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打交道》Part 3

Chapter 13 打造新框架 Hammering Out a New Framework

• 我们从许多其他管道得知，反对改革的势力得势了。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加强了他们的影响力。为什么要模仿西方不对的东西？那一年，中国出了一本书《货币战争》，这本书代表了对西方的猜疑和排外心态，而变革的反对者们则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猜疑和排外心态。作者是一个叫宋鸿兵的人，这本书是伪经济学和《《达·芬奇密码》》（Da Vinci Code ）式探秘的奇怪组合，试图展示西方国家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让发展中国家臣服，特别是如何遏制崛起的中国。这本书声称，西方国家听命于跟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有密切联系的富有私家银行。西方国家没人拿《货币战争》当回事——无疑，这是阴谋论的一部分。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很流行，据说国务院也有人看这本书。
• ──搞笑，是不是我也得尝试看一看？
• 乒乓球比赛让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和美国的SED团队之间创建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们每一次的会晤都经过长达数周的联手筹备，在双方的官员之间创建了一种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纽带。随着金融危机在下一年的恶化，这种关系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密集互动，是SED的一个特点；在前五届SED整个过程中，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美国官员之间面对面的会晤多达三十次，我与和我对等的中方搭档通电话多达二十四次，泰娅．史密斯与朱光耀主持了两百多场协商和准备会议。
• 作为寒冷天气下会晤的礼物，中方为我们代表团提供了很厚的、带腰带、毛领子和红五星铜扣的军大衣。我渴望温暖，但不敢穿这棉袄，那照片会多么奇特：美国财政部长穿得像一个红军战士！（说到这件适合在东北穿的棉袄，我倒还留着它。冬天在伊利诺伊我家附近的草原上散步时会穿上它，这里的偷拍者只有鹿和郊狼。）
• 我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认识了国防部长。我非常尊重他。但那天晚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通他的电话。我得先跟一帮军衔很高的副官打交道，还有太平洋司令部的军官。一个副官以不屑的语气问我，究竟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我不得不拿架子了：“我是财政部长，”我说，“把盖茨部长叫醒。”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这样拿架子，以势压人，以后也不会。

Chapter 14 全球清算 A Global Reckoning

• 在SED会议的一次休息时间，王岐山把我拉到一旁。王岐山这时已经离开北京市长的位子，于三月接替吴仪担任副总理，是SED中方的主席。他告诉我，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了他和中国党内高层其他人对美国的看法。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中国态度的变化。
• “汉克，你是我的老师，可现在我在老师的领地审视你们的制度。我们还应该向你们学习吗？我们拿不准。”
• “现在我们在这，”他说，“一个炎热的夏日，但你们办公室里却很凉快，因为你们开着空调。在冬天你们又有了暖气。你们在有空调的体育馆锻鍊身体，然后洗个热水澡，然后进了有空调的汽车。这就是美国！在中国，我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过不起这样的生活。我告诉我的同事：用个人行为保护生态，要锻炼，骑自行车上下班。”
• 中国急切地要避免来自有信誉和独立的多边国际机构的公开批评。
• 房地美和房利美是由持股人拥有的私有公司。但他们被认为拥有政府的支持，使他们获得了廉价的资金，导致他们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我入主财政部，决心改革这种无法维持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使利润私有化，但却使风险社会化。
• ──也是中国国企、地方企业平台的缩影
• 经温蒂建议，我们决定换一下房间，让孩子们有更多空间。但酒店前台却非常惊讶。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何为了这事大惊小怪，后来我明白了。我本来是在休假，但中方认为还像以往一样是公差，因此我们的房间毫无疑问地装有监听设备。我们一换房间，就来不及给我住的房间安装监听设备了，因为我的特勤队总有人在站岗。想到中国人监听阿曼达为薇拉读《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 ），我和温蒂就不由得一阵大笑。
• ──可怕
• 讽刺的是，中国的银行应该自己独立做决定：毕竟改革和重组过程不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吗？我们不期望周小川阻止银行采取自救措施，但他可以指出他们行为的危险后果。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国务院的管控之下。虽然，这些银行有公众投资者，但他们又是国有的，他们的执行长最终是接受政府指令的。结果，中国政府的“指导意见”遏制了部分市场恐慌。金融界应该对此表示感激。
• ──牢记：中国的商业银行，承担了许多政策发展银行的工作
• 十一月九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抵达华盛顿的两周前，中国政府宣布了五千八百六十亿美元的，为期两年的刺激计划，主要是建设基础设施。这是这个国家曾实施过的最庞大的计划。政府还在第二年放松信贷，鼓励国有银行超过一兆美元的借贷行动。多么讽刺啊，我想：就是这些银行，五年前由于他们自身的疲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而现在则出手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拉出阴沟。
• ──很难说，这里是不是有政绩出彩的考量

Chapter 15 阴暗的正午 Darkness at Noo

•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成立了一个最初由我本人出资的鲍尔森基金会。这个非营利的基金会于二○一一年六月正式成立，致力于推动更多的美中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更清洁的环境。我们列出几个清晰的目标：鼓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动更好的环境实践，增加能带来就业的跨境投资，促进负责任的行政领导力，和推进国际关切问题的最好公务实践。
• 确实，都市化的要旨是：透过让农民进城缩小收入差距，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及增加国内消费。然而，城市中也有令人烦恼的收入差距，在那里数以千万计的外来人口生活在一个合法的下层世界，他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却不能得到比他们更为富裕的城市市民才能得到的福利。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中国老掉牙的户籍制度，又称户口。这一起始于一九五○年代的制度将农民留在农村，以确保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粮食产量充足。如同苏联一样，中国政府的计划制定者们将人分为农民和城市工人，并且把人的就业权力和社会福利与官方的划分和居住地绑定在一起。城市户口持有人得到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福利，而农村人只能靠使用他们共同拥有的土地来生活。这一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口的流动，因为农民要想得到城市户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在城里既无处安身，也无法煳口，更不要说得到那些和城市户口绑定在一起的福利。
• “有居住许可的城市居民和没有居住许可的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是巨大的，”李克强告诉我，“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形。”他说。
• ──原来是为了稳定

Chapter 16 天际线和江岸线 Skylines and Shorelines

• 薄熙来利用其对公众巨大的吸引力和无情的政治手腕，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残酷打击所谓黑帮的行动。有人批评，他利用此行动更多是为了铲除异己和政敌，而并非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透过打击私营企业家和扩张国有企业，薄熙来在一些崇拜他的中国学者眼中，俨然成为这个国家捍卫国家资本主义专制模式的最强势领导人。
• 黄市长从广东的经验中借鉴了一条，在重庆成立工业园区吸引跨国公司。《财星》世界五百大（Fortune Global 500）企业，有近乎一半在那里创建了生产营运基地，出口量年年成倍增长。重庆市近半的产出与工业有关，另外三分之一来自金融、贸易和物流。二○一一年，重庆生产了世界上超过十分之一的笔记本电脑，两年后达到了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一。惠普、联想、宏棋、华硕、索尼和东芝等公司，都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 在地方政府大肆借贷和花钱方面，重庆是个极好的例子。由于中央政府慷慨的资金投入和富有远见的政策选择，重庆近年来的发展令人瞩目。但是重庆也将卖地策略发挥到了极致，政府表外融资工具（off-balance-sheet vehicle）使自己债台高筑，现已成为全国欠债最多的直辖市之一。据政府审计统计，在总债务占地方GDP的比例和财政收入的比例两方面，重庆均在全国的省市自治区里位居前三。自二○○七年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其借贷势头更劲、花钱更勐。薄熙来不遗余力地想表现、想借此把自己提升到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去。据《华尔街日报》估算，从二○○七年到二○一一年，重庆对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使用翻了两番多，达到近五百五十亿美元。
• 所有这一切在一九四九年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新的共产党统治者在北京旧城里推倒古城墙、拆除胡同腾出地方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建造工厂和官僚机构。他们的好大喜功在一九五九年达到顶峰，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一系列工程相继竣工，其中包括坐落在扩大了数倍的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宏大的苏联式建筑——人民大会堂。传统上横贯东西的长安街被延伸得几乎认不出来：一九四九年时宽五十英尺、长二．五英里，而现在宽两百六十英尺，相当于一个美式足球场那么长，从一头到另一头长达二十四英里。
• 二○一三年一月，北京美国使馆屋顶上的测量仪器监测到的PM 2.5为八八六，比我们二○一一年那一周忍受的PM 2.5值四一六高出了许多。就在专家们称之为“空气末日”的这次事件之后，政府保证未来五年花费两千八百亿美元来治理北京的雾霾。
• ──代价如此高昂
• 二○○九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车销售市场，截止二○一二年，销售了一千五百五十万辆家用轿车，以及四百万辆公共汽车和大卡车。这比一九九九年中国全国的车辆保有量还多。中国现在约每十一人拥有一辆小汽车，一些专家预测这个比例会在未来几年里翻上三番，想像一下到那时中国的交通堵塞和空气品质会变成什么样子！
• 保护湿地之所以对我和温蒂如此重要，这些重要区域的迅速消失是其中一个原因。湿地是我们这个星球生活保障的关键部分，它们保护我们免受风暴的侵袭，帮助预防洪灾。海边湿地作为地球上最多样化、最多产的生态体系，是许多海洋动物的保育院，包括我们习以为常的鱼类、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等。这些富饶的栖息地里的生物，是极其重要的碳汇（carbon sink）。这些滩地上的泥土、沙砾和沉积物混合起来后，就是净化水源和帮助清洁空气的过滤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一三年四月的一次会面中对我说的：“我们应该建设更多的湿地，它们将是地球的肾脏。”
• 中国的湿地保护是鲍尔森基金会的头等大事，我们为此制定了两大目标。一是识别和划定对生态最为重要的湿地，这样中国有关部门在为土地开发利用做决策时，就可以拥有最科学的信息。我们的目标是在二○一四年年底之前，将这个蓝图递交给中国政府，同时提出基于国际最佳实践的改善湿地管理政策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希望政府能将我们的建议纳入其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之中。这个计划的实施是从二○一六年到二○二○年。
•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官员们明智地让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协助保护位于香港西北部新界北岸的米埔湿地。今日它已成为面积两千七百公顷、或者大于十平方英里的受保护的海岸湿地和滩涂的一部分，包括位于大陆和香港之间深圳一侧的后海湾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香港和深圳在这方面的合作具有远见卓识和示范意义。它应该保持下去，并被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仿效。
• 在观察这些可爱的小鸟时，我突然想到它们和它们的祖先们在进行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途跋涉时，从来都没有过界限或国界的概念，多少万年来也从来不会去考虑人类的存在——我们祖先很久之前第一次在地球上行走时，现在正在威胁鸟类生存的城市那时候还寥寥无几。
• ──深深的关怀
• 中国面临着严峻而矛盾的选择。其新的增长模式需要更多的国内消费，这种变化只有透过持续的都市化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但是，随着能源和资源需求的增长，刺激消费本身也会带来风险。王岐山有一次告诉我，“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尼这些大国的人，都想生活得像美国人一样，有四个地球都不够。”
• 二○一四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次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美国西海岸将近四分之一的硫酸盐污染都和中国制造商产生的污染有关联，是由向东刮过太平洋的季风带过来的。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在中国制造一吨碳和在美国制造一吨碳没有什么区别。

Chapter 17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BIT by BIT

• “鲍尔森基金会应该为BIT做些工作，”王岐山建议道，“这对习主席很重要。”
• 那一周我见到的所有人都给了我同样的讯息，这是很典型的中国现象。中国人在幕后研究、辩论、试验和取得共识之前，一个议题会在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处于休眠或酝酿状态。然后突然地，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接受它，并且极其清晰而迫切地传递出他们的讯息。
• 没有几个国家曾实现过如此崇高的抱负。换个角度来说，一九六○年世界银行把一百零一个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后的五十年里，它们之中只有十三个国家取得高收入国家的地位。这些国家中最大的是日本。即使在今天，那十三个国家的人口合起来也不过只有三亿，而一九六○年他们的人口总和是一．九亿，大约是中国现在人口的七分之一。那些没能进步的国家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这个词是经济学家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和已开发国家在创新、高品质服务和制造业方面进行有效竞争，只好眼看着自己相对的成本优势被削弱。当经济增长的下线低于曾经欣欣向荣的增长率之后，这些国家再也无法登上财富的阶梯了。
• 以中国海洋石油界的巨人中海油为例，它受命去助力建设北京至天津之间的高铁。该线路自二○○五年开工，于二○○八年奥运会之前完工，堪称工程奇观，也打破了城际最快速度轨道交通的纪录。这对国家来讲是好事，但是和中海油开发海洋石油资源的使命相去甚远，而且也得不偿失。
• 原因很简单：行业和品牌的领导者必须是有竞争力的、以市场为驱动的公司，它们能创新，并且回应顾客和股东的需求。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却受党和国家的支配。它们的活动与国家五年计划的具体目标和指导方针紧密相连，在市场和竞争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它们没有多少灵活性。任何现代企业成功的诀窍，在于挑选意志坚强、有商业头脑的管理者，他们要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和责任感、有权力去挑选管理团队的成员，并以长期的、市场为基础的补偿机制激励他们，培养他们的管理技巧，并使他们在职涯中不断进步。但这些最为重要的功能，都没能掌握于国有企业之手。国企的的董事会无权挑选自己公司的高阶主管，是由共产党挑选的。国企的领导层在提拨和指挥下属方面权力有限，这方面的工作是由中组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来做的，它是共产党在人事管理方面的得力助手，非常有权力。
• 想想中海油特立独行的董事长傅成玉是如何换工作的吧。一天晚上，傅成玉接到一通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去中石化总部报到，就任董事长（他的前任调任福建省代理省长）。当傅成玉提出，他想在正式宣布前礼貌地通知一下他的董事会同僚们，结果被告知已经来不及了。他最终勉强达成妥协、允许他继续担任中海油临时董事长，直到有人替代他，这样董事会就可以循正式程序来批准对他继任者的任命。与此同时，傅成玉已开始在中石化工作，只被允许带自己的司机过去。他的私人助理在几个月之后才去和他会合。此后，再也没有别人跟他过去，因为这不在党的计划之内。
• 很多国有企业在过去二十年里都做过股份制改造。这让它们经营得更好，也更透明。但是IPO并没有影响党对它们的最终掌控。中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推动企业上市，保留控股公司一○○％的所有权，这样会经常留下公司最不好的资产，然后把一小部分利益透过公开上市的分公司出售给股民。这些上市公司保有最优良的资产，而且是以国际领先的公司为模板打造的。它们透过有独立董事的董事会来代表新的股东。它们遵循国际会计准则，并揭露所有的商业交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它们的控股母公司讯息揭露却很少。有的公司有董事会，但没有外部董事，很多连董事会都没有，只有党委向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子公司发号施令。
• ──一针见血
• 第二天，我在午饭的时候把这个观点告诉了傅成玉。他提出了一个实用的观点，他说，帮政府就是帮公司，因为政府最终会投入资源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我和股东说，在服务于他们和服务于国家之间一点都不矛盾。”他说，“任何时候只要是国家战略，就意味着有巨大的市场。”
• 作为国企负责人，傅成玉的工作主要有三部分：赚钱、重组公司和确保社会稳定——最后一项工作责任重大。中石化仍支付工资给数十万不工作的员工，他们在一九九○年代末重组时被划归中石化。由于中央政府尚未谋划出如何创建和资助一个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国企仍然在为它们的下岗职工支付工资。中石化和其他国企虽然获得了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好处，但它们也深受社会责任和政府掌控之累。

Chapter 18 十兆美金的重启计划 The $10 Trillion Reboot

• 政府用以推动竞争和鼓励私营经济的手段，包括减少中央所有或控股的国企数量，仅在少数行业保留少数“战略性”企业。地方政府所有或控制的约十万家国企，即使不是全部，其中绝大部分也要被私有化。效益最差的企业将被关掉，其他的则被重组、合并或出售。这么做将帮助各省市偿还过去积累的钜额债务。
• ──这个表述与王岐山段伟红的表述，一致
• 总体而言，银行提供了约八○％的企业融资，是美国该水平的两倍。这些中国银行主要是贷款给地方政府和国企。由于直到二○一三年之前都是由政府设定贷款利率，银行很难对私营经济部门贷款进行风险定价，因此银行很少贷款给私企，中国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透过非正规管道进行融资。与贷款利率限制配套的是存款利率上限，直到二○一四年底都如此。这种安排让银行能锁定利差，获得可观利润，同时保护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企。但它损害了私有经济以及普通储户的利益，后者要嘛接受不足以抗通胀的存款利息，要嘛只能投资于过度投机的股票市场、或是已经过热又缺乏流动性的房地产市场。总之，储蓄者为银行提供补贴，而后者又补贴国企。这太荒谬了。
• “监管者说了多年要改革银行，但什么也没做。现在来自私营部门的竞争将迫使他们不得不改！”马云说。他认为银行不堪一击。“他们变得太臃肿和懒惰，只知道赚不费力的钱，拿走行业利润的八○％，却只为二○％的顾客提供服务。”
• ──马云闪亮登场
• 但如果说，我的金融业生涯有什么经验可总结的话，那就是——监管制度和监管者再能干，他们也不能只靠监管预防金融体系的问题，必须加上市场自律才行。这得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包括客户、债权人、交易对手、股东和管理层，时刻保持谨慎，将机构失败会殃及所有人这一条铭记在心。国有银行系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风险，政府总是被期望去拯救一家破产机构并承担损失。
• ──道德自律并不靠谱，要靠法律制度的规范
• 二○○三年中国政府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来持有国有银行的股份。随后汇金在央行的严格监管之下转到了财政部，负责政府对更多金融机构的持股，包括一些小的、非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券商和寿险公司。由于这些持股的方式不透明，不良业绩和行为经常被掩盖。金融业绩和治理应该更透明，系统重要性银行应置于更严格的监管和监督之下。汇金还举债为银行注入资本金，而不是让银行发新股。这是不明智的举动，实际上是给一个杠杆已经过高的系统进一步加上杠杆。

Chapter 19 党的路线 The Party Line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让中国不同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实行多党制，”习近平在二○一四年七月对我说，“因为我们是一党制，我们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党。所以我们有三项任务——自我完善、自我净化和自我监督。”
• ──因果链并不自恰
• 与世界上其他那些试图永存却先后崩溃的政权不同，中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在用“胡萝卜与棍子”（carrots and sticks）维护政权方面显得得心应手。他们严密监视并迅速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中国可不是白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权势最强的国安力量的。但中国领导人也会预期到人民的许多需求、问题和要求，并对此做出反应。共产党本身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从一个革命党演变成一个由精英组成的主流党派，并从二○○一年开始吸收曾被痛斥的私有企业主入党。它摆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袱，转而青睐一种带有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相似特征的社会主义。但共产党仍然秉持列宁主义原则，把自己视为领导人民的先锋队，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是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统治，以及它手下人数众多的党员干部。二○一四年，其党员人数已达近八千七百万。
• 共产党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灵魂与核心。党透过控制政府，指定其领导人并做出所有重大决策来治理国家。它还指挥军队和武警、警察及其他国安和公安机构，以及地方的监管队伍。所有这些都是由忠诚的党员来管理，而他们负责保护和捍卫党。党把党员安排在无处不在的各级权力位置上，包括政府部门、军队和警察机构，国有企业以及学校，大学和其他社会团体等领域。即使在私人企业里也有党组织。党委负责对党员执行党纪，传达党的路线，他们就是党的眼睛和耳朵。
• 由党一手制定的中国宪法，有效保证党对权力的垅断。在中国体制里，党还有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职能，也就是党基本上只受制于它自身的纪律要求和程序。当党员犯罪或犯下其他错误，在被移交国家司法体系之前通常会先受党纪处分，而国家司法体系也基本是由党员把持的。
• 总而言之，党即使不是想凌驾也是试图影响生活中几乎各方面所有群体性活动，包括政党、企业、工会、大学、体育以及艺术。党甚至给宗教发牌照或进行监视。
• 根据公开报导，二○一一年某天，中国银行的网站上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一九九五年到二○○八年之间外逃官员转到境外的赃款就高达将近一千两百亿美元。这份报告在该网站上只保留了一天。这还只是流出国境的钱。每年这类偷窃总额估计占GDP的三％（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到五％（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那可是每年几千亿美元呀。
• 对周永康及其家族的调查，则揭露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大问题。据路透社报导，调查人员在彻查周永康人际网络的过程中，共查获一百四十五亿美元与他家族相关的资产。我第一次见到周永康的时候，他还是中石油的负责人，那是一九九○年代末，中石油还没有上市；随后看着他平步青云。他是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因腐败被拉下马的最高级别中共领导人。
• ──千亿人民币啊......
• 当朱镕基在一九九○年代后期重组国企的时候，他想避免出现俄罗斯发生的情况，即少数特权商人透过在私有化时收购廉价国有资产，成为亿万富翁级的寡头。因此，在向公众和国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份时，国家保持了对重点行业的所有权和控股权。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太子党，即党领导人的后代及家属，变得非常富有。
• 与此同时，看到一些我认识的中国官员和高阶主管被拘或因腐败获刑，我感到震惊和失望。我并不是要否认这些官员的个人选择中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导致这些非法行为的更大原因，是一个有缺陷的体制，把太多权力集中在党和国家的手中，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上留下太大的空间。只要国家继续在经济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政府的过度监管、对商业创新和投资计划迷宫般的审批流程，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乏，就会不断滋生腐败。国家官员的工资很低，但却对从牌照发放到批准商业交易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决策拥有巨大影响力。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在公开招揽行贿、回扣、贿赂和各种入场费。而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更使情况变得糟糕。只要党还在法律系统之外运行，公众就可能质疑法庭判决的公正性。
• 财政部长楼继伟估计，中国在中央工作的公务员只占总数的六％，而美国是一二％，法国是一四％。直到二○一三年三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中央的总部还只有六十几名工作人员；随后增加了数百名工作人员，但该机构仍然没有自己的执法队伍，必须依靠地方官员。我想像不出对中国来说，还有哪两个领域的问题会比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更为紧迫，这两个领域已成为紧张冲突的爆发点，但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政府机构却仍然准备不足。
• 更令中国领导人不安的是，这次撞车发生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仅七个月后，而正是后者充分展示了新技术帮助人们围绕重大议题迅速组织起来的力量。胡锦涛政府采取步骤限制微博的影响范围；其中就包括要求用户在服务提供商处进行实名制注册。但微博和网络还是继续展现它们的强大影响力。
• 当人们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期望。最终，他们想对自身如何被治理有更大的发言权。我认为，对自由、生命、权利和幸福的向往与追求是普世的，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而不仅仅是由两百多年前碰巧创建了美国的数千名白人男子（主要是英国人后裔）表达的愿望。因此，一旦人们把繁荣视为理所当然之际，中国共产党以繁荣换取稳定的交易，就必须重新调整了。
• 中国领导人是务实的，他们在努力维稳的同时，密切关注公众的情绪。改革政治体制，使之更开放和包容是维稳的最佳方式。进行政治改革会有风险，但拖延变革太久，必将对中国和世界造成更大的风险。长期来看，若希望中国的伟大成就能永续，经济自由和繁荣就必须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
• ──期望保尔森的愿望，能成真

Chapter 20 前进的道路 The Way Forward

• 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功，美国许多人对它感到害怕，但中国并不是一个拥有无限动力的发电厂，它并没有发明出更好的经济模式，很快就要占领全世界。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体系急需一场大修，并且没有几个国家在模仿这套体系。它的政治体制就更是后无来者了。夸大中国的实力，就和低估它的潜力一样，都是危险的。两者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能导致我们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做出非理性反应或犯错。
• ──客观，确实没有发明
• 中国人也许是我们全球最强大的竞争者，但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害怕竞争或从竞争中退缩。我们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竞争。几个世纪以来，正是竞争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面对真正挑战的时候，才是美国人胜出之时。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优秀的观念、产品、服务或提供商将会胜出。但竞争本身必须是公平的，规则是清晰且共同认可的，而裁判员则是公正和始终如一的。
• ──竞争需要是公平的
• 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从来不缺乏批评者，尽管普遍共识是——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最终对美国和一般美国民众是有利的；但当中国充满活力且快速增长的经济对我们形成挑战的时候，原先的共识就开始改变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们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当中国还不那么重要的时候，美国容忍了一些问题，比如把许多外国投资拒之门外的本能保护主义行为，要求外国公司透过合资公司投资，并规定要把技术转移作为入场券。但当中国的国企开始盈利，一边享受着反竞争性补贴和监管保护、一边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时，这些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
• 到二○一四年十一月，中国人持有美国国债约一．三兆美元，大约占美国国债总额的一○％。这让一些人感到担忧，但他们弄错了该操心的对象。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债务的总规模，而不是谁借钱给我们。无论如何，美国最大的债主是它自己的公民——以联准会的形式，持有近二．五兆美元的国库券。中国购买并持有美国债务，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对我国债券的需求，能帮助降低我们的融资成本。他们的外汇储备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是美国国债——中国人买它，是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安全且流动性最好的证券是有意义的。正如我在金融危机中亲眼看到的，中国人是负责任的投资者。
• ──自己的公民，是最大的债主，深刻
• 中国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排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成为我们增长最快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在中国二○○一年加入WTO后的十年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五倍，达一千零四十亿美元。中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一直很强劲：金融危机后的二○○九年，美国出口量下降超过一八％，但对中国的出口只稍稍下跌不到半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我们出口高附加价值产品，如机器设备、飞机、电子产品、化工品和食物，支持了国内的高收入就业。
• 俄罗斯的冒险主义，是送给中国人的一件礼物。至少它分散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它让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解决的欧洲安全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形成了数十年来对我们及北约盟友决心的第一次严峻挑战。这也让我们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变得更复杂，并使我们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更显不足。面对西方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施加的制裁，俄国领导人普丁（Vladimir Putin）试图进一步巩固和中国创建的紧密关系。二○一四年，普丁政府和北京签订了两份天然气供应长期合约，因为俄罗斯相对弱势，合约条款对中国人有利。两国还宣布寻求更紧密军事合作的意向，包括在太平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 ──原来14年，就已经有趋势，确实是送给中国人的一件礼物
• 几乎我认识的每一家全球性公司的美国执行长都会告诉我，他或她公司的电脑系统曾遭受来自中国的网络侵犯，而且经常被成功侵入。
• ──原来这么严重，我相信这些CEO们，没有理由对自己的财政部长说谎
• 但我们也不应心存幻想，认为中国会永远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个体系。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试验其他替代方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二○一四年七月，由中国和其他四个金砖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共同高调发起的开发银行。此机构也非正式的被称为金砖银行，正式获批的资本金为一千亿美元；其总部在上海，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贸易商和海上货运发货商。创建于近来亚丁湾合作基础上的联合打击海盗行动，不会消除我们之间的重大安全分歧，但这些行动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共同行动的经验和共同的使命感。
• 从医疗到工业产品，我们都应该努力推行互补兼容性的标准，从而确保全球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转，此一体系越来越依赖各种日益融合的网络。中国和其他国家经常推行当地标准，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理由，但实际上是为了掩饰保护主义。例如，中国官员长期以来拒绝通讯的通用标准，这么做是为了支持国内电信公司，同时却也让人民多花了冤枉钱。
• 以下是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应牢记在心的一些原则。
• 一、帮助那些能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利用外部力量，推进中国内部的改革派）
• 二、点亮一束光：没什么好事会发生在黑暗中
• 三、口径一致（工作议题，明确的1人领导）
• 四、在桌边给中国找一个更好的位子
• 五、在海外展现经济领导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TPP等）
• 六、找到更多方法说“是” （即向中国部分让步，互相台阶）
• 七、避免各种意外，但准备迎接突破性进展
• 八、以符合中国现实的方式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