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信任危机

本周，一个愁眉苦脸、光着膀子的男人跪在碧桂园——遭遇麻烦的中国房产巨头——的老板办公室门口。如果保安们没有试着拿覆盖了一堵墙的大红雨伞遮住他的话，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到他。还有很多保安举着雨伞以掩盖一位妇女和一个女孩，她们站在家用行李箱旁边的空地上。其他的保安则向着试图拍照的人吹着哨子，驱赶他们。

穿过马路，笔者有幸撞见了这场人间哑剧，并遇到三位穿着军靴的防暴警察，他们瞥了外国记者一眼，然后离开了。事后，问及这一家人为什么要赶来佛山南部的碧桂园总部，以及这三人被带进局子后会发生什么。公司的员工声称，非常遗憾，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同事还在休年假。

当这事发生的时候，不带政治诉求的小规模抗议在中国已成常态，因为公民想要让公司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出丑，以使其解决他们的诉求。在经济低迷的时期，示威活动会变得更加频繁。近几月，由于中国的房地产业再次陷入危机，许多已经预付款而待交房的业主被卷入其中。远在北京的共产党统治机关——政治局已经指示开发商和官员确保交房。同时，在外省的城市和乡镇，坚决的抗议者受到警察的约谈，乃至被拘留。

当中国经济放缓，为掩盖坏消息使出的种种伎俩变得愈发明显。在4月的相关数字降至疫情最严重时期的水平之后，统计局停止了公布一项消费信心指数。同样，由于青年失业率的无情抬升，统计局于本周停止了公布这项数据，表示其正在研究如何统计失业青年人数。分析师则面临压力，必须表现得正能量。呜呼， 由于这些拙劣的掩耳盗铃之徒，这样的隐瞒只是更加让人们注意到中国的灾难。

最近几周，一些令人不快的统计数据已经公之于众。它们展示了新的银行贷款（即便在低利率下）急剧下降、零售额令人失望以及房产交易更加稀少。国内萧条之下，出口也随之下降。共同的联系在于内需和外需的全面溃败。

佛山位于大都市广州的南方，是一个950万人口的商业枢纽。这里是个观察房地产驱动型经济放缓的好地方。佛山不仅座落着碧桂园的总部，还是中国家具销售业的首都。这里的企业包括光鲜亮丽的罗浮宫国际家具艺术博览中心，这是一家商城，里面的租户出售的真皮按摩椅和华美的书桌单价能卖到30000元（$4110）。销售员谈论起五到十年前的黄金时代，那时许多中国家庭购置多套房产，并全部装修。如今，来自京沪等最富裕城市的最有钱的顾客依旧有钱可花，但疫情带来的打击太大，特别是对那些中低收入省份，房产供应过度的城市。没有余钱的消费者“不敢进入”罗孚宫，一名推销硬木茶几的女士告诉我们。过去，顾客们“冲动消费”，如今他们则首先在网上货比三家。

从2020年夏天开始，中国挺过第一波感染浪潮之后，其经济似乎受到了严厉的清零政策的庇护。一位推销50年代复古风家具的女士回忆道，但是，等到疫情急转直下，她发现顾客们纷纷取消了订单，并开始根据自己的事业状况重新思考装修计划。现在，后疫情时代的担忧“让人们花钱更加保守”。

就着一杯高浓的红茶，一家小批发商的合伙人回顾了疫情管控刚刚放开的三月和四月顾客们是如何的“活跃”。然而，他所说的消费“潮流”随即减弱，如今人们得去工作，赚更多的钱。他叹息道，如今中心城市广州的交割率下降到每公斤1.5元，而疫情前是每公斤1.8元。

国内游客数量在疫情后剧增， 一位工人在堆满为旅馆配备的廉价家具的货仓里说，“至少，所有地方到处都是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如以往那样花钱。“许多人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金了。”

外国人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依旧非常少见。来自印度、非洲和阿拉伯的家具买家陆续回到了佛山，但他们并不像是大宗买家。他们需要便宜货，一位出售大理石桌子的女士说。印度人青睐的是中国1990年代流行的设计，她略带嘲讽地说。而就在与她交谈的几分钟前，一位印度商人告诉笔者，印度顾客喜欢现代极简风格的家具，“不是这种中国风。”

这个党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旁观者容易估计许多中国市民的房屋价值。一位女销售信誓旦旦地谈起在十年前佛山房价“便宜”的时候购买一栋公寓。她没有错：自2013年来，当地房价几乎翻了倍。在90年代，上千万中国市民从国企购买有补贴的公寓，花费的钱还不如现在“罗浮宫”里的一张精美茶几。一些房产如今已经翻了50倍身价。

同样的安全感是那些尚未购买房产的人所无法达到的。一位来自内地贫穷省份江西的移工在去年打算在佛山购买一套公寓。当地政府为首次购房者将=最低抵押存款额削减至两成，降低了成为业主的一项障碍。但她现在还没有购买：她的收入不稳定，要为突发事故和健康危机存钱。在她三十几岁的时候，她还没想到生活会如此不确定。

佛山揭示了一种中国式的沉沦。这为一个沉迷于控制的党提出了难题。坏事可以审查，不快会被隐藏。政策可以推出。但没有统治者能够命令人民感到信心十足，以及去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