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红脖子吗？
九树三花谁也不否认美国红脖子是爱国的，可他们却率众冲击了美国国会山了。
谁也不否认美国红脖子是爱国的，可他们却一次又一次被政治投机客所利用，以至于在昔日特朗普当政期间给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因此，这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亟待回答：
究竟是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华盛顿精英们更能代表爱国，还是数量庞大的草根红脖子更能代表爱国？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美国故事，不必如此严肃，那下面这个问题则必须严肃对待了：
中国，有类似美国红脖子的群体吗？
1
红脖子在美国的语境中确实是一个贬义词。
因辛苦劳作，背灼炎天光，脖子晒成了红色。这些人一般是农夫、工人、基层体力劳动者，以白人为主。
红脖子一方面勤劳、虔诚、单纯，一方面也保守、文化水平低、有种族主义倾向。他们以男性为主流，大男子主义浓郁，女性不是像男人一样坚忍坚韧，就是传统从顺甘心相夫教子。
他们曾是美国梦的中流砥柱，构成了传统美国文化的底色。
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工农的身份很容易转换，他们在小镇上是农民，因战时经济和战后繁荣进了城就成为了工人。虽借此成就中产身份，可与乡土文化并不完全割离。
如《文化大革命的美国余波》所述，80年代起美国带头掀起新自由主义浪潮，国内大量产业开始通过全球化向亚太、拉美转移。去工业化开始，美国工人阶级也因大量失去中产岗位而好日子到头了。
自此，红脖子的释义范围开始渐渐扩大，以这些（回不去乡村的）失业工人为中心，泛化为美国国内被全球化严重损害利益的群体。
随着红脖子的群体越来越大，经济地位下滑+贫富差距导致的失落感越来越严重，红脖子们的愤怒也越来越强烈。
这些长期被美国精英阶层所忽视和蔑视的沉默的多数，数量不断增长，经济地位下滑+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落差感也越发强烈。他们的愤怒终于在2016突破阈值，一鸣惊人地将特朗普推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深刻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态。
以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
而中国呢，有没有红脖子？
2
在回答之前，小树必须先定一下词性：红脖子在美国是个贬义词，但在中国，我不认为是。
我曾经为了不冒犯他们，用了“失落者”一词。但这个词是个生词，而且它远没有红脖子一词有力量。
这个力量即，红脖子在美国是真的选上了特朗普了，他们的力量让美国乃至世界都不敢再忽视他们了。
对于中国的失落者或红脖子来说，现阶段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就是承认并明确他们的存在，而不是在宏大叙事中被模糊了身影、被抹煞了声音。
美国的精英们犯过忽视他们的错误，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绝不应该重蹈美国覆辙。
为了达到被看见的目的，必须借用美国的先驱们的力量。因此可以说，当前在国内使用“红脖子”三个字，绝非蔑称。
3
中国当然有被全球化伤害了的群体，而且数量同样不可小觑。
美国是将岗位从本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们是将岗位从中西部内陆转移向东南沿海及大城市。其中，美国节约了人力成本，中国则从规模化中节约了生产成本。
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工业的格局。中国东部沿海凭借地利优势，汇聚了海外资金投资和技术转移，源源不断的订单又助力其在正循环中成长为巨头，逐步击垮内陆的竞争对手们。
回忆起我们8、90年代的生活，本地工业、消费品牌星罗棋布，但渐渐的它们消失了，市场上只剩下了少数的国内或国际知名大品牌——
这些品牌的工作机会和利润，当然都被虹吸到了东部沿海和二线及以上大城市。
在那里，一个知名大品牌生产能力，就能超越一百个雇员总数超十倍的中小企业。
第二波海外资金投资和技术转移，造就了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大厂们在国际风投加持和海外经验借鉴中迅速成长，对中西部内陆开始了第二波冲击。
电商基本摧毁了中西部内陆（除餐饮等少数以外）的实体商业，为本地贡献大量中产位次的商店主及管理层群体迅速萎缩。餐饮也不乐观，他们不是被地产巨头+连锁餐饮品牌挤压生存空间，就是被外卖平台抽血。
互联网因其无可置辩的高效，正迅速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邮递、出租车、货运车等都被平台收编，文员速记等被办公软件、云计算取代，保卫岗位被5G摄像头取代，剧场演出被视频平台取代……
高效率的生活的代价，当然是中西部的利润和岗位被进一步被虹吸到了东部沿海和二线及以上大城市。
在那里，一个高薪的程序员所创造的价值，就能超越中西部内陆一百个中等收入的店员、文员、调度员。
之后，随着中国在全球工业体系的位置不断攀升，产业升级是必由之路。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巨头被引导着不断强化和兼并中小企业，以提高利润率和减少竞争内耗。
产业升级实现了，产能过剩也解决了，可本地的小厂子们也没了，岗位和利润又被虹吸到了总部所在的东部沿海和二线及以上大城市了。
在那里，一家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巨头，就能指挥一百个城市的分部。
如今，第四波冲击正在到来。基建过剩和房地产过剩，正带来了基建投资的大幅减速，这又将使得中西部依赖于建设的大量岗位烟消云散。
当下的中西部内陆，成为多少人“回不去的故乡”。因为那些地方除了吃皇粮以外，几乎再无啥靠谱的就业岗位。
而中西部失去了岗位的人们啊，想转入新生产力的行业，又谈何容易？马车夫和火车司机之间的天堑，是时代的天堑。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被间接伤害的群体，比如我之前提过的，“坐着也躺枪”的农村人。
中国的发展红利最大的体现，就是房价的增长和机会的爆炸 。
对于前者，城市平民大多还有一套几十年前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的老破小，它们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值，堪称承接时代红利的容器。
而农村人的土地由于并非己有，位置也荒僻，除非是极少数近郊的幸运儿，否则时代红利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的关系微乎其微。
对于后者，就业机会、经济信息的匮乏，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萎缩，也使得农村人摆脱贫困的概率远远低于城市人。
可是，农村人有限的收入增长，面临的却是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进城税（即房租或在城市购买房产）的急速暴涨……
中国毫无疑问是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可也拥有着大量的被全球化所伤害了的群体。
这和美国的情况何其相似，作为全球化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若不是特朗普在2016年横空出世，世人压根就不知道美国的红脖子原来已数量庞大到如此地步，也愤怒到了如此地步。
4
在美国，要说红脖子们因为岗位流失而失业了，因此过得很悲惨，这话其实并不严谨。
美国的就业数据一直都挺好看的，失业的红脖子要找工作总能找得到，但他们工作岗位的质量一直在不断下滑，社会地位、收入福利、工作环境等也是不断递减的。
90年代美国电影中一个工人工作就能住在大豪斯，养活一个全职太太、两辆车、三个小孩、四条狗的故事，早已成为往事。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美国资本家及其仆从们，日子则因赚得盆满钵满而蒸蒸日上。
此消彼长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断点燃着红脖子们的愤怒，尤其，他们经历过真正美好的年代，亲身体验过痛苦的落差。
特朗普的副手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讲的就是如此故事
在中国，情况也类似，但矛盾小得多，情况也要好得多：
1、中国人在国内能做到成本低廉的自由流动，任何人都可以买张车票从中西部内陆奔赴东南沿海和大城市找工作，去竞争那里比家乡高不少的工资。
虽然他们难以享受当地的福利（如养老、教育等），但一般的福利还是可以蹭一蹭的（如治安、医疗等）。
相比之下，美国人要找回从国内流失的岗位，则必须跨越国境，而且那些岗位的薪水待遇远远低于美国本土。
2、中国人在这四十年来经历的始终是不断向好的生活。
像美国再就业的红脖子一般面临岗位质量相对下滑的人很多（国企下岗工人一定能理解），因城乡二元差异而错失发展红利的农村人也很多，可基建、治安、交通、医疗、商业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提高了国人的生活体验，大幅消解了他们的情绪。
另一方面，中国人没体验过美国工人阶级1太2车3孩4狗的黄金时代，不存在心理上的极大落差。
3、中国在国家层面一直高度重视发展的平衡，长期通过转移支付和扶贫工作缓解东部和中西部及城乡间差异。
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扶贫成绩是超越了当前发展水平的，而美国的福利体系建设在发达国家中都算差的。
4、中国的强监管、民生兜底和优秀治安消除了大量导致平民经济状况恶化的不确定因素。
在这点上，中国更是较美国优秀得太多。美国因病、因毒、因学、因枪、因法等等致贫的概率也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相比之下，当今中国堪称地球楷模。
中国虽做得很好，远远比美国好，但是：
1、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极多，不能离乡去东部和大城市找机会的是大多数，去了亦无法在当地扎根的也是大多数。留在家乡的人，则要承担中西部内陆产业凋敝之苦。
2、四十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不断向好，日常体验更是日日向新，可这并不能纾解中西部内陆地区就业质量每况愈下之难。
3、无论是用转移支付和精准扶贫平衡东西部发展，还是坚持负责任地为民生兜底，本质都是补救。它们是果，是现实倒逼所致。
既然只是补救，那必然无法真正填补空缺，更何谈“矫枉过正”？农村老人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实在是太过刺眼。
以至于，中国的失落者/红脖子们，虽愤怒不似美国同类们的炽烈，却也开始让人无法忽视了。
5
趋利避害的人性决定了，经济规律是超越什么文化、种族、意识形态差异的。现在我们再来从利益得失来看看美国红脖子们的显著特征。
1、他们思想传统保守。
传统保守是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而言。新自由主义颠覆了美国固有经济秩序，同时也剥夺了主体种族、白人、男性、基督徒等等天然的优越性，承受经济和精神双重失落的红脖子，自然要拥护前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
2、他们有种族主义和排外倾向。
红脖子不敢去质疑那些转移走工作机会的资本家，只敢对软柿子——拿到这些转移的工作机会的外国人乃至新移民发怒。
另一方面，如《异类们的命运》所述，竞争日趋激烈之时，种族、信仰、性取向等等“异类”身份都成为了红脖子争夺其资源的借口。
3、他们沉迷民粹主义，并信奉各种阴谋论。
在日子越过越坏的红脖子的心中，美国政府的权威已然崩塌，华盛顿权贵们的言之凿凿令人不由自主地厌恶。这番真空，给了阴谋论生根的空间。
……
太平洋两岸如今正越来越相似，它们的社会在这四十年来都被全球化给深刻塑造了，与此同时又都有一个广袤的内陆在和全球化长期博弈着。也因此，太平洋彼岸的种种表现，你都会毫不惊讶地在此岸中看到某种程度的镜映……
6
“发展”这一词汇，我们主流一直视为是褒义词。
可在越来越多的红脖子（无论中美，但美国肯定要多得多）心中，发展已成为一个贬义词，他们无比怀念过去的时光。
但是，发展二字的本质是一个中性词。正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句，也是中性的。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谁也阻止不了新自由主义对战后秩序的摧枯拉朽，阻止不了全球化对经济效率史无前例的提升，更阻止不了信息技术科技对旧世界的颠覆。
发展带来了太多，也将太多人抛在时代的快车之外。
当被抛下者是少数时，主流还能有余力救助、帮扶他们。可当被抛弃者在人群中占比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时，他们必将成为时代不可忽视的变数。
有人批判称：美国红脖子经历过黄金时代，所以对当前存在落差感，如果他们不是对昔日不可持续的优渥贪得无厌，今天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如果红脖子只是个别人，那么这种批判或许有点道理。但是，当红脖子已经因数量日益庞大而成为时代不可忽视的变数时，就成为一个中性的社会问题，一个只可去解决不可再行辩理的社会问题。
小的时候看过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至今，大意如下：
为什么我们要同情失败者、要保护弱者，因为我们绝不可能永远是成功者和强者。我们如何对待他们，别人就将在我们失败和衰弱时如何对待我们。
当我们在为自己不是红脖子而庆幸时，甚至不自觉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嘲弄他们时，有无想过，这个轮转速度极快的当下，自己在未来又有多大概率能逃过相似的命运？
7
再强调一次，小树提及红脖子三字，全无贬义。
这是在借用美国红脖子已然迸发的力量，以及美国在红脖子的愤怒中被严重损害的国家利益，提醒大家严肃关注中国国内面临着相似境况者。
红脖子的困境究竟该如何解决，小树并没有答案，也并非本文主题，毕竟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在解决问题之前——承认并明确问题的存在。
最终又抛给了人性。承认问题是痛苦的，未雨绸缪是会被侥幸心理浇息的。
珍惜当前的窗口期。而对于先行一步，已在河里狼狈地摸着石头的美国，后人若是笑之而不鉴之，怕将使后人而复笑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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