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舵手的成长：何立峰往事

“涯也系客家人”

2007年09月28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身为客家人的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用纯正的客家话“涯也系客家人”向前来出席论坛的客家乡亲致辞，给论坛增添了浓浓的乡情。正说着客家话的何立峰应该想不到，他将在未来与另一位几乎同龄的客家人刘昆一起，在国务院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门分别掌舵中国的经济命脉。除了何立峰、刘昆之外，今日中国政坛的党政领导中，依然活跃着客家人的身影，如蓝佛安（现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小涛（现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1955年，何立峰出生于闽粤交界的福建省永定县凤城镇的一个客家家庭，祖籍广东省兴宁县。1966年，何立峰进入永定一中就读。1973年，18岁的客家青年何立峰投身到时代浪潮中，到永定县立新知青农场做了一名知青。他此后的人生就将从这里开始与福建从结下不解之缘。1976年，何立峰进入永定县狮象潭水电站担任工人。

求学于鹭岛

1978年，何立峰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师从邓子基先生。厦大财金学是中国财金专业的翘楚，厦大财金学邓子基先生是中国财政学界的泰斗。半个多世纪以来，邓子基一共发表了 75 本关于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著作教材译著、500 多篇文章。邓子基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 108 位博士、300多位硕士以及数以千计的学士，其中现任或曾任副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就包括何立峰、刘昆（曾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董大胜（曾任审计署党组副书记、副审计长）、李礼辉（曾任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潘贤掌（现任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沈丹阳（现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道树（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陆进（现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金监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国家金监总局党委委员）、张通（曾任审计署党组成员、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办主任（副部长级））、欧阳昌琼（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樊丽明（曾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副部长级））。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得知当年6月是邓子基从教60周年暨85华诞，专门给邓子基写来了贺信。习近平在信中说：“您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与财政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厦门工作期间，我经常向您请教。”“您的远见卓识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何立峰曾撰文纪念恩师邓子基先生：“邓老师是我的学习榜样。邓老师以他自己的一言一行亲历亲为所体现出来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风、诲人不倦的循循善诱的师风、不怕挫折直面困难的气势、与时俱进不懈探求的勇气、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骨气，已经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在邓老师身上，我们的确有许多应当学习感悟的东西。”

何立峰和厦大同学们特别是邓子基先生的学生们，一起撑起了中国财政金融战线的半壁江山。

成为“拓荒牛”

1984年何立峰硕士毕业，时任分管厦门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士来到邓子基先生家中，请邓子基先生推荐一名学生支援厦门特区建设。邓子基先生推荐了时年29岁的何立峰。何立峰由此成为厦门市经济特区经济研究所干部，自此踏入仕途，投身到八十年代最火热的特区建设的伟大历史事业中去。同年，何立峰调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并在1985年成为了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1985年，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南下福建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不久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计划和特区建设等方面工作。32岁的习近平和30岁的何立峰很快建立起了友谊，正如后来另一位当时的年轻人回忆的那样：“年轻人也很愿意去叨扰他（习近平）。”何立峰是为数不多受邀出席习近平和彭丽媛小规模婚礼的人，甚至还担任过习近平的伴郎。这段同事关系和友谊，令何立峰一生受益。

1985年，何立峰调往市财政局担任副局长，后担任局长。在市财政局期间，何立峰敢为人先，健全完善了乡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建立街道财政所，完善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度。这些举措获得了财政部的肯定。何立峰在市财政局工作期间还大力注重年轻干部的培养，裴金佳（时任市财政局团总支副书记、书记，现任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兼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一大批年轻干部得到重用。

1990年，何立峰任厦门市杏林区委书记。他大力推动海沧台商投资区开发建设，大量引进外资，改革管理体制。1992年，何立峰任厦门市副市长，后主管象山保税区和对外经贸。这段时间，以厦门鱼肝油厂为主体成立的科工贸一体化的厦门星鲨实业总公司（该公司时任主要负责人是郑栅洁，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体制新、机制活的企业在这段时间培养起来，为厦门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桥梁爱好者

泉州民营经济活跃，是闽南金三角中心城市之一，是福建除福州、厦门外最重要的城市。1995年，厦门市副市长何立峰调任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第一次离开了求学工作的厦门。1998年，何立峰升任泉州市委书记。在泉州市担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期间，何立峰狠抓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大批横跨晋江的桥梁，大大改善了泉州主城区和辖下的经济强县如晋江、南安的交通状况。闽南人极重乡情，大量在省外工作的闽南人也每时每刻牵挂着家乡的发展，他们为泉州的繁荣提供了好经验、好做法和好资源。何立峰在担任泉州市主要负责同志期间，特别注重向深圳学习，时常与回乡的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交流学习。在何立峰任内，泉州经历了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时期。

2000年，对福建政坛有着深远影响的“远华”大案爆发，一大批省部级、厅局级高官涉案。何立峰调省会福州，接替调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副部长级）的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赵学敏任福州市委书记。次年，何立峰跻身福建省委常委行列，晋升副部级。在福州市担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期间，何立峰延续了他在泉州的执政思路，对福州二环路实行拓宽和快速化改造，修建了一大批高架桥。在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何立峰大力反腐，打掉了如“防弹背心书记”黄金高等一大批潜伏在福州市党政干部中的“两面人”。

2005年，何立峰回到阔别多年的厦门，任厦门市委书记，成为鹭岛之主。在厦门期间，何立峰主持了成功大道、仙岳路的高架化改造并修建了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条的全高架的BRT线路。《人民日报》头版曾报道过厦门BRT，文中盛赞了厦门的全高架BRT对于改善城市交通的先进经验。

北上津门

2009年，何立峰北上，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塘沽区委书记。同年，滨海新区建区，何立峰任首任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在担任滨海新区主要负责人期间，何立峰在他的厦大学长福建晋江人张高丽的领导下，大力推动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何立峰对滨海新区的规划做到了城市规划中应有的超前。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何立峰在滨海新区修建的基础设施和项目仍为未来的滨海新区的繁荣留有了大量余量。

此外，何立峰还高度重视厦门特区建设经验在滨海新区开发中的实践。例如，一批如孙大海（时任厦门火炬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后来担任海南省委常委、秘书长）般的优秀福建干部也北上天津，将厦门特区的建设经验投身到滨海新区开发中来。 在任期间，何立峰推动了滨海新区“十大改革，十大战役”。2009年-2011年滨海新区的经济平均增速超过23%。2018年，在天津市调整统计口径挤掉GDP水分后，尽管滨海新区的GDP总额出现了高达1/3的大幅度下降，但总体来看，滨海新区开发仍然是成功的。天津干部群众永远也忘不了张高丽同志和何立峰同志曾经在津门大地热火朝天干出的辉煌成就。

2012年11月，张高丽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2013年，何立峰当选为天津市政协主席，不再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晋升正部级。同年，何立峰的厦大学长张高丽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国务院党组副书记，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分管发展改革、财政等领域工作。

到“小国务院”去

坐落于北京市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来有“小国务院”之称，长期居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位置。2014年，何立峰进京，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部长级）。时隔一年半后，何立峰再次有幸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他厦大学长张高丽的领导。

何立峰从政以来，曾无数次踏进月坛南街38号，这次他将拥有属于在月坛南街38号的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办公室。何立峰或许忘不了十多年前他还只是福建泉州的市长、市委书记的时候在月坛南街38号的求路无门。当时，泉州管下的德化县的县委书记许昆贞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的处长弟弟许昆林（现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给了他极大帮助。与何立峰辗转在中国南北任职不同都是，在大学毕业后到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调任上海任职副市长前，许昆林一直在国家物价局和后来并入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及其前身工作。

2017年，徐绍史到龄转往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任职，何立峰排名跃升到另一位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鹤前，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何立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任上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特别是“70后”干部的培养。他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内提拔了丛亮（1971，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赵辰昕（1969.09，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杨荫凯（1970，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现任中央财办副主任）等年轻领导干部。同时，何立峰还高度重视央地交流，如程晓波（1972，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严鹏程（1972，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等均从国家发改委正司长级领导职务的岗位上下放地方工作晋升为省级政府副职并在后来走上了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此外，除了直接空降省级政府担任副职外，国家发改委也有像岳修虎（1973，云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这样的从国家发改委正司长级领导职务的岗位上下放地方工作并在后来晋升为省级政府副职的领导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何立峰特别重视从处长、一级调研员、二级巡视员、副司长等非正厅领导岗位上提拔年轻领导干部，如綦树利（1977，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关继荣（1974，海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高健（1975，重庆市发改委党组书记）、李康弘（1980，贵州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政府口岸办副主任）、杨凌志（1975，贵州省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冯云飞（1976，海南省定安县委副书记、县长）等曾经在国家发改委担任非正厅领导职务的年轻领导干部都在地方大展拳脚，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高学历、视野开阔、兼有央地工作经验的他们无疑将成为下一个五年到十年的政坛的中坚力量，甚至有希望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小”到“大”

2017年，刘鹤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班子由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政治伦理混乱的领导配置，副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央财办主任刘鹤排名在正部长级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后。2018年全国两会，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卸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继续担任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由此，本来在2020年就要年满65岁退二线的何立峰有幸得以为党和人民继续服务到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2022年。同时，此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兼任的中央财办主任职务由此开始高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018年3月全国两会后，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组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在中央财办主任一职高配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时，负责对农村农业工作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的中央农办由中央财办拆分出来改设在新组建的农业农村部，不再和中央财办合署办公。由此，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兼任主任的中央财办不再对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农业农村工作中的经济工作负主要责任。

在刘鹤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办主任期间，尽管何立峰仅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改委主任，但却难以衡量二人中到底哪位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话语权更大。

何立峰高度重视数字中国建设和数据作为新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在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何立峰在担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期间制定了制定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文件，推动了2023年国家数据局的组建。

2014年至2017年，刘鹤排名在何立峰前；2017年至十九大，何立峰排名跃升到刘鹤前；十九大后，刘鹤的排名再次回到何立峰前。2022年6月，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何立峰在中央金融系统由中央提名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何立峰仍然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职务，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是中央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2022年10月，何立峰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次年3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担任国务院党组成员，卸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职务，负责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商务、金融领域工作。

“文艺复兴”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序列，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出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从此，中央金融工委就成为金融改革发展决策的核心，决定着金融政策和金融系统的人事安排。中央同时成立了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委，作为中央纪委的派出机关，负责金融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2003年，为更好顺应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需要，成立仅5年的中央金融工委被撤销。虽然中央金融工委被撤销了，但是他的影响仍然存在。从十七大到二十大，中央金融系统产生的党代表不参加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团，而是单独成团，作为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参加党代会。

2023年，面对着地方债危机、房地产泡沫、美元加息、经济增速放缓等难度不亚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挑战，为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重新组建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3月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是这样介绍这方面的内容的：

“（一）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作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党中央机构序列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二）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同时，原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升格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负责金融领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仁不让地出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和中央金融办主任，掌握了中国金融政策和人事的核心决策权力。何立峰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继温家宝之后的第二位中央金融工委书记。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金融办虽然和中央金融工委合署办公，但并不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两者的工作侧重点不同。中央金融办承担的角色更类似于原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侧重于金融稳定和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中央金融工委则更侧重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实现党对于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何立峰的厦大学弟，王江，则受命出任中央金融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协助何立峰主持金融系统的重要政策制定和党的建设方面的日常工作。中央金融工委和中央金融办“一委一办” 在中国金融战线工作中的主导地位无疑意味着两位担任其主要领导职务的厦大校友何立峰和王江将肩负十分重要的职责和使命。未来想必也能在中国各级金融相关领域管理层中看到更多厦大校友的身影。

经济沙皇

2023年，中央农办再次迎来机构改革。中央农办不再设在农业农村部，回归中央财办，与中央财办合署办公。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出任中央农办主任，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祝卫东任中央财办（中央农办）副主任。中央财办时隔五年后恢复了制定农业农村宏观政策的权力。

2023年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约半年后，刘鹤不再担任中央财办主任，廖岷也不再担任中央财办副主任职务。何立峰接替刘鹤任中央财办主任，杨荫凯任中央财办副主任。廖岷拥有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背景和丰富的财金行业经验。与廖岷不同的是，他的继任者杨荫凯并没有财金战线的工作经验，是一位从办公厅、综合处等日常综合性事务协调部门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 一般来说，从办公厅等日常综合性事务协调部门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往往综合素质更高、政治上更过硬。

杨荫凯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国家计委）地区经济发展司的综合处工作，曾在何立峰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主任期间担任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职务，后担任国家发改委人事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有着丰富的机关事务管理经验和组工经验。

与他的前任刘鹤、马凯、王岐山不同的是，何立峰自大学毕业后就长期在地方党政工作，较少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而刘鹤、马凯、王岐山等人都有长期的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宏观产业政策制定等丰富的宏观经济治理经验。即使宏观经济治理经验不足，但何立峰丰富的地方党政领导经验一定能给中国经济算好政治账，立稳政治锚。

不知道何时开始，媒体喜欢用“经济沙皇”（economic tsar）这个词汇来形容分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尤其是用来喻指存在感比较强的刘鹤和王岐山。与他的前任刘鹤、马凯、王岐山相比，身兼中央财办（含中央农办）主任、中央金融办主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三大财金重职的何立峰在其分管的财金领域的话语权达到了巅峰。此外，虽然财政和发展改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丁薛祥的分管领域，但是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负责人蓝佛安和郑栅洁都是何立峰多年的亲密战友。因此，何立峰除了分管部门外对于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这两大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话语权也不能被忽视。何立峰才是名副其实的经济沙皇。

更大的“试验田”

1979年1月，习仲勋陪同叶剑英视察榆林海军基地、三亚、万宁兴隆华侨农场等地，还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习近平参加了这次活动。习仲勋曾四次来海南视察调研。其中，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主政广东期间来海南视察调研三次，上调中央任职后来海南视察调研一次。

习近平的哥哥习正宁（习富平）也在海南建省筹备期的1987年由陕西南下海南，出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但后来不幸在1998年英年早逝。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习仲勋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了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海南这个最年轻的省和最大的经济特区的建设工作，无疑凝聚着习仲勋和习正宁（习富平）父子的心血。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后，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冲破旧的体制束缚，涌进海南岛逐梦，海南这个年轻的省份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壮观景象。但是，由于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后来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海南的发展陷入停滞。

2014年12月，蒋定之因“耳疾”不再担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职务，调回家乡江苏省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正省级）。何立峰同志的亲密战友，时任原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的刘赐贵南下履新海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拉开了新时代北方（海南以北）干部下海南的序幕。

为进一步充实海南的领导力量，一大批曾在厦门经济特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新时代再次南下海南，建设南海之珠，如：刘赐贵（曾任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丹阳（海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曾师从于厦门大学邓子基先生并在厦门任职）、陈国猛（海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曾任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孙大海（曾任海南省委常委、秘书长，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曾在厦门、天津任职）。现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的蓝佛安（客家人，曾任海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也曾在海南工作过。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组织部组织了多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到海南交流任职。值得注意的是，在何立峰同志的亲密战友刘赐贵南下后，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输送了大量优秀年轻干部到海南工作如：阿东（1970，曾在国家海洋局工作，曾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巴特尔（1967，曾在原国土资源部工作，现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此外，福建省也有干部在2012年交流到海南工作，如包洪文（1968，现任海南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邓子基先生的本科学生，厦大财金毕业）。

党的十九大后，海南经济特区建设被提到了新的高度。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临海南，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具有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如果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有说服力，更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为加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何立峰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何立峰肩上的担子无疑更重了。何立峰高度重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20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何立峰署名文章《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引领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

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为主要代表的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结合海南实际陆续向海南下达了一批好政策，向海南批准了一批好项目。例如，2021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35亿元，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21个重大项目建设。此外，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为主要代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还继续输送了大量干部到海南任职，如：綦树利（1977，现任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关继荣（1974，现任海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冯云飞（1976，现任海南省定安县委副书记、县长）。

海南历史包袱轻，面积小，政策好，非常适合年轻干部低调地大展拳脚。何立峰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刘赐贵同志在财金、发改、自然资源等多条战线上广泛发掘、培养有潜力的苗子，在海南这片更大的“试验田”上撒豆成兵。

正如《光明日报》所言：“崭新的国家使命担当，让海南这块面积最大的“试验田”，再次站在了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列。”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何立峰同志的亲切关怀，海南和海南广大干部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完）
勘误：本文第一稿发布时，误将赵辰昕写作赵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