控制国家权力，剥夺工人阶级基本的组织权利。在操作层面上，这些企业通常是通过高度秘密的安排，由不同的官吏部门和小集团所“拥有”。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帝制时代的中国特色也是官僚主义，以至于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官僚社会”。帝国之所以能够实行专制，完全是因为成功地用忠诚的官吏取代了贵族阶级来管理国家。官僚与皇帝之间经常都关系紧张，表面上往往是皇帝享有绝对权力，可以压服官吏，但往往不过是赢得战役，而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还是官吏——皇帝变成了官吏名义上的首脑。其次，不要忘了帝制中国就有悠久的国有和国营企业历史。这些企业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落入了管理这些企业的官吏的腰包。一部分官吏的资产阶级化在帝制中国也是显而易见的，到了（晚清）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继续发展。然后，官吏之资产阶级化，在中共统治之下，在1979年后再次出现，并最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导特征。

那中国是否也表现出帝国主义国家所共有的扩张主义特征？

作为一个强大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它必然带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请注意这一点：中国广泛的资本输出（通常采取长期投资的形式）意味着中国政府必然需要全球政治杠杆来保护其经济利益。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一种帝国主义逻辑，即支配较小的国家并与领先的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但这其中也有政治扩张主义的逻辑。1840-1949年间，中国在殖民主义统治下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使得中共统治精英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增强国力。习主席的中国梦应参照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梦来解读。虽然这一口号不应按字面理解，但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统治者不会接受中国永远只能当二流强国。这种源于中国当代历史和中共大汉民族主义的野心，促使了北京非得到全球政治影响力不可。如果中国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野心迟早也会致使他们追求覆盖全球的军事力量。

任何关于中国和帝国主义的讨论都不能只关注经济方面，而是必须考虑到政治方面。中国当代的统治者，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希望恢复（他们心目中的）清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力。早在北京对南海提出“九段线”主张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对同一海域提出了“十一段线”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正在追随国民党的帝国脚步——只不过国民党不成功，而中共就到目前为止结果要好得多。

让我们暂且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方面。是否可以说，中国并不能像多极世界的宣导者所暗示的那样，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美帝国主义之外的替代选择？

我不同意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在美国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说法。当斯里兰卡无法偿还贷款时，看看中国是怎么对待它的吧：中国逼迫斯里兰卡交出对汉班托塔港更大的控制权。中国的企业，包括那些国有企业，通常不会比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表现得更好或更差。

但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和美国一样，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保持着关系。任何笼统的概括都无法解释这两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每一种关系。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全球帝国。对中国扩张主义的一般性批判之外，还需要我们对每一种关系具体分析。面对每一个具体案例，我们既要对中国的行动——以及所有大国的行动——持怀疑态度，也要分析具体关系，尤其要关注当地人民的呼声和利益。只有同时权衡总体和具体情况，作为局外人，我们才能判断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通过该计划的一些海外投资，说不定可能会惠及某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至少是利大于弊。在这方面如何评断，要聼当地人民的声音，从他们那儿去找所需的最相关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对“一带一路”的一般性批评。无论某个具体项目可能带来什么好处，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是由利润逻辑和中共专制政权的地缘政治利益所驱动的。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双赢局面；但无论“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对大多数其他参与国来说都不大可能会双赢。

总体而言，中国在本世纪初开始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代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明显倒退：它早已从相对进步的第三世界主义，变到优先考虑中国公司的商业利益和中国政府的全球影响力。即使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像西方国家历史上那么糟糕，但从促进第三世界的自力更生（毛泽东的主张）到寻求从第三世界获利，这一质变显然是一种倒退。此外，中国加入与西方国家争夺市场和资源的竞争，必然会加速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恶性竞争。

鉴于此，你能否总结一下你对中国当今地位的看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它还远未巩固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但如果长期不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它是有可能达成目标。

我认为，“新兴的帝国主义”一词可以让我们避免某些错误。例如，有些人认为，由于中国还没能和美国并驾齐驱，因此中国是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仍然适用。这一论点未能反映中国国内和全球不断变化的形势。例如，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崛起为工业化国家，这在当代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的）。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既要把握普遍性的一面，又把握特殊性的另一面。中国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强国的潜力巨大。由半殖民地国家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它也是第一个。但中国还必须面对落后的问题。这些因素有时反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但某些方面也在继续削弱中国的发展能力，使其无法有效发展——更重要的是，无法以更加平衡的方式发展。

中共必须克服一些根本性障碍，才能巩固其作为一个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习近平集团知道，在中国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之前，必须克服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包袱和中国的落后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北京认为“收回”台湾对其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来，后者一直与中国大陆分离，这一事实一直困扰着中共。

在此，在处理中国的“殖民遗产”（colonial legacy）时，笼统的概括同样没有帮助。相反，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并非所有的殖民遗产都是中国发展的负担。以香港为例，自治并允许保留英国法律制度，无疑是殖民遗产。中国正在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爱国主义”为名攻击香港的法律制度。然而，从人民的角度来看，无论英国的法律制度有多少缺陷，它仍然比中共的法律制度好很多。况且，打碎这一制度还会损害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体利益。正是这种殖民遗产使香港发展成为中国至今仍然依赖的金融中心——中国一半的外国直接投资都要经过这座城市。没有香港自治的资本主义，习近平就无法实现他的中国梦，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这就引出了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矛盾。习近平希望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实现大跃进，但他根本不具备相关知识或足够的务实精神，无法将自己的梦想转化为连贯可行的计划并付诸实施。在香港问题上自取灭亡的愚蠢行为反映了中共在文化上的落后；未能创建稳定的权力继承则是另一个例子。如果把中共未能改变个人忠诚和崇拜领袖的政治文化，实行政治上的现代化，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中国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盛宴上，得到一个巩固地位，还不是那么确定的事情。

你如何看待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军事化？

中国对南海的“九段线”主张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捩点，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海外扩张的开始。首先，因为中国的主张完全不合法。中国还声称拥有钓鱼岛，日本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钓鱼岛问题上，你至少可以说中国的主张更有理有据，而日本无论是从所谓的国际法还是左翼的角度来看，都是毫无根据的——那只是日美军事联盟的结果，是帝国主义霸权。相比之下，中国从未有效统治过整个“九段线”内的区域（只控制过西沙群岛等一些岛屿）。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主张不仅毫无道理可言，反而宣示了其在亚洲的霸权野心，而这一野心与一带一路（BRI）一样，都展现了它的的全球经济野心。

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主要是防御性的，旨在缓冲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化。这种说法的合理性有多大？

说中国在提出“九段线”主张之前的行动是防御性的，这还有点道理。但之后就很难再这样说了。即使我们承认中国不过是回应美国的地区攻势，但它也不能通过入侵从未属于中国的大片领域来做到这一点。周边国家对这些领域都有主权要求——包括一些数百年来一直遭受中华帝国侵略的国家。中国正在入侵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就不能再称为是防御性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防御性行动与进攻性行动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和国际的环境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今天，中国政府既有意图也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较量。从官僚集团集体利益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显然过早地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建议。

当然，我们必须继续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该地区的军事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中国的新兴帝国主义或对其保持沉默。在这点上，中国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多少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

如何看待美中紧张局势下的台湾问题？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对台湾的主张从未考虑过台湾人民的意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紧张，但这些紧张局势与上面的根本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台湾人民拥有历史性的自决权。原因很简单：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台湾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有很大不同。从种族上讲，大多数台湾人虽然也是华人，但其中也有少数民族，即所谓的南岛民族，数千年来他们一直居住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中共从未提及这一事实；它假装台湾一直是中国领土。事实并非如此：原住民在台湾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至于那些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实际上也是两个早已截然不同的群体。大约15%——即绝对少数——是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才移居台湾的。其他多数华人的祖先已经在台湾生活了长达400年。这一点与香港截然不同，香港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近现代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所以不少人在大陆还有亲戚，视大陆为故乡。在台湾，大多数华人与大陆没有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在几百年前已经中断了。台湾人都和大陆人已经分开好久，因此，它拥有自决的历史权利。

虽然情况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我还要说，香港也有这种历史权利。我们不应忘记，150年来，香港的历史轨迹也与中国大陆不同。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的自决权。任何否认这一点的西方左翼，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其所自称的“社会主义者”就有点可疑了。

当然，这一切现在确实与中美紧张局势纠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与乌克兰局势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支持俄罗斯或中立。在我看来，他们错了。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全球帝国，在任何地方都推行自己的计划。在俄乌战争上，一些西方左翼担心如果支持乌克兰，看起来会变成与其帝国主义政府保持一致，所以不愿意支持乌克兰。但是，只要我们支持小国的自决权，是独立自主地进行，那就不会变成支持美国政府。这个立场放到台湾议题上也一样适用—不能因为美国也（其实是有条件地）“支持”台湾而因此放弃支持台湾人民自决。

我们支持台湾自决的原则是反对民族压迫。我们的原则不应因为我们的立场可能偶尔与美国的计划相重叠而妥协。美国左翼反抗其统治阶级，当然有道理，但不应将其国内的立场，凌驾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反抗外国压迫的斗争之上。这两者要分开。否则，以这种方式看待政治，相当反映了对方的傲慢，也反映了其面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无能感。

在台湾或南海问题上，左翼应该专注什么样的声援运动？

对这些地区——我还要加上香港——的任何声援运动至少应包括三点：尊重台湾和香港人民的自决权；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毫无根据；在反对中共以上两个立场的实体之中，我们只承认港台人民、和九段线周边国家的人民，才应该是主体。就美国而言，我们应该对其动机保持怀疑；但在具体问题上还是要权衡实际利弊，尤其要考虑人民的意愿。

例如，关于台湾从美国购买武器的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所有战争推演都表明，台湾无法抵抗中国入侵超过一周——在最坏的情况下，只能抵抗几天。显然，台湾需要从美国购买武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美国利益置于台湾之上。在所有反对中共的实体中，我们始终着眼于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台湾、香港和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民。

作为对抗中国战略的一部分，西方领导人正试图煽动民族主义和反华种族主义。作为回应，一些左翼人士试图反对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批评，以免助长反华人运动。西方国家的左翼，如何才能在反对本国政府宣传的同时、又不成为对中共不加批判的支持者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阵营主义（campist）的“反帝”概念不仅是半心半意的——因为他们只针对旧帝国主义，忽视了新兴帝国主义——而且是以国家机构（state）为中心的。[1]他们关注的总是这个或那个国家机构/政府，谁比谁好。他们忘记了，我们永远都不应把国家机构或者政府置于劳动人民之上，因为劳动人民才是主体——即使在所谓的“工人国家”亦是如此。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以人为本。如果有人掩眼不看中共如何压迫中国劳动人民，只满足于重复北京的宣传或拒绝倾听劳动人民的声音，那么我要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仰视某些反对美国政府的国家，将其视为对抗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某种堡垒。他们自己无所作为，才会对批评自己政府的外国政府喝彩，同时对于这些镇压人民的外国政府视若无睹。他们这种态度只为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罢了。

但是，支持或容忍（像中国那样的大国的）大汉民族主义，就永远无法战胜自己的民族主义。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支持受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但今天的汉族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国外民族的压迫。相反，他们受到的是自己政府的压迫。因此，大汉民族主义没有任何进步价值。

此外，中共版本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这使其更加反动。它寻求一种与法西斯主义并无二致的“大一统”，即人民不可以有思想自由，相反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所以也要禁止有悖官方价值观的书籍。对这种版本的大汉民族主义保持沉默，就等于无视汉族人民的悲剧——他们现在被自己的同胞统治者压迫得体无完肤，自嘲不过是等待党定期收割的“韭菜”。至于中国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残酷压迫就更不用了。

西方左翼如果去支持或不愿批评像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就是自掘坟墓。这是对基本国际主义的背叛，是对左翼信誉的玷污。国际主义首先是与不同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一致，而不是与某个国家（state）团结一致；我们应该在人民立场上去判断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反其道行之。

[1] 译注：英文的state，比较着重在“国家机构/政府”这个层次上。如果想表达的是一国的各种基本元素，不限于国家机构，模糊地指称人民、领土与政府等，则多使用coungry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