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打交道》Part 2

Chapter 7 通往成功的学校 School for Success

• 中国的大学擅长产出工程师，造路、建坝、建厂；但若论培养能干的企业管理人才，就大为逊色了。高盛在中国招人时亲身体会了这一点。我们认定更合理的做法是，雇用当地大学的新近毕业生，或是留过学的中国学生，然后自己来培训，而不是招进中国公司（特别是国企）的老手。多数老手的知识技能结构不符合要求，也养成了坏习惯；许多人谨小慎微，不愿提出新的想法，对上司毕恭毕敬。
• ──有理
• 一九八四年，朱镕基创办了清华经管学院并任创始院长，甚至在当上总理之后，仍继续担任院长。
• ──出于公心，朱也尽力了
• 中国最需要的是企业领袖，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清华的课程在金融、营销、战略和组织这样的关键领域非常薄弱。
• 我在纽约的几个朋友有点疑虑：怎么可能设立一个讲授西方方法的课程，却不撞上意识形态之墙，还不触及大学自由的争议问题呢？如果我们设计的课程属历史、新闻、政治科学之类的学科，那么我不怀疑会有那些困难。中国很在意政治稳定，人权问题或公民自由的讨论空间非常小，更不用说争执中国的政府体系或共产党一党统治的优劣了。
• ──本质上，让人产生这种不安，就是一种很厉害的自我审查
• 清华的部分建校资金是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下令划拨的捐赠，这笔钱出自中国被迫缴纳给西方列强的战争赔款，起因是一九○○年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反对西方的运动。美国的影响可见于杰弗逊式的圆形拱顶礼堂，这是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Murphy）于一九一七年设计的。
• ──本质上还是国人自己的钱
• 朱镕基决心提升清华的教学品质。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是促进进步的一项具体措施。现在回过头看，我想他或许还有另一个更微妙的动机。他知道学院需要升级师资，许多人并不够格教手上的课；而且，用他的话说，缺乏“实践经验和企业管理知识”。但他们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换。要求教授用英语授课，许多人是做不到的，于是就容易引进新血了。
• ──领导人的智慧
• 带着朱总理的祝福——以及很强的责任感——我对清华的这个项目全力以赴。我联系了我的朋友金．克拉布克（Kim Clark），当时的哈佛商学院院长。他答应哈佛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结为伙伴。哈佛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案例研究技艺，还有其管理教育课程的卓越声望。
• 今天，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每年开发和编撰数十个中国公司的案例，例如中国招商银行的案例，或是极为成功的海底捞火锅店。许多案例由清华的教师撰写，目前总案例数超过了四百个。（哈佛商学院撰写了超过七千五百个案例。）
• 我喜欢用同样的方法面对每一个挑战：先有一个大图景，再挑选能迅速完成的第一个具体措施，以积聚能量，然后不懈地推进，给所有人设定紧张的进度表，否则太容易失去重点和动力。我在商界用这种方法有效，在清华用这种方法也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果导向的朱镕基也喜欢这样工作。
• ──里程碑成果的重要性

Chapter 8 拯救香格里拉 Saving Shangri-La

• 协会的做法是保护自然和文化财富，同时透过可持续的生态旅游为当地人带来收入。这是两种模式的中和，但煽起了官僚中间的磨擦之火。建设部和国家林业局的有些官员原是同盟，现在则担心“大河计划”破坏两个机构治下的系统。国家环保总局则较为配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做大的机会。
• ──江湖来了
• 有一个冲突关乎我们使用的名称。一位建设部官员曾相当专横地对卡露和她同事说，协会无权把要保护的区域称为国家公园。为什么？这位官员说，国家公园归建设部管，既然建设部没有参与，协会就不能使用这个名称。
• ──搞笑
• 协会虽取得了这一成功，却还是在灰色地带运作——我们仍需获得北京的官方许可。在中国，那种事情总是吉凶难料。一方面，协会有试验的自由；另一方面，计划随时可能被终止。北京不信任非政府组织（NGO）。当时中国很少批准NGO的活动，且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活动区域高度敏感，位于西藏的边界处，也是许多藏族人的家乡。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涉及西藏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问题。
• ──原子化
• 事情因此更复杂了。高盛一直想在中国开设一家自主经营的全资证券公司，却始终只能限于合资公司。我相信，把世界最好的那些银行拒于门外，是自相矛盾的做法，也限制了中国的发展潜力。许多中国的改革者同意我的想法，但在国家顶层，对进一步开放市场仍有阻力。有些阻力来自意识形态的抗拒，有些来自国内的证券行业（限制竞争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我认为是来自一种可以理解的不安。全球市场不稳，二○○○年三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网络泡沫破裂后崩溃；二○○一年深秋，美国能源巨头安隆公司（Enron Corporation）倒闭。而中国的市场以高波动性而闻名。
• 问题是，环保部门并无多大权力，也不容易接近江泽民。他们的官员觉得，代表我们提出跟国家主席会见是个大赌博，不肯那样不自量力。于是我们透过高盛中国区主管徐子望，联系了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江绵恒对环保有浓厚兴趣，他取得了主席对会见的非正式许可。然后，我们去找环保总局的官员，请他们相信，我们透过自己的内部管道得知，若他们提请会见，将会获得批准。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协会员工去了好几趟北京，环保总局才终于有了足够的信心提出会见主席的要求。可见中国的官员是多么谨慎。
• ──居然还是以这样的方式......
• 江泽民如往常般放松友好。他穿一套剪裁合身的黑色西服，戴着标志性的方形黑框眼镜。他直奔主题。“中国需要在股市和全球经济政策方面更多地学习，”他对我们说，“我想先谈这些事情。”
• ──学长比高盛还着急.....
• 绝妙的开场，彻底消除了隔阂。从那一刻起，这位矮小的纳西族女人——坐在大红椅子边缘，脚刚刚构到地面——完全掌控了这个空间。她脱稿讲了大概二十分钟，陈述切中要害、丰富细腻，解释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云南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大河计划”的意义——不只是对云南，而是对整个中国的意义。
• ──又在吹，这个家伙，明明听不懂中文
• 他转向中方那一侧，宣布：“所有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都要跟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把这个计划做成功，在全中国推广这个模式。”
• 这正是我们希望听到的话。
• ──老外还是很有技巧的
• 中国的陆地面积和美国相当，耕地面积比美国少近三分之一，要养活的人口比美国的四倍还多。而且，就像任何国家一样，许许多多的利益相关者对土地提出相互竞争的主张。原住居民想维持传统生活方式，当地官员渴望出售土地刺激收入增长，能源厂商想在天然的峡谷上建坝满足飚升的电力需求，采矿业急于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等等。
• ──这样一对比的描述，就清晰立体很多

Chapter 9 一行两制 One Bank, Two Systems

• 我见的第一个人是高严。他是国家电力公司的CEO，李鹏的人马。我们一起在香港半岛酒店顶层的高级餐厅Felix吃早餐。我无法相信，他竟显得对美国发生惨剧的新闻如此冷漠。我提起这次攻击，因震惊和悲痛而颤抖着，他却一句话也没说。我是指，连一个字也没说。他一边享用丰盛的早餐，一边要餐厅循环播放他心爱的一首歌，似乎那是他真正关心的事情。我好几次告请离开，去打电话给约翰．罗杰斯了解最新情况。约翰还在办公室，直到我回纽约，他都在那里过夜。我真希望会议赶快结束，摆脱这个只顾自己的傲慢家伙。结果，刚过了一年高严就曝出了十亿美元的腐败丑闻，逃离了中国。至今他仍是个逃犯。
• 那天我打了许多电话，打给高盛在世界各地的合伙人和客户。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给周小川和王岐山。王岐山已从广东调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当主任，那个机构是中国政府全面经济改革的神经中枢。我想要他们直接从我这里听到：美国和高盛没有被吓倒。他们、朱镕基总理和全中国都可以放心：我们的工作不会有一点儿停滞。他们的改革计划仍在轨道上——至少涉及高盛的那部分如此。
• ──真正的领导力
•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太需要商业银行。财政部把资金输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把利润上交给财政部，形成一个单调的闭环（closed loop）。城市工人属国企，国企直接满足工人的基本需求。农村的农民勉强度日，没什么钱，或者没有钱。家庭储蓄仅为GDP的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过低了。如今这个比例是五○％（美国的家庭储蓄为GDP的五％）。
• ──以前那种时代，讲难听点，工人其实就是驱动国企运转的工具、油料而已
• 中国银行创建于一九一二年，直到一九二八年都是南京临时政府或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后来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交易部门。
• 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于一九五一年，意在为农村项目提供资金，其后三十年的大部分时候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一九五四年财政部成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为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项目筹资。
• 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从央行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直属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脱离了财政部（后来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 1984年央行的商业功能转移给新创建的中国工商银行，工行立即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拥有超过两万个分行或办事处，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近一半。
• ──宇宙行原来是这么产生的
•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逐渐引入更激烈的竞争，出现了十多家中等规模的合股银行。它们要嘛是新创建的，要嘛是重新组建的革命前机构，如上海的交通银行。一九九五年，国务院批准创建另一类新的银行，即市政府所有的、所谓“城市商业银行”。不过，银行系统的力量仍集中在四大银行。
• 朱镕基拒绝贬值人民币。若贬值，中国的出口将更具竞争力，但会在这个地区引起以邻为壑的竞相贬值。他采用的措施则是，用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刺激经济，并着手改革银行体系。
• ──原来基建刺激度过危机，早已有传统
• 周小川设计了一个方案，把坏帐从建行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一家专门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那家公司将努力回收不良贷款，方法是出售资产、债转股、重组违约企业，以及其他贷款重组的手段。一九九九年十月，四大银行的其他三家也成立了各自的资产管理公司。到二○○○年末，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贷款超过了四大银行贷款总额的五分之一，即一千七百亿美元，数额之大相当于中国一九九九年GDP的一五．五％。这个措施减少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贷款，不过问题并未消除。
• ──本质上，还是将债务先做了一层转移
• 这个方案最后成功了。方案虽有缺陷，却颇富灵感。资产管理公司以票面价值购买坏帐，但丝毫没有照价回收的机会。多数贷款糟糕透了，贷款回收率最后接近二○％，预示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巨大损失。资产管理公司有权进行债权置换，获得债务人的股权，但在政治人脉丰富的国有企业里，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力不足以迫使企业改变经营方式。不过，关键是资产管理公司至少能坚持十年，这样中国人就获得了时间，把金融核算推迟到他们更有能力承受的时候。
• ──2022年，貌似把这个方案，又拿出来了
• 研究生时期，周小川用数学模型剖析指令控制型经济遇到的实际挑战，研究什么样的讯息能够被收集起来，并正确地报告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对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分析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里的激励机制（或激励机制的缺乏）。
• ──研究生时期，就已经如此深入了诶
• 文革时，周小川本人、他的父母与他的三个同胞兄妹散落在中国各地，去了不同的偏远地区。周小川在东北黑龙江省当了四年农民，那里的严酷冬天从十月持续到五月。他有时间阅读，发掘自己对音乐的热爱，收集的唱片叠起来高达五英尺。他曾对我说：“文革时他们不让听古典音乐，但在农村没人管！”最重要的是，他把那段下乡的寒冷日子用于反思，思考中国的正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
• 起初，周小川建议把政府的持股比例降低到三○％，既能保持控制又能筹到充足资本；但总理告诉他，这样的方案在其他高级领导人那里永远无法通过。于是论文建议政府继续控股。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周小川的论文于二○○○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年，他调往中国证监会担任主席。
• ──发现，央行，经济部门的改革官员，还挺多的
• 募股完成是在五个月后的二○○二年七月。中国银行（香港）募集约二十八亿美元，比预期略低，但刘明康和中国高层对此结果都很兴奋。这是继中石化二○○○年十月融资三十三亿美元后，最大的中国公司IPO，也是历史上最大的香港单一上市IPO。最重要的是，“中国银行”是首家在大陆以外出售股份的中国国有银行，帮助改变了许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银行的负面看法。
• ──都是锻造历史，这些机会、项目，可能真的一辈子只有一次

Chapter 10 全世界最大的压钱埝 The World’s Biggest Mattress

• 当时我并不知道，从某些角度来看，此次来华是我在高盛时最重要的中国之行。几年以后，我的中国朋友还会动情地提到我在SARS期间到中国的访问。而首次谋面的很多中国人都说，是靠着这次来访的媒体报导才真正知道了我。嫉妒的竞争对手眼见高盛在生意上吃到了好果子，常说我运气好，碰上了去的好时机——我听了喜孜孜的。事实上，我早就懂得所谓患难之交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我的回报是获得了深入持久的个人满足感和自豪感。
• ──使劲得瑟
• 中国官员也常常找胡祖六谘询。和高级领导人（如朱镕基、习近平）开完会时，大家都会纷纷道别，此时往往能看到有领导人请他说说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在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群中，中国国有银行的行长们尤其欣赏尊重胡祖六的才华。
• 工行的例子充分地体现了这个问题。一九九九年起，工行把约合五百亿美元的呆帐陆续转移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创建这家机构就是为了重组和回收呆帐。但是，五年后，工行的帐本上仍然有约合八百五十至九百五十亿美元的呆帐，占其总贷款的五分之一。
• ──本质上这些坏账，就是全体人民一起承担了
• 按照周小川最初银行改革方案的设想，银行先重组并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改善财务状况，分享先进技术和商业实践经验，加强公司治理，然后再上市。周小川的结论是，要吸引稳定资本来改善银行脆弱的资产负债表，最好的办法是把部份少数股权卖给外国投资者。后来遭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批评，说他太便宜地出售了中国的资产。但回过头看，我相信这是中国做出的绝对明智的关键决定。如果中国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中国的银行完全可能没有机会充实资本金，遭受到与欧洲过度杠杆化、资本不足的机构相同的厄运——许多这样的机构，在二○○八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覆灭了。
• 但银行的IPO进程开始之前，还需要再次清理资产负债表。周小川决定使用部分外汇储备来提振银行的资本基础、再处理掉数百亿不良贷款。由于出口繁荣、资本流入飚升，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快速增长。与重组中石油这样的工业公司不同，中国人明智地决定把银行的所有业务都放进IPO上市载体。若上市一家子公司（如“中国石油”），一个不透明的党领导下的母公司董事会将控制这家子公司；现在，公开上市的将是整家银行。
• ──原来是用的外汇储备，来处理坏账
• 央行创建了一个新机构，即中央汇金投资责任有限公司，来持有具备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国有银行的股份，以便向这些银行注入资本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
• 工行的前景似乎好得不可思议。中国政府设置银行向公司贷款的利率，以及用户在银行存款的利率；政府特意让两个利率保持较大的差距，确保借贷人的利差稳定。这么多现金涌进来，工行简直是在印钞。这样的盈利机器很容易就能抹掉许多历史呆帐的损失。
• “这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压钱埝。”我曾对郭可瑞说。
• 郭可瑞、胡祖六和迈克支持投资的理由开始打动我了。中国的活力和增长潜力，与其银行业难分难解。工行拥有一．五亿个人客户和两千五百万公司客户，占了中国全部银行资产一七％的份额。没几家机构能比工行更好地代表崛起的中国经济了。很难想像还能有什么公司能从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我知道政府决心要工行取得成功。政府想要的是更健康、管理更佳，盈利能力更强的银行。毕竟IPO之后，政府仍是工行的控股股东。外部投资者与中国政府的利益完美匹配。
• 我把公司里最聪明的人都找来，请他们都仔细评估投资工行这件事。我们启动了一个正式的审核程序，进行一系列严格的反复核查，一个内部委员会到另一个，直到董事会。不过，我最后明白了，这次投资不只是看数字研究和尽职调查的结果。正如我向高层经理和董事会解释的，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投资。我们知道中国政府需要工行及其姐妹银行取得成功，说到底我们是在赌中国本身。各银行的IPO是要融资，同样也是要使中国的银行系统通过资本市场检验、获得全球认可。这些银行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中国谈不上有真正的国内资本市场，四大银行就是支持整个中国经济的四大金融支柱。政府决不能让它们失败；我们的钱应该是安全的。当然，这也是一条双向信道：中国人希望高盛的投资能印证工行的可靠，从而提升公众的信心。
• ──这个投资，确实就是在赌中国
• 同时，中国领导层和姜建清在推进全面重组。最终，工行把下属分行和其他机构的数量从一九九七年的四万两千家减少为一万八千家，把员工从二○○三年末的约三十九万人精简为三五．五万人。（一九九○年代中期，工行有近五十七万人。）
• ──人员如此冗余
• 四月，工行获得来自汇金公司的一百五十亿美元资本注入，财政部则保留了一百五十亿美元的股权，工行还卸掉了两笔钜额呆帐。五月，工行把约合三百亿美元的不良贷款直接转给了财政部，回报是附息债券。一个月后，工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拍卖出售约合五百五十亿美元的不良贷款。算上一九九九年和二○○○年卖出的不良贷款，这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处理掉约合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的呆帐。这个巨大的数字凸显了工行和整个银行业曾经是多么摇摇欲坠，也凸显了政府清理这个烂摊子的决心是多么大。
• ──触目惊心的坏账，其实意味着民众买单。
• 多重因素改变了市场看待中国银行的眼光。比如，在西方银行中突然兴起一股到中国金融业里参一股的风潮，而且稳步增强。六月建行宣布，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同意投资三十亿美元购买约九％的股份，而且获得购买期权，持股比例可达一九．九％。如果这还没有让其他国际投资者心动，下一周交通银行的IPO肯定做到了。我们和汇丰银行共同承销这次IPO，募股金额为十九亿美元，巨大的需求使得股价在第一天跳升了一三％。我们说服了汇丰前一年夏天买了交行一九．九％的股份，当时他们是在冒险，现在看上去好像他们聪明绝顶。投资中国银行的态势突然改变了。新加坡政府的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随即同意投资建行十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牵头的一个集团宣布用三十一亿美元购买“中国银行”一○％股份（中行的顾问工作是高盛做的）。淡马锡同意追加购买一○％股份，瑞银集团买了一．六％。中国的银行一年前还被人嫌弃，现在顿时成了全球投资舞会上的皇后。
• ──原来中国银行里，这么多外资持股......资本主义真是牛
• 我们、安联、美国运通公司与工行就投资的关键细节达成协议，签字握手。由于交行IPO的成功，我们这个投资团付的价格稍微高了点，买下了工行八．四五％的股份。人们当时普遍认为工行作为最大国有银行是最不稳健的，但鉴于其国内业务和存款基础，我们相信它才是最强的。（中国农业银行的状况其实比其他银行糟糕得多，直到二○一○年才首次上市。）这笔战略投资交易价值三十八亿美元，是邓小平对外开放以来最大的单笔外国直接投资。
• 但批评的鼓点声越来越响。我们许多的竞争者雇用了太子党，运用太子党的影响力拆我们的台。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官方的决定，我只能猜想；金融业的领导人中，对事情的看法也有着明显分歧。周小川支持我们在工行扮演的角色，从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他也尊重并支持姜建清工行管理班子自主决策的权利，就像西方市场的CEO和董事会通常所做的那样。但明显出现了一小部分人的反对声音。财政部认为，找投资银行当中国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没有意义。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新主席刘明康希望看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但是他和财政部一样，更希望投资工行的是商业银行。
• 或许是要强调事情的急迫，周小川离开了餐厅，让迈克．伊云斯、郭可瑞、胡祖六和我当场决定。我们的讨论简短而热烈，随后我告诉周小川我们希望承销中行、投资工行，而放弃当工行IPO的联合承销簿记人。我们觉得，当战略投资人比当领衔承销商能为工行做更多事情，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无论是对工行还是对高盛，标志性的战略投资比只做IPO的意义大得多。我们也考虑到，如果不得不放弃中行已经正式公告委托给我们的IPO承销工作，将会伤害到中行的利益。几天后我在一封短信里确认了我们的决定。
• ──这个描述，有挺多表面话，最核心的还是战略投资工行，有非常明显的资本投资收益
• 媒体热衷于编派投资银行竞争对手之间的战役，大做文章，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高盛的极大羞辱。我们确实没能参与负责工行的IPO，而这笔交易在二○○六年十月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IPO。但高盛在IPO之前完成了对工行的战略投资。这笔投资将累积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利润。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的长期合作伙伴——姜建清和工行，而且也为工行的重组和中国的银行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 ──高盛赚几十亿美金，赚翻了，那些媒体人，完全没有抓到重点......
• 这些交易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高水位标志。经过多年的重组，许多最大的国企稳定了下来。它们主宰了国内市场，成为影响力很大的既得利益者，阻碍着进一步的变革。各部之间的地盘之争增加了，较为保守的派系抗拒要他们让渡权力的变革。反对改革的保护主义声音越来越多。
• 成功会引起自满。而且改革的最高级别倡导者退出了前台，使得改革的动力停滞。二○○三年，朱镕基卸下了总理职务；二○○四年末，前领导人江泽民卸下了最后的官方职务中央军委主席。继任者是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他们把注意力从改革转向了稳定与和谐。常务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黄菊是江泽民的盟友，负责监督金融和经济。他支持加快金融改革，但二○○五年不幸患了绝症，二○○七年去世。值得一提的是，对持有四大银行股份的中央汇金公司的控制权，也从央行转移到了财政部，而财政部在改革上比较保守。
• ──视角很有趣，央行确实是更注重金融改革的一方
• 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五年前从崩溃边缘缓过来的中国各银行成了一支新涌现的力量，稳定了中国经济，也帮助世界市场避免了自由下落。但此事再一次阻碍了改革的努力。改革的目标是让银行的运作更商业化。二○○九年中国政府要求银行放贷九．六兆元（一．四兆美元）的钜额贷款刺激经济。这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回到了过去政策贷款的做法，无疑将引起又一轮呆帐的增长——银行为许多重复建设浪费或者低效的项目提供了资金。
• ──未来若干年，一个躲不过的雷，唯一躲避的方法是，通货膨胀。
• 政府补贴、监管保护或其他好处太容易成为天经地义的权益，缺乏顶层的有力推动，很难有效地改变这种心态。但中国领导人似乎变得更在乎保持稳定，而不是继续推动变革，仿佛他们从前任继承来的突破性改革会按照惯性自己走下去。以我之见，中国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的发展当作一个在建工程。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一个艰难演化的开端，要实现这个国家的全部潜力，这一演化就必须完成。就中国的改革而言，步履蹒跚与快步疾驰相比，前者使中国遭遇挫折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当然也包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 ──委婉批评改革停滞

Chapter 11 使命的召唤 A Call to Serve

• 餐后，财政部的同僚和我一起去城里走走，表面上是观光，实际是为了有些私人空间。在房间里，我们处在中国政府无处不在的窃听之中；在户外，我们可以在交通和人群声音的掩护下谈话。
• “能为你的国家服务是无上的荣耀，”周小川说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有想像不到的机会来发挥重要作用。”
• ──抛开前半句不说，后半句肯定是无误的
• 我回忆起当布什问胡锦涛什么让他最头疼时，胡锦涛回答说是每年要创造两千五百万个就业机会。中国领导人把稳定放在一切之上，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经济。相应地，中国需要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及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互利关系。本质上，共产党是和人民达成了一个用繁荣来换取长期政治权力的协议。
• ──胡的回答，很真诚
• 我们想设计一个架构，可以有效地应对中国自上而下、以共识为驱动的复杂决策机制。鉴于中国集权的架构和国家来做规划的传统，我们知道要让最高层的官员参加进来，这样才能取得他们对政策变化的认可。但是中国强大的共识传统意味着，我们也要想尽办法取得更多的政府部长和有影响力官员的认可，包括那些对特定议题不直接负责的官员。正如我很早就知道的，在中国，虽然一个人说了不算数，但很多人却能说不，而把一件事搞砸。而你总是需要得到来自最高层的祝福。
• 人民币被人为低估是造成这些痛苦的部分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如果不是中国的市场干预，人民币本该更坚挺。然而问题本身及其解决之道却要复杂得多。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固然重要，但却是一个被过度简单化、被误解的问题。它不是我们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毕竟，我们和主要经济体都有逆差。和中国的贸易赤字，源自让美国存钱太少而借债太多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中国人却存钱太多而消费太少。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关键，修正货币政策只是其中一部分。
• ──如此透彻，关键问题的描述，在理
• 鉴于中国已经是世界主要国家，它的持续干预让人民币处于低位，由此造成的扭曲是有害的，这对自己、对美国、对全球经济都不利。其中一个扭曲是过分依赖出口型增长，而没有发展好国内消费。二○○八年金融危机时，这一点很痛苦地显现了出来，当时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几近枯竭。
• ──原来如此，所以2008年三驾马车里剩下的消费、投资，只能拿出投资，也就是基建了
• 在中国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以前，它需要培育一个现代银行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终会倾向于中国将它的资本市场向外国竞争开放。与仅仅调整货币价格相比，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并给美国公司和产品更大的市场进入（market access），将会让美国工人获得更全面的利益。强而有力的中国经济，会成为吸引美国投资和出口的磁石。
• 我对中国人的信心是有道理的：他们听进去了，还让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从二○○六年九月到十二月第一次SED会议结束，人民币升值了一．三％；此后到二○○七年五月第二次SED结束，又升值了二．二％。此后的模式就很熟悉了，每当新一轮SED临近的时候，升值也会加速，而且在会议期间速度更快。当我从财政部离职的时候，与我二○○六年九月和胡锦涛在北京见面时相比，人民币已经升值了一三．八％。然而，中国外汇政策的批评者们还是不满意。坦白说，除非人民币的价值变成完全由市场决定，否则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满意的。
• ──中美多沟通交流，还是很有好处的呀
• 会议不乏充满希望的、坦诚交谈的时刻。联准会主席柏南克敦促中国官员增加对养老和医疗的公共开支，并且改善获得私有保险的管道。鉴于中国高储蓄水平压抑了消费，相较人民币升值，这些措施能更好地应对我们和中国贸易赤字的潜在原因。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承认医疗保险的不足是个问题，但他同时指出政府已经在努力增加农民和城市贫困居民的收入。
• ──支持这样的交流，于中国：能增加普通民众的基础保障；于美国：能降低低人权优势产业链的过度竞争
• 我解释说，我们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向外国投资开放，但中海油遭遇了政治抵制，因为它的交易是竞争性的，而优尼科已经和雪佛龙（Chevron）签约了。我没有提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中海油给出了更高的价格，但由于政治原因被迫撤回了投标。事实上，薄熙来是对的。这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志向遭遇条件反射式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早期事例。我确实也指出，中国的能源行业投资也不对外开放。
• 目睹了几个街区外的惊人美景，我就把天气的寒冷抛到了脑后。紫禁城内外所有的灯都打开了。这盛大的古老宫殿群见证过数个世纪的王朝兴废、战争、革命和抗议，今夜却灯火通明，只为了欢迎我们。
• ──真是羡慕

Chapter 12 露台辩论 The Great Patio Debate

• 按照法律要求，财政部一年审核两次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外汇做法，决定是否有些伙伴操纵他们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把审核结果上报国会。在财政部二○○六年十二月的报告中，我拒绝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因为我知道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这样做会得罪中国人，更不容易让他们升值货币，他们不愿让人觉得他们向外国压力低头。财政部上一次列举中国是在一九九四年，但我在做决定时受到很大压力。我告诉参议员们，对抗不是最好的方式——只会导致报复——而应该采用讲求实际的接触，我们在SED中就获得了这种接触，而且正在取得成效。
• ──保尔森真是对中国合作伙伴，有很清晰的认知......
• 资本市场自由化会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大量投资产品和服务，促进更多元化经济的发展。更多国际介入会加速这个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取消外资股权限制。我并不是要中国向外国银行提供帮助。我不过是认为，限制世界最优秀的银行加入，会伤害这个国家。
• ──但他没有说出另一面
• 中国经济的结构本身鼓励对环境的破坏，地方掌控国有企业的官员因不计成本的经济增长而受到奖赏。环境破坏的代价令人惊讶：二○○七年世界银行估计，污染每年使中国经济损失五．八％，每年导致七十五万人过早死亡。更早一些的世界银行报告发现，世界上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十六个在中国。遭受最严重的水和空气污染，中国未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
• 他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赞赏的表情，眼睛有些湿润。我知道温家宝非常关切中国糟糕的环境。中国已经创建了一支应对天气变化的特别队伍，温家宝敦促地方政府努力减少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我仍然没有从这些努力中获得些许安慰。言谈很廉价，这在全世界都一样，行动才是关键。中国人很真诚，也理解气候问题。但勇敢地面对气候问题不是温家宝总理能够做到的事，而气候问题也不是中国政府最优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 ──”行动才是关键“，老外总是如此直言不讳
• 我对吴仪解释说，释放杨建利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要求我做这件事的巴尼．弗兰克是国会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头，是新当选国会民主党多数的重要领导者。我提醒她国会货币立法的可能性，说杨建利的释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承诺不会对这件事小题大做。我们不需要宣传，我们只要他回到美国。
• ──还有这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