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审查共存（八）：未来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Molly Roberts新发表的题为”对网络审查不服从的韧性“的文献综述的大致翻译。意译为主，会有在尊重原意基础上的、适合Matters读者群的改写。在黄色错位线后加入必要引用，在灰色模块里穿插个人评论。每次翻译一个小章节，进度不定，原文详见期刊官网。

这一系列综述表明，网民们有时候会像John Gilmore所认为的那样，“把审查当成一种伤害并且绕开它”。这种对网络审查的不服从取决于对审查的意识，对被审查信息的需求以及网民的能力。如果审查过于明显，或是关系到用户们特别关注的内容，或者出现在危机时期，就会带来反作用。所以，审查对于专制政权来说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尝试。

专制政权会选择掩盖这种审查，并且由于人们对政治信息的需求常常都很低，所以绕开审查的现象往往都是特例而非常态。所有人都能感知到的审查可能会成为反抗的发起理由，但更精巧的审查却只会被更精明的用户发现和回避。因此，精密的信息控制，哪怕不完善不完美，也可能满足专制者的需求，割裂民众还不会带来信息控制的印象 (Roberts 2018)。

这些结论对未来各界的努力有三个方面的启发。首先，大量研究表明，去探查、揭露和公开既有审查活动的努力对于民众的不服从至关重要。公民社会，互联网公司，计算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已经在这个领域内做了很大的努力。而随着专制政权的审查策略的不断变化，这项工作会一直很重要。

第二，监控的危险性并不只是对于某些异见者的针对性打压，同时也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不服从的弱化。政府越来越有能力来利用数据来微观地调整审查策略，这样就可以降低人们对审查的意识、化解集体性经验所带来的风险。用户们更难理解到其他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也就更难协同反抗审查了。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来了解专制政权是如何利用互联网上的大规模数据来进行微观的信息操控。

最后，对审查的不服从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我们还需要更多研究来理解审查是怎样影响到专制环境内的不平等和政治极化的。在民主社会的语境下研究会让我们担心互联网创造的过滤泡泡 (Adamic & Glance 2005)，也会让我们因为社交平台带来了更多元广泛的信息而略微心安 (Barberá et al. 2015)。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专制政权下审查是如何在影响这些现象。审查会分裂民众、让人极化吗？或者它其实靠着单一信息，反而使人们的观念光谱更加集中？理解审查如何影响到信息消费和政治行为、理念，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专制主义的未来。

译者注：

个人以为，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最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就是审查究竟是否带来了分裂与极化。观念极化这个问题并非西方世界专属，甚至在中文世界里，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要用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而不是“审查”，来解释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信息鸿沟” (information divide)。不同的人可能因为收入、阶层、年龄、教育甚至兴趣与习惯的区别，会有着差异明显的信息素养和数字设备使用能力，也就大概率不会使用同一个社交平台，不会使用同一个信息源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在抖音上刷到的视频，和你在B站上看到的内容截然不同，和ta在微博上读到的东西可能更是大相径庭。

哪怕宣传与审查会努力使得各个信息源都保持统一的、合规的口径，但因为各平台内的用户与政策差异，浸润在不同圈子里的人们对各种议题的重要性和相关观念的理解上都越来越不同。审查，偏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共同把人们训练得安逸而闭塞。即使有人会试图搬运从其他地方搬运不一样的信息进来，也会被各平台用户们像免疫系统一样排异反应而拒之门外，甚至直接举报，借用权力的铁拳来收拾这些异类。到最后，搬运者也会被审查和受众训练地特别挑三拣四——只说那些安全还能受到欢迎的东西就好了。于是，曾经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的虚拟世界，就被分裂成了一块一块小圈子，依旧相互联通，但只有信息的选择性传递。

审查是一个很严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只解决这一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甚至也不能乐观地想象，一个没有审查的中文互联网世界，究竟能够比现在好多少。让信息自由流动，自然是更好的，这也是我的理想；但自由信息所带来的好处，却并不是所有身处自由社会的人都能够天然享受到的。不服从审查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要做的。

希望2021年可以是一个好的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