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观察、忧思与破局之路 - FT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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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地理位置是乡村振兴的基因,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动力,社区福利是乡村振兴的活力,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振兴今日之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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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在向全世界宣布消灭绝对贫困之后,把原来的国务院“扶贫办”改组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在西部地区的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针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实施常态化帮扶。

为什么一定要推动乡村振兴,帮助农村人口“富”起来?西汉的文学家司马迁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只要人要吃饭,就离不开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无论一个国家如何现代化,也离不开农业。

农业是养育着人类生存的根本。中国目前有10亿左右农村户籍人口,真正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大约在5亿左右,而这些农民依然是中国最“穷”的群体。如何让中国的农民变“富”,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缺一不可,否则难以振兴今日之乡村。

首先,造成贫困的根本是什么?是地理位置。

所有的贫困农村要么路途遥远,要么丛山峻岭,交通非常不变。比如说,“一校一梦想”公益项目帮扶的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松岩村松岩小学,离县城就要两小时的车程,学校60年都修不起一个水泥操场。还有著名作家野夫的老家湖北省巴东县泗井水,从县城开车过去,中间要在金果坪住一宿。去年通高速后,开车也要四天时间。

在大航海时代,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先后都成为了世界的引领者?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海洋国家,而19世纪整合全球资源最好最快的交通工具是船。在20世纪,这个世界的引领者变成了美国和前苏联,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大陆国家,而20世纪,整合全球资源最好最快的交通工具是火车,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强大的铁路网络。

做房地产生意的李嘉诚说,房地产生意的核心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也是位置,位置决定了一个地方的资源整合能力。你在北京二环内开个小卖铺,一定比在北京房山农村开个超市赚钱,这就是位置与资源整合能力之间的关系。

在乡村振兴中,我们如何从贫困的根源出发,去消解被地理位置限制了的乡村的资源整合能力?

那就是充分地利用移动互联网的资源组织和整合能力。

在21世纪,移动互联网是这个世界上最便捷的资源组织方式。移动互联网除了不能实现“物体的物理转移”外,几乎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信息和资源都可以快速实现整合与转移。阿里巴巴的淘宝店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就是因为淘宝店利用了移动互联网的资源组织能力,帮助无数商家把很多小众产品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聚集起来了,实现了“小众市场的大众化”。同样,腾讯公益平台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慈善公益平台,就是因为腾讯的社交属性,能够快速地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之心激发出来,把点滴的善意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河北省邢台市南陈村小学只有101名学生,这些孩子已经16年没有在学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他们每天都要从家里带水来喝,学校水井抽出来的水,重金属超标。2015年5月25日,南陈村小学的尹校长申请了“一校一梦想”公益项目,希望学校有一个蓄水罐和净水系统,让孩子在学校里能喝上干净的水。尹校长的这个梦想,通过腾讯公益平台48小时就募集到了善款30000.62元,实现了学校十六年没有水喝的梦想。

后来,尹校长又用同样的办法给学校募集到了暖气、食堂和餐厅。南陈村小学的困境被放到互联网上以后,也获得其它很多公益组织和企业的支持,学校修起了图书室、音乐教室、书法教室和塑胶操场等等。截止2021年9月,南陈村小学的注册学生人数超过了450人,整个学校原有的教室都不够用了,当地政府选了新校址,新的南陈村小学已经在建设中。

在乡村振兴中,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最便捷的资源组织平台。如何利用好移动互联网的资源整合能力,消解因为地理位置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资源整合困难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南陈村的尹校长说,移动互联网不仅能整合资源,还能整合人心,老师看到学校一天天的在发生变化,工作的心气也起来了。

中国的乡村为什么贫困,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比城里人穷,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建立在中国农村的奉献之上。我们今天推动乡村振兴,不是富人的施善,而是对农村道义性的返还。

从1953年至1986年,为了发展现代工业,中国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人为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业品价格,让财富向工业转移,帮助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与投资,形成了中国第一代工业经济的框架布局。

这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剪刀差”,“剪刀差”的结果就是农民和工人同样的付出,农民赚得少,工人赚得多,农民的穷根子就是从这里埋下的。

1957年,李秀萍老师初中毕业,在四川省什邡县金泉村小学任民办教师,每月工资18元。1959年,月工资降为8元,1966年,取消月工资,实行工分制,每年她连自己和三个孩子的口粮都分不回来,还要倒贴钱给村里。李秀萍老师的丈夫也是一位教师,但他在城里的学校教书,一个月的工资一直在25元以上,差距最大的时候超过三倍之多。

为什么李秀萍老师的工资比他丈夫低那么多?因为李秀萍老师的工资是村里付的,“剪刀差”让农村村集体没有积累钱,即便乡村有尊重教书先生的传统,依然只能付出那么一点点工资。在“一校一梦想”项目学校中,还有一位在农村任教30年的代课老师,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手里还有几万块钱村里打的“工资白条”,至今没有兑现。

城市里的路灯在很多人看来是“自然而然”的公共服务,在农村就是农民盼望一生的公共福利。从18世纪到现在,人造光源的成本在直线下降,夜间照明减少黑暗带来的生活成本,将在性别平等、意外伤害、社会交往方面带来极大的改善。

2017年4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地球灯光图,直接反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让大部分人直观地认识到夜间灯光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的人口分布、文明与经济发展。但今天,在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依然有90%的农村处在黑暗之中。

“点亮乡村 光明万家”项目是一个致力于为农村带去光明的公益项目,目前在4个省7县207个行政村和129所乡村寄宿制学校安装了35259盏LED太阳能路灯,照亮了9902平方公里乡村,受益人口超过了60万。

在项目的实施工程中,申请捐赠路灯踊跃的乡镇或村落,大部分都是村集体经济有一定的积蓄。村集体经济的积蓄是村干部合计在做完社区动员之后,在还达不到项目“自筹”要求时的“底牌”。虽然大部分村落都能通过村民动员,通过移动互联网整合社会资源完成“自筹”,但村干部依然还是抱着“屋里有粮,心里不慌”的心态行事。

在乡村振兴中,如何让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让村干部做事心里有底气,是振兴乡村的第二个必经之路。

今天,一说到振兴乡村,公认的困难就是农村的“空心化”。农村都没有人了,怎么能够振兴?

农村为什么没有人?核心原因不是农民不愿意留在农村,而是中国社会福利的城市化偏好,让呆在农村的人享受不了任何社会公共福利。村集体和城市居委会相比也是穷得叮当响,社区福利不能有效供给,当然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路灯的例子,现在说说小孩上学。城里的小孩有必须走路两个小时才能到的学校吗?城里有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就必须住校的地方吗?特别是四川省教育厅,2021年开始推行撤并所有乡村学校,小学保留在乡镇,初中部分保留在乡镇,高中全部进县城。孩子上学都这么难,谁还会留在农村呢?

在1949年以前“皇权不下乡”,朝廷控制的宗法社会不给农村提供任何公共福利,农村主要是靠家族和乡绅两大势力来推动自治,并提供农村的社区福利,包括“办义学、种义田、搞义诊”等等。

1949年以后,政府选择“镇村组”三级乡村治理模式。同时,把党支部也延伸到乡村,形成村委、村党支部并行运作的双重治理模式。以“拟订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和社区治理政策,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此工作目标,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一直在推动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接管和控制,村两委是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末梢。

但如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村集体不能取代过去的宗族和乡绅为农村社区提供社区福利以弥补国家公共政策的不足,振兴乡村很容易变成“输血振兴”,输血一停止,乡村就没落。

因为农村社区公共福利供给的长期匮乏,福利饥饿之下,任何政府或社会的救济行动执行到农村的时候,都是“真枪实弹的利益、锱铢必争的资源”,很容易成为农村社会矛盾激化的起点。因此,很多落后地区的乡镇及村两委,对争取政府项目或公益项目支持并不积极甚至是抵触。

举个例子,“点亮乡村 光明万家”在农村实施的时候,有村民因为一盏路灯在两家之间有30厘米的不均,村民自己搬个小凳子把坑挖大,以求灯光不偏不倚。特别是在大灾大难的时候,村里有108户人受灾,如果公益组织只送了100件棉衣,村两委就不敢发。发了100件棉衣必然有8户分不到,就容易导致村民举报村委会贪污救灾物资,容易在本地制造社会矛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被贫困和福利匮乏扭曲的民风,导致了“脱贫攻坚”中一些村落被惯出了“等靠要”的思想。你去扶贫的时候,很多地方只要钱,不要物,因为钱是转移最方便,也最好分配的东西,不容易惹事。

振兴乡村最终要落到农村公共福利和社区福利的改善上,但无论政府还是公益组织都不能下猛药,一定要一点点地来。在增加农村福利的过程中,慢慢地把村里的人带进来,逐步让本村人参与到本地社区福利供给的服务中,同时也去激发村里的互助精神,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慢慢地把农村社会的公共福利建立起来。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松岩村小学解放前是私塾,1956年变为公立学校,整整60年里,村里的三代人都梦想学校能像城里一样,有一个水泥操场,下雨天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玩,不会把鞋子弄脏,不会把泥巴带到教室里去。

学校的操场教育局做过预算,大概需要16万元。“一校一梦想”一个学校最多只能支持3万元现金,学校采用的办法就是和村两委联合,把村里的人都动员起来做义工,一起来参加松岩村小学修操场的事情。

学校操场开工后,全村的人参与到为学校修操场的工作中,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这些乡村的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88岁,最小的17岁。松岩村有一个残疾人,腿不方便,干不了重体力活,但他坚持要为学校修操场做一点事情。这个老人每天就坐在教室的屋檐下,编搬运沙石水泥的竹筐。

2015年7月10日,松岩村小学最终用3万元,修好了16万元的操场;历经29天时间,完成了三代人、60年时间没有完成的梦想。“一校一梦想”表面上是帮助学校修操场,事实上是在修操场的过程中,做了一次乡村的社区动员,去激发出乡村的互助精神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让乡村的社会资本重新运转起来,去改善社区的福利。

中国这么大,农村的地理环境,文化差距很大,社区福利需求也不一样。有效的社区福利供给绝对不是一刀切,而是应该由各地的村两委员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社区福利特色。社区福利有了,社区互助机制建立起来了,本地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小循环也建立起来了,乡村就容易把人留住,才能获得新的振兴。

最后总结一下,地理位置是乡村振兴的基因,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动力,社区福利是乡村振兴的活力,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振兴今日之乡村。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曾用名“才让多吉”。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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