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打交道》Part 1

• 本书豆瓣条目，被删
• 2015年出版

香港中文版序

• 有太多美国人民开始接受一个错误而危险的观点——美国并没有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包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这种观点在多个层面上都令人担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贸易和投资，这是我们两国最紧密的经济联系，却正在遭受质疑和攻击。
• ──美国从中国的低价贸易品中，已大大享受到实惠
• 正如我在第十八章提到：“中国大规模举债的行为看来注定要出问题⋯⋯中国金融系统，特别是信托公司，面临清算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大量信贷亏损和债务重组⋯⋯主要的问题是损失将有多大，以及能否避免其造成的金融动荡殃及整个经济。”
• ──希望不要成真

前言

• 我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间将近二十五年，去过中国一百多次。我的认识是从这些经历中提炼出来的。我在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时，因为商业事务和中国官员们打交道；担任美国财长时，为国家事务和总体经济政策和他们往来；如今我是鲍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主席，这一机构透过中美两国的进一步合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状况的改善。
•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GDP）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只比伊拉克高一位，差不多是美国水平的八分之一。

Chapter 1 紫光阁 At the Purple Light Pavilion

• 中金是一家投资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合资企业。这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许多怪事中的一件：我们与之密切合作的中国银行家，其美方合资伙伴是我们最激烈的竞争者。更怪的是，摩根士丹利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没兴趣让他们知道。
• 我在脑海里最后顺了一遍谈话要点。我的方法必须得有点迂回。我要谨慎，不能假定会达成什么协议，不把朱镕基过深地带进细节，更不能给他这种印象——我可能要他当场做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但我要表明，我们理解经济改革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理解中国电信业这样的国有企业（SOE）的现代化和重组对于经济改革进程的关键作用。我也要表明，高盛是能落实完成中国电信重组上市的世界最佳银行。当然，我们不会太具体地谈论这些事。
• 把电信体系的股份卖给公众，意在成为下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阶段——重组主宰中国经济的巨型国有企业——的示范和基石。中国即将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心里想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造，把这些步履沉重、亏损严重的庞然大物现代化，使中国企业更有效率和竞争力。
• ──可惜2022年，电信也退市了
• 在中国，要想见到重要的政府官员，需要介绍人。我们和朱镕基的会见，是由王岐山提议和安排的。王岐山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建行正是那家与摩根士丹利合资组建中金公司的银行。
• 一九九二年以来，中国已经投资了三百五十亿美元，每年增加线路一千六百万条。但电话接入率仍然极低，覆盖的只是零星区域。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五千五百万地面线路订户，集中在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
• 记笔记让未出席会议的党政官员能快速浏览会议内容。高级官员得以在内部传播讯息，也能够密切注意同僚的讲话，以免他们偏离组织的意图。在我的记忆里，我在中国参加会议时，除了不多的几次，总有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那样地提及我以前跟他的同僚会见时说过的话。这确实让你保持警觉。能与政府高官进行私人会谈而不留纪录，是极难得的，也是令人艳羡的。
• ──许多人，就跟一个人那样，组织的可怕
• 最后一点是朱镕基的一大担忧：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意味着打破所谓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政府透过大型企业为员工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风险在于，改革带来的变化可能导致失业率飚升，从而引起社会动荡，而中国领导人最害怕的就是社会不稳定。党和人民做了个简单的交易：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那也就意味着党的控制。繁荣是党的合法性来源。
• 他重申，回归后香港将按“一国两制”模式管理，“中央政府将不会插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国的领导人不放过任何机会表达这一点。他们希望让香港、澳门的居民放心，还有同样重要的台湾；这个模式也针对台湾。
• 我们刚刚开完了涉及一宗大型IPO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中，我们对具体的交易未着一词，更不用说IPO的时间、规模或定价；我们将与之合作的有权有势的邮电部长并未出席；那家公司真正意义上来说还不存在，但它将在我们手中诞生。几乎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做到、或根本想不到去做这样的交易。
• ──赚翻了
• 与中国打交道就是如此：只要事情还没做成，就不是板上钉钉。

Chapter 2 中体西术 Chinese Bodies, Foreign Technology

• 高盛进入中国始于香港，而早期我遇见的一位极重要的商人是董建华，后来他成了英国殖民政府终结后的首位香港特首。他的任期自香港一九九七年回归起，持续到二○○五年。
• 我是一行八、九个人里唯一的西方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说得特别多。江泽民开始对我说英语，一口气说出许多美国公司的名字，像通用电器、波音和IBM，并强调中国采用美国会计标准的重要性。他当然是对的：中国公司的帐本通常是一团乱，如果中国不推行财务透明、不采用更严格的会计标准，国企在海外上市就不可能。他看着我的眼睛说，“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我差点笑出声来。
• ──学长形象很突出，符合认知，哈哈哈
• 中国依靠巨大的人力资源，体力的和脑力的，再配以从西方讨来的、借来的、买来的乃至（坦率地说）偷来的知识、创新和最好的实践经验。凭借这个组合，中国成了一个非凡巨人，拥有各大国增速最快的军事力量和快速膨胀的GDP，有望在不远的未来超越美国。
• 毛泽东施展谋略以保住权力，随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清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发动红卫兵，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迫害了全国数百万人。大学关闭，知识青年被送往乡村从事体力劳动。
• ──这个老外看的居然如此透彻，而且简洁表述，超出很多中国人
• 毛泽东的极端平均主义在建造一个反面乌托邦的意义上胜利了：民众——农民或工厂工人——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贫困状态。中国近十亿人口，半数赤贫，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国家长期受困于物质短缺。一九八○年代乃至更后期，粮食和衣料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仍然实行配给。相比之下，毛泽东主政时期，美国则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腾飞：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GDP增长了近七倍，达到一．八兆美元，人均收入则增长了近五倍。
• 一九八六年，邓小平对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公司电视节目《六十分钟》［60 Minutes ］主持人）说：“致富不是罪过，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 ──原来共同富裕在这里就提过
• “美国人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之前，即便你有能力，你也什么都不能做。”我的朋友、中国计算机行业先驱柳传志曾这样对我说，“改革给了人们选择。”
• ──“即便你有能力，你也什么都不能做”好无力的感觉
• 陈云是最高权力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他着名的“鸟笼”理论提出，中国的自由市场应当像鸟笼里的鸟，飞行的自由限于计划经济的鸟笼里。
• 一九八八年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旨在放开物价的价格闯关失败之后，经济下滑。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他向领导层施压，要求除了少数主要产品之外都采用市场定价，以避免双轨制固有的混乱和潜在腐败；在双轨制下，国有企业可以透过官方管道购买商品，再以更高的价格在公开市场出售。邓小平允许对越来越多的商品取消管制，物价随之上涨。快速膨胀的信贷激发了经济增长，但通货膨胀飚升；公众习惯了中央计划时代消费品的固定价格和长期短缺，此时受到了惊吓。赵紫阳透露政府决定彻底开放价格时，公众恐慌了。他们囤积食物，从银行取出存款，上街抗议，导致国务院改弦易辙，恢复对某些商品的价格管制。
• ──就差临门一脚，其实
• 天安门广场事件使得进一步的市场改革和价格开放陷于停顿。外国政府和公司削减对华贸易，冻结对华投资，以此抗议北京以暴力压制学生运动。
• ──把主语换成，2022年疫情管控动态清零，貌似也成立
• 在深圳，他说经济特区试验的表现超出了他的期望，让他放心。他斥责强硬派——他们害怕变革导向资本主义；他说党更应该害怕的是极左意识形态，而不是偏右的自由派。
• 我第一次去香港时，刚刚在一九九○年底被任命为高盛投资银行部的三位主管之一。大家把亚洲区交给我管，是因为我住在芝加哥，他们认为我比纽约的同事离亚洲“更近”。
• ──挺搞笑的
• 深圳是香港企业家的金矿，他们投钱创建企业，营运却几乎没有成本。中国政府解决工人的福利和少得可怜的医疗服务，工人日以继夜地苦干，香港制造商仅支付最低工资。他们把产品按成本价运到香港，不用在香港缴公司税，再加价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意吗？
• ──真实
• 这样的安排对中国人也合适。我不是对某些工厂里恶劣的工作条件视而不见：工作时间长，上厕所的机会少到几乎没有，通风糟糕的厂房。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出来，经济兴旺了起来。第一次，人们有钱花了，也能买到充足诱人的商品。广东各地的人涌入特区，全国各地的人涌入广东和其他沿海省份，那里进行着最前沿的实验。
• 但那时我相信，今天我也相信，美国和中国的交往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来往得越多，而非越少，才是更好的路线，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我确信，中国正在做出艰难的、市场导向的选择，增加中国人的福利，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使得中国人接近国际社会，接近美国享受的那种自由。这些理想和自由也许会到来，也许不会，但在繁荣的条件下，相比于在极度贫困下，赢得它们的可能性更大。
• ──描述有理

Chapter 3 中国特色的交易 Dealm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不过，最初中国只是个次要舞台。我们最早致力于在香港创建关系。我们能看到这么做的几个好处。回归前，中国正在拉拢这个殖民地的商界领袖。这些商业钜子能看出事情的征兆，正在培育与大陆的联系，在各种项目里投资。他们的蓬勃生意，我们可以参与合作，我们可以搭他们的顺风车进入中国大陆。
• ──很真实的商人想法
• 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广泛，谈了香港、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和经济状况，李嘉诚的直率和敏锐令我印象深刻。他精明、老到，视野涵盖全球。他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个现实派，十分实用主义。后来我慢慢了解到，他是个极为明智的生意人，从个人身世了解到所处的世界既不确定又常常波动，所以珍视现金和流动性充足的保守型资产负债表的价值。
• “谢谢你，鲍尔森先生，”我记得李嘉诚在我跨进车子里时说，“我很高兴高盛将向星空卫视投放广告。”
• 这是笔精彩的交易。梅铎进入了亚洲，李泽楷在公众眼里的地位立刻上升，证实他具备精明生意人的质素。他这笔赚了好几倍，打开了精彩的创业之旅。
• 这不是说，我们达成的交易都是我们期望的，或我们达成的交易都运作出色。东方广场，即天安门广场旁黄金地段的巨型开发项目，经历了许多次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有争议。一九九三年九月这个超过十亿美元的项目破土动工，但一九九四年陷入停滞，当时古迹保存者提出抗议，麦当劳也反对——麦当劳之前已签下二十年租期，就在那个地点开了北京的第一家店。最终问题解决了。麦当劳同意搬家。李嘉诚已取代董建华成为主要投资人，他全力推动工程，项目于二○○○年开业。在此过程中，我们近二○％的投资份额被削减到几乎为零，我们只赚了很少的钱。
• ──很隐晦的批评
• 我们学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有许多官员能批准交易，但在一个基于共识的决策系统里，扼杀交易只需要一个位置恰当的官员。我们从此学会，不管做什么领域的项目，任何可能有利益牵扯的、能想到的人或机构，都要广泛去争取，并且要不懈地把他们拉到我们这一边来。像山东交易这样复杂的、突破性的交易，而且是在一个总理关心的政治敏感领域，我们本该寻求国务院（由中国的高级政府部长组成）的批准。即使是今天，中国人在自身内部的协调上做得也不怎么好；而在一九九○年初，政府对新政策的批准程序本身就还在打造之中。
• ──“即使是今天，中国人在自身内部的协调上做得也不怎么好”，扎心了
• 结果是，在一九九○年代，外国商界领袖很容易见到国家高级领导并创建关系。后来就不是这样了。例如，二○○二年胡锦涛成为总书记后，一个商人几乎不可能见到他。见温家宝总理要容易一点，不过我认为他不会讨论具体的交易。这种转变不只是个人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海量巨变的结果：随着经济的繁盛，国家领导人不再必须特别去笼络外国公司的执行长了，而外国执行长却敲破了门要到中国来做生意。顶层领导也有了更多的协助。更能干、富有经验的官员占据了各个部和高级职位，政府正在变得专业化。
• ──个人发展，也要跟随历史的进程呐
• 文化大革命后，他回到北京，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一九八七年来到上海担任市长。他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党掌权以来的第一家官方股票交易所。也是在他的领导下，浦东——外滩东面、大小与新加坡相当的菜地和洼地——变成了中国崭新的金融中心，矗立着中国最高的一批摩天大楼。
• ──朱镕基居然如此成就
• 我记得，白赖恩．格菲斯访问过一家这样的公司后说，它简直就像个中世纪村庄，还有一句，他的原句是：“你不能把它弄上纽约证券交易所。”
• 朱镕基希望整顿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撤销其特权和补贴，鼓励提拔职业经理人以刺激国有经济。他认为国有企业上市，把股权卖给战略投资者也就是领先的国际公司，不仅能筹措资本，也将迫使国有企业采纳国际会计标准并更好地运作。他也认识到，要改革国有企业，就得改革银行系统；本质上，银行系统为公司提供了企业版本的铁饭碗：无尽的贷款和绝对的欠贷宽免。
• ──“本质上，银行系统为公司提供了企业版本的铁饭碗”，第一次听到这种提法，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直击本质
• 中国人采取了自己设计的模式。首先，他们觉得“私有化”这词听起来不舒服，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完全一致。他们喜欢用“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和“资本重组”（capital restructuring）。政府领导出售各行各业的公司股份，但选择保持对这些公司的控制，保持在党的领导下，而党选定公司领导。我那时不知道这个计划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很显然是不愿放弃国家的控制；这种牢牢根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欲望，其消极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最大的企业当中有太多源于大型政府部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当政府想要发展出一流的全球性公司，并转向不那么依赖国家投资和出口的另一种经济模式时，那些企业就很麻烦了。朱镕基的计划是，这些企业要变得现代、高效和市场导向，接受真正的竞争。但今天这些公司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 ──本质和国企和私企合营，国企搞定许可证、身份，私企搞定事情、执行
• 那时候，我们在中国做的许多事是教育性质的。我们也大可以办个学校——有时我们真觉得自己就是在办学。甚至，我们的银行家在努力创建关系、寻觅生意机会时，也开讲座和研讨会；在这样的辅导中，他们解释私有化的好处，分析中国的产业，圈出可能在海外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或解释IPO过程中的技术细节，如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发行询价与订单建档（book building）、路演管理。
• 我们沮丧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变化无常。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信贷控制放松后，银行的投资贷款在一九九二年跳升了五○％，第二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一五％。投机地产项目在广东和海南蜂拥而上；海南岛位于广东南面，是中国最南端的省。朱镕基一九九一年成为副总理，一九九三年四月李鹏突发心脏病之后，朱镕基获得了更大的经济主导权。
• ──资本家最厌恶不确定性

Chapter 4 真金白银 Real Gold and Silver

•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召开，巩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路线。私有企业快速增长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坚定地说：党无需控制经济的一切方面，也能保持党的本色。
• ──学长还是很有底气的
• 他宣称，“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江泽民的论点鼓励私有经济繁荣，并为经济改革的下一个关键阶段搭建舞台。这个阶段就是重组老朽亏损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共有一亿一千万个工作者，占工业GDP的近三○％。江泽民的谈话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他誓言减少这些臃肿大型企业的数量，透过合并、减员、技术升级和股份出售的办法进行重组。
• ──务必注意，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e.g. 山东鲁能
• 他意在让中国电信成为国有企业重组的样板。这位副总理久经沙场，知道改革的真正难处在细节里。他认为IPO过程将迫使公司发生改变，若没有这种改变，在重建整个产业和产业监督机构时，公司的管理者就不会称职。这么做将有助于为中国久拖未决的入世（WTO）扫清路障，并为入世后的中国最终向国际竞争开放铺平道路。
• 我弄不明白，如果股权分额不足以使我们具有决定权，我们怎么可能取得成功，怎么可能保证高盛的品质和执行力，怎么可能保持我们行事的原则，同时还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遵守法律。哪怕不出纽约的家门，营运一个机构都很难——招聘、培训、整合业绩评估和薪酬体系以巩固团队协作、服务客户和高职业道德标准的企业文化。到地球的另一边去，要我们的雇员听命于非高盛的经理？绝对不可能！于是我们拒绝了提议。
• ──顾虑合理
• 虽然要靠翻译，温蒂和王岐山仍聊得很投机。王岐山学识渊博，和温蒂交流教育理论，剖析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角落的电视不停放着中国流行歌曲。最后王岐山对温蒂说，“不好意思，鲍尔森夫人，我能和您丈夫聊一会吗？”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前景。
• ──老婆抢戏，哈哈哈
• 因此，几年后王岐山走进我的纽约办公室时，我并无准备。他首先介绍了中国的计划：改革电信行业，透过IPO出售股份。这印证了我们那年夏天早些时候听说的消息，即中国政府期望很快进行私有化——可能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前后。
• ──王岐山这个动作，和红色轮盘里的描述，是一致的，可是股市的剧本，不像他设想那样
• “项目需要一家领先的国际投资银行，”他说，“我希望是高盛。”
• “跟你们合作我们再愿意不过了，”我张口就答，但忍不住加上一句：“摩根士丹利是你们的合资伙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来找我们。”“我理解你的意思，”王岐山说得很简单。“但是我已经决定跟高盛合作。”
• 王岐山是中国建设银行的领导，不是真正的客户邮电部的领导。但就如另一位高盛同事后来说的，“他从来不只是个银行家。”就中国电信来说，重要的不是他是建行行长，重要的是副总理朱镕基委派他操作中国电信的上市。朱镕基希望这桩交易能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领路。王岐山是为朱镕基和中国政府工作，并做出相应的决策。朱镕基依赖的是一个同盟和弟子的网络，他们是坚定的改革派，有动力也有执行力去突破官僚主义的懒散，战胜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在时机和势头有利时推进变革，而王岐山正在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助手。
• 为什么中国人对摩根士丹利不满？我觉得是文化和沟通的问题：双方组成合资企业时的期望不同，不完全理解对方想要什么。也许摩根士丹利想要营运一家成功的当地企业，瞄准的是纯外资银行不能碰的中国生意。合资企业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跳板。但王岐山想的是更大的事情——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后来，一位中国的顶级交易行家向我解释说，一开始王岐山就不太在乎中金公司是不是赚钱，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看中金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改革。
• ──原来如此，摩根斯坦利想着赚钱，没替boss解决问题
• 甚至“合作者”这个词也能造成误解。后来我了解到，中国人认为，这家合资企业是摩根士丹利做小股东，培训中方，得到一些特别待遇作为回报。中方具有完全控制权，希望摩根士丹利顺从他们，几乎像对待客户一样。摩根士丹利则理所当然地以为，作为合作者，中金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来管理合资企业，尽管他们只是小股东。
• ──外企和国企合营的坑点，又暴露了一个
• 有时方风雷固执己见。他英语说得不太好，按我们的标准看是行业新手。但若低估他的才能或意志力，则是一大错误。方风雷是个行动派，是在中国体系里运作的天才。我认识的银行家里，很少有人具备他那样的办事能力，中国银行家更是少之又少。他还是天生的讲故事高手，能化繁为简，把复杂的事情对中国官员讲明白，说服他们展开行动。
• ──政府里很多枭雄
• 约翰接触方风雷的时候，用了一种典型的坦率方式，说话的大意是：“你说你是银行家，但你不懂银行的基本知识。我主管高盛的亚洲业务，但我对中国一点也不了解。我教你怎么做银行，你教我了解中国。”方风雷把这种直率当作一种尊重。
• ──很有魅力
• 中国人对德国电信的交易印象极深。甚至到今天王岐山还喜欢开玩笑说，德国花了八年时间创建德国电信，中国人则在给予银行授权的六个月里完成了交易。当然，德国人在那几年里要解决几个大问题，比如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统一。但两个国家确有相似之处。和中国一样，德国的邮政和电信服务缠绕得很深，一九八九年之前德国电信仍属西德邮电部（德国邮局），这个邮电部的起源可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
• ──保尔森还是很幽默的
• 不过，到一九八○年代末，每两百人仍只有一条电话线路（一九七八年时，每五百人一条）。中国的扩建举世无双，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基础设施建设花费超过三百五十亿美元。回报是惊人的。固定电话订户从一千一百五十万户激增至近五千五百万户；移动电话订户从一七．七万户飚升到七百万户。单单从一九九六年底到一九九七年中，就新增了两百四十万移动用户。但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九九六年，拥有固定电话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四．五％，而美国是六四％；拥有蜂窝移动电话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六％，而美国是一六．三％。但这个国家的潜力巨大，而且由于起步晚，遗留问题较少，也能跳过陈旧的技术。
• 我们的目标是取得吴基传的支持，让高盛为邮电部官员主持召开一次急需的电讯业重组上市研讨会。我也想跟吴基传创建融洽的私人关系，并表明我们把中国电信看得极重。我是一家全球性投资银行的CEO，无法监督日常的交易，但我能为之直接负责。这一点对中国人非常重要，他们可能是地球上身份和职位意识最强的人群。我们商定，研讨会将于一月份在中国南部的海南岛三亚举行，我许诺自己将会参加。三亚是一处热带旅游胜地，有海滩和大酒店，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和吴部长都很喜欢那里。出乎意料，邮电部在三亚拥有一家酒店供我们使用。
• ──拥有自己的酒店，可还行.....
• 吴部长宣布会议开幕，约翰则主持研讨。我们的展示材料意在给邮电部和中金公司的官员上一堂电信公司上市的启蒙课。就像方风雷对我们说的，“我不太了解金融，也不太了解IPO的规则和规定；如果连我都不了解，可想而知邮电部也不会太了解。”
• 我们的团队以德国电信的上市为模板，展示了IPO的全过程，在每一个环节上给予指导，从如何组建公司和记帐，到写招股说明书和路演。尽管语言有障碍，他们仍努力吸收知识，以中国人的方式记下详尽的笔记。有一个时刻很特别：德国电信财务长说过的话，不得不从德语译为英语再译为汉语。
• 中国人的目标雄心勃勃。他们渴望九月完成交易。那时恰逢两个令人瞩目的高规格事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年会首次在中国土地（香港）上举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会五年一次，批准党的关键决议，包括领导人变更。此外，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希望融资超过二十亿美元——对于一个没做过六．二五亿美元以上交易的国家，这个数字惊爆眼球。它并非基于任何经济分析；它就是个目标，一个坚定的目标。
• ──要说啥是我特别喜欢的话，那就是中国人定的目标
• 约翰和迈克．伊云斯对吴部长解释说，二十亿美元的交易要成功，邮电部需要满足许多条件。政府固然牢牢地控制公司，但要满足在香港上市的标准，筹到预期的资本，中国电信（香港）进入市场的股份就得占二○％到二五的比例。公司必须纳入最优质的资产，证明未来增长的可能性；毕竟，投资者买的是中国电信市场的巨大潜力。还需要一个强大的管理团队，进行两星期的路演推销；香港上市之外，还要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让投资者确信公司满足美国苛刻的会计和金融标准。政府还要创建透明的监管框架，明确税费，以使投资者能评估增长的前景。吴部长接受了这五个条件，迈克签了文件。这不是合同，但我们重担在肩，必须兑现。
• 从实际的角度看，政府不能从中国电信身上切一小片，就拿来卖。它太大太复杂，生意太集中于固话业务，而固话业务不太吸引投资者。解决方案是让中国电信（香港）专注于移动业务，植入各省的移动通信资产。邮电部必须帮助我们确定，哪些省份既能满足收入、增长潜力，还能有“动人故事”。故事的内容得是这样：数百万而非数千用户、商务订户而非农村订户（提高单位用户收入）、高利润率。随后，交易团队必须梳理行政和政治的乱麻，从固话线路资产里剥离出移动资产。这两者在大多数省份是混在一起的。
• ──优质资产，注入
• 同时，好多省份不肯参与。他们控制着当地的电信业务。为什么要把自己最有前途的业务及其盈利拱手交给由北京邮电部控制的公司呢？当他们认识到移动通信资产的价值，便想自己去做，而不愿意被纳入中国电信（香港）的结构。邮电部运用其影响力平息了他们的异议。在这个例子里，改革的努力首先增强了，而非弱化了中央的控制。
• ──关键词：“改革的努力首先增强了，而非弱化了中央的控制”，注意，本来是希望改革
• 邮电部提出三个省份作为候选：广东、浙江和江苏。这三个省都是兴旺的沿海地区，具备快速增长的潜力。最后决定先从移动订户数量最多的浙江和广东开始。两者合起来占全国移动订户的接近三○％；其收入和增长前景的可论证市场价值，将给公司带来八十亿美元的市值。拿出二五股份上市，就能筹募到政府想要的二十亿美元。
• ──原来逻辑是这样的
• 这个交易的关键一点是，中国电信（香港）许诺给投资者的不只是广东和浙江的市场，而是中国移动电话的未来。江苏（及其他省份）的移动资产可以在未来取得。因此，一开始就设定了，公司将席卷全国各省，创建一个巨大的移动网络。这么做排除了经济发展的一个路障，带给中国电信（香港）两个诱人的增长源：两省不断增加的需求所带来的有机增长，以及该系统收编的其他省份的移动资产增长。我们可以告诉投资者：“把它设想为类似一家开放式基金，每隔一、两年，我们就会加入更多的省份。”
• ──感觉卖亏了
• 六月，中国电信（香港）宣布，将从英国公司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手里购买香港电信五．五％的股份，价格是十二亿美元。香港电信是香港主要的服务提供商，大东电报局是香港电信的控股人，也是一九八○年代柴契尔政府私有化改制的第一批国有企业之一。两年前，王岐山和吴部长听说英国电信可能要收购大东电报局，从此一直推动中国电信购买股份。大东电报局的收购一直没有实现，但吴部长仍放不下中国收购并控股香港电信的事，因为他不希望回归后香港的电话业务还留在英国人手里。然而，香港电信要和中国电信（香港）上市的事切割开，这是已经定下的策略。市场感兴趣的是“红筹股”——在香港上市的大陆公司；我们不希望香港的资产干扰中国电信的故事。
• ──National Security, 脸面
• 方风雷体格强壮，嗜学无厌。IPO前几个紧张的月份里，方风雷随时都会出现在喜来登长城饭店，拖着王学明，找迈克．伊云斯提问题。他会坐在大堂里，要一杯威士忌，跟迈克和学明花几个小时讨论交易的各个方面。有时是投资银行收费的问题，有时是簿记管理的细节问题。方风雷决心学会这门业务，而他的老师是世界级的投资银行家。
• ──原来现在的大佬，之前也是如此好学过来的
• 我们决定，集中争取少数高规格的交易和客户关系，派少而精的银行家搞定这些交易。我们的想法是，要争取中国电信这样的标志性客户，不要因为追逐许多次要交易而分散精力。一旦用令人瞩目的交易创建起品牌，更多生意就会接踵而至。这是高盛在全世界的战略，但在亚洲我们未能完全抓住重点。
• ──打品牌
• 但他感到自己只能走这么远。国有企业需要外国资本，但中国人不能放弃控制权。理由很简单，国有企业亏损的部分原因是工人过多，外国人掌控就会大量裁员，他估计最高会到八○％。如果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威胁社会的稳定。中国必须创建一个安全网，同时，利用股票市场实施中国版本的部分私有化。
• ──怎么解决这个困境？在当前失业率如此高昂的情况下？
• 只有吴基传能让他们宽心，而吴基传也这么做了。他在简短而富有激情的讲话中强调，无论市场现状如何，投资中国电信（香港）的长期收益将带给他们巨大回报。吴部长说，“这只是开胃菜，主菜还在后头。”他这句话让公司投资人吃了定心丸。
• 召开定价会议时，迈克感觉定价应当在区间的中部，但建行行长王岐山希望在更高的价位发股，要能吓跑投机者。他和其他官员还更青睐包含数字“八八”的价格，许多中国人觉得那是双喜之兆。价格设定为每股一一．八八港元。迈克担心疲弱的市场会反应冷淡，王岐山极其自信，却也稍作了一点妥协。
• “我们就定一一．八○港元。”他平静地对迈克说。
• “他不是询问我，”迈克记得自己当时想，“他是在通知我。”
• ──Boss的霸气
• 王岐山后来告诉我，在市场的狂乱中，他的老板朱镕基副总理把他从香港叫回北京。见朱镕基之前，他打电话查问中国电信的股票，得知股价反弹了。
• "你拿到四十二亿美元了吗？”朱镕基问他。
• “是的，”王岐山说，“真金白银。”
• 这是一句中国俗语，意思是“真的钱”。
• “钱到了你口袋里我才放心，”朱镕基说。“只有这时才能确定钱是你的。”
• ──看到这里，还是觉得非常激动......
• 九个月前，朱镕基在中国电信委托一事上给了我们支持，但没有明说。中国人总是决定起来很慢，行动起来快得出奇。
• ──至少行动快，就不算都坏事
• “伊云斯先生，”朱镕基说，“如果我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我将重振所有的国有企业。如果我有一百个像你这样的人，我将重振整个中国。”
• ──朱总理还是很牛的，霸气
• 就他说的这个目标而言，中国电信的交易为朱镕基发动了发动机。它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高规格案例，是真正的里程碑。它的成功标志着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认可，也印证了朱镕基的观点：缺乏决心、技能和新鲜视野的官僚做不了的事，西方资本市场能够为中国工业做到。
• 中国电信（香港）后来成为中国移动，余下的资产保留中国电信的名称，整合中国的固话业务，后来也扩展到移动业务。一九九九年将出现另一个新的挑战者中国网通，接管了中国电信中国北部的有线业务，并于二○○八年并入中国联通。最终中国有了三家大型的、相互竞争的全国性电信营运商。
• ──原来三家运营商的渊源在这里

Chapter 5 你们的董事长睡着了 Your Chairman Has Gone to Sleep

• 我们邀请周永康与他的同事到美国来。前总统老布什的表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尔四世（George Herbert Walker IV）在高盛资产管理部工作，透过他，我们安排了周永康与前总统见面。
• ──外国人口中的connection
• 我不知道老布什写了什么给李鹏，但我并未忽略他请周永康传便条这个方式。几年后，我请周永康把一条重要讯息传递给另一位中国领导人。那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的转折，他成了中国公安部长，我成了美国财政部长。
• 午饭后，我们一行人前往纽约证券交易所。周永康和中石油的名字出现在一条欢迎讯息上，在交易所的电子看板上闪过，周永康看了很高兴。
• ──原来领导真的喜欢看欢迎横幅.......
• 建行行长王岐山在中国电信的IPO项目上曾给老板赚到了“真金白银”，现已调往最大的、也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广东省当副省长。新的行长是周小川，朱镕基的另一个弟子。
• ──周是朱的另一个弟子？
• 我们后来听说，摩根士丹利对于自己的人员不能与中石油团队有更充分的时间交流而不满。周永康在纽约的日程很满，不过他也偷闲在城里逛了一晚。他们一行人在有名的牛排餐厅Smith & Wollensky吃晚饭，然后全体去看新片《泰坦尼克号》。高盛最终拿下了中石油的单子，摩根士丹利则获得了中石油的主要竞争对手中石化（Sinopec）的IPO授权。
• ──这些Banker，真的是
• 大庆后来成为产量最丰厚的油田之一。周永康于一九六七年去大庆工作。上个世纪六、七○年代，大庆油田的产量占中国石油产量约四分之三，鼎盛期每天产出超过一百万桶。随着中国向能源独立的目标迈进，其他油田也发展了起来。一九七○年代末，中国成为世界第九大产油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尤其是出口到近邻日本。这十年又恰逢原油价格在石油危机中飚升，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开始相信，勐增的石油收入将能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 ──原来中国，还曾有石油出口的时代
• 到了一九八○年代末，中国明显又需要进口石油了。虽然需求激增，石油储备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政府制定的国内销售价格低于市场水平。这个定价策略是对高耗能国企的补贴，但石油企业的钱柜里剩不下几个钱去开采和生产。到一九九四年，中国又一次成了石油净进口国。
• ──关键词：“高耗能国企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说是为了底层百姓生存，而对低效企业的一种弥补追加
•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始后，中国领导人大力调整能源产业，使之更有效率，结构更合理。一九八二年，政府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透过与外国公司的合资，在深度超过五米的水域开发油气田。一年后，炼油和石化部分从石油工业部中分离出来，与原属化工部和纺织部的化学和纤维制造企业，联合成立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石化）。这家公司将负责炼油、石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石油成立于一九八八年，从事陆上油气的开采和生产，以及部分炼油和化学制造工作。中石油控制了主要的输油管道，所有的陆上油田，五米深以内水域的油田。大庆油田属中石油，仍是中国最大的油田。
• ──垄断每一个环节，但提升每一个环节的效率
• 朱镕基对这个IPO的保留意见，反映了政府内部对能源产业的争论。据说朱镕基对中石油及其兄弟企业的竞争力和前景评价不高，不赞成中石油收购海外资产。周永康则偏向国际战略，即将卸任的总理李鹏也是如此；李鹏对能源界有很强的影响力。另外，据说朱镕基认为石油价格将从目前的每桶十三美元继续下滑。不只他一个人这么想。第二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油价要降至每桶五美元。
• ──不赞成是担心资产流失？没说原因
• 朱镕基成为总理后，对改革的鞭策比任何时候都紧促。他给国有企业三年时间转亏为盈，方法是削减员工、升级技术或关停并转。他也瞄准了臃肿的政府机构。朱镕基提出，把中国八百万官员群体裁减一半，把国务院部委的数量从四十个减为二十九个。多数工业部要减少功能，监管功能转移给国家经贸委，商业资产划分给各家国有企业。成立了三个新部门，其中的一个部管劳动和社会保障，以便处理国企重组精简带来的下岗工人问题。朱镕基的目标是让政府脱离经营，透过分离监管者和营运者，让国有企业更加商业化。
• 朱镕基进行的变革立刻影响了能源业。国务院决定，中石油和中石化保持为两家企业，透过资产置换进行重组，创建垂直整合的全国性油气公司。此前，中石油的重点是“上游”的开采和生产，中石化集中于“下游”的炼油和销售。中石油要把数家油田转让给中石化；作为回报，中石化把许多炼油厂、石化厂和零售分销公司转给中石油。中石油的开采和生产资产将集中在中国北部、东北和西北，中石化的资产则主要在南部和东部。只不过在纸上简单划了几笔，政府就创办了中国版本的埃克森（Exxon）、荷兰皇家蚬壳（Royal Dutch Shell）和英国石油（BP）。
• 不过，在跟我们的工作关系上，马富才的行事风格与周永康大为迥异。周永康雄心勃勃，热切地想重组中石油。马富才是个具体事务的操作者，对战略和金融的世界还很陌生。他显得游移不定，动作缓慢。这显然使我们团队的工作变得更难，他在许多阶段都拖延了这笔交易。
• ──每一个常委，都是人中龙凤呀
• 正如许许多多其他国有企业，中石油不太像西方意义上的公司，倒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城邦。公司提供住房、学校、医院、殡葬、饮食和警务服务，满足超过一百万工人的需求。拆解这个包含了必须和不必须功能的集团，做出一家现代上市公司，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挑战，考验着每一个参与者的才智和耐心。为这笔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员曾超过一千人。高盛派遣了四十人的团队，比中国电信团队的人数多了一倍。另外还有中金公司的一支队伍、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的谘询顾问、来自七家公司的律师、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大批审计师。
• 一九九九年二月，马富才创建了内部IPO团队。团队主管是蒋洁敏，后来CEO位置的继任者。这位经理人瘦小憔悴，却能干善决，在这笔交易里比中方的其他人都更负责任。
• ──蒋也是后续落马之一
• 在城镇地区，被称为“单位”的工作机构，对人们的生活扮演着核心的组织作用。离开学校后，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被分配到某个终身岗位上，那里提供饮食、住房、社会和医疗服务，旅行、结婚和生育都要取得单位的允许。这些年来，来自私有公司的竞争已经侵蚀了这个系统。但它在国有企业并未动摇，结果，国有企业受累于过多的员工、巨大的财务负担和管理庞杂体系的拖累。
• ──国企效率低下，成本项是个关键因素，既有社会服务成本，也有贪腐成本
• 光一个中石油就要对一百五十万左右的在职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负责，总数大概有六百万人。相比之下，全球石油巨头英国石油的员工数在一九九九年是八万人。显然，中石油需要减少数十万工人才能具有竞争力。可以理解，中石油官员不愿让工人下岗。最终中石油保留了四十八万工人。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在两年内削减成本十亿美元，即八％的成本，计划到二○○二年再减少五万劳动力。
• ──冗余这么严重
• 那一时期国企就业和下岗的统计数字并不可靠，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二○○四年的估计，一九九○｜二○○一年间，中国国有企业裁减了超过四千万个工作岗位。
• ──现在这个大环境，看起来没希望继续推进国企改革了
• “中国石油”从中石油获得了不少最诱人的资产，包括油气勘探生产、精炼和营销以及化工等方面。“中国石油”也拥有颇受珍视的大庆油田，还有传输中国八四％天然气的传输管道。“中国石油”将控制超过七○％已探明的油气储量，它占一九九八年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
• 一九九九年十月，在艰难的市场状况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被迫取消了二十五亿美元IPO的计划。那次IPO是由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公司领衔的。那么，“中国石油”的募股就必须成功。第二次IPO失败将使中国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而且证明世界对中国及其能源产业缺乏信心。对于“中国石油”的马富才来说，那也意味着断送前程。
• ──每个大事后面，总有一些人的政治命运在
• 在这个边走边干、重塑整个经济的国家，往往是先完成交易，然后再颁布法律法规——而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时代，并不需要这些法律法规。你不得不凭着信念做事：尽管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中国人不能完全照你希望的那样立下字据，但他们最后会遵守和兑现承诺。
• ──最后不一定会遵守承诺！谨记！
• 我相信，我确定朱镕基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对上市国企的控制将弱化，政府不再插手太多生意决策，不再给予特殊的优待——这种优待会阻碍市场驱动的竞争性公司的发展。
• ──2022年看，作者错了，但往后再看20年？可能会对？
• 一家上市公司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国有企业控股，我对此结构并不很满意。我们坚持在“中国石油”和母公司之间创建严格的财务控制，这是原因之一。我把这个解决方案看作是务实的开始，这样做把公司的许多运作置于公众的审视和严格的国际资本市场标准之下。
• 我理解这些担心，也理解有些投资者不买股份的理由。首先我自己就不太喜欢那种公司结构：把上市公司跟控股公司切割开，后者继续不透明地经营。我也肯定不赞成苏丹政府的可憎行为。但我从来不是个很绝对的人。若能带来更多进步，我愿意接受并不完美的东西。我相信，为这行业的大公司公开募股，正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笔交易将在中国经济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业启动必要的改革，并终将导致中石油的剩余资产私有化，接受公众股东的审查和监督。我相信，继续鼓励中国将其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开放市场并支持自由贸易，意义重大。
• IPO结束后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评论文章，文章里写道，“美中贸易永久正常化就是‘中国石油’的故事重复一百遍或一千遍……自由市场固有的个人自由、主动性和责任就其本质而言与极权统治格格不入。”
• ──是的，但需要思考，当前是不是“自由市场”
• “我不能这样出售国有资产。”一位银行家记得马富才当时说，“我不能做这种事。”
• ──还是一个不错的官员，至少这句话来看
• 中国重组和重振“中国石油”这样的国有企业，增强它们的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也愿意裁减数千万工作岗位。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痛苦、混乱和不稳定。而长远来看，许多上市的国企变得更大更强更高效，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改革的努力在二○○○年后的头几年停滞了，即便是中国最好的国企，业绩和业务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国际竞争者。
• ──因为朱镕基不在了

Chapter 6 粤海重组 Cleaning the Stables in Guangdong

• 王岐山开口求助时，我深吸了口气，说，“你确定找不到更好的人做这件事吗，岐山？”
• “这是为了我，汉克，这件事很重要。”他回答。“我希望由你来处理。”
• ──如此有画面感.....
• 政府鼓励借款方与外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引进资本、技术和专业技能。一九七九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在国务院直接指导下成立，是这类公司中的第一家，也是最着名的一家。全国各省市和国有银行纷纷仿效，成立信托公司，包括在国内融资的公司。
• 漫不经心的观察者可能认为，庞大的中央政府是全知全能的，但北京并不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控制各省的行为，更不用说完全掌控了，尤其是广东这样充满活力的大省。中国的历史，长期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权前的数十年也是如此。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直到今天，各省和军区仍然不断轮换高级政治领导人和军队大员，以防任何人培植过强的地方权力基础
• ──牢记：中央没有那么强，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 中国的历史性崛起有其阴暗面，不轨的金融行为是其中一方面。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国快速转型，要从主宰一切的指令型经济转变为更自由流动的市场导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各个领域的法律需要制定或修订；已有法规的领域，则缺乏公共机构保障有效的管治，例如，真正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完全自主的监管机构。此外，中国也缺少受过良好训练的官员来运作已经存在的机构。
• ──法律滞后，缺乏监管，缺乏专业公务员
•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图景不断演化，党却要为此图景的所有方面设计全面的理想蓝图，这种情况下想要掌控经济是做不到的。
• ──我表示怀疑，曾经互联网的自由移动，也被认为是不可被监管的
• “法律禁止贿赂，但执法是选择性的，虽然引起恐惧，但人人都在违法。”中国一位极有名望的商业领袖对我说。回顾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时，他坦诚地说道，他最大成功是“在这个体制里存活了这么久”。
• ──可怕言论，但“极有名望的商业领袖”如此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无奈
• 一九九二年八月，为购买IPO的新股抽签表，深圳近百万人排队超过三天三夜。政府的抽签表卖完后，五万人彻夜骚乱，指控官员把抽签表留给自己——没错，事实正是如此。
• ──深圳果然是排头兵，排队也是从深圳开始排起
• 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商业巨无霸。一九九○年代时，军队拥有数千家企业，许多企业仿佛是太子党内显贵之子女的私人领地。从航空公司、矿井、卡拉OK厅、电信，这些企业每年盈利数十亿美元。这只是合法的部分。军官还从事或怂恿涉及很多领域的走私活动，弄进汽车、手机、石油、香烟等商品。一九九八年江泽民下令军队不得经商，提高军费预算作为补偿。政府打击走私，海关收入一年迅速上升了八一％。
• ──海关收入上升这么多，是不是需要思考，是不是关税太重？ 我以为此
• 广东省也是投机、缺乏远见的管理和不规范金融的温室。初到广东时，王岐山面对的是数十家不可靠的非银行金融公司——据估计，广东有四十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最后他将无奈地支持、重组或关闭那些公司。
• 王岐山说，他刚到广东还没坐稳，这两家公司就到他办公室求助，以满足债权人的要求。起初他给了需要的资金，但他们很快又来要更多的钱。王岐山当然不会傻到就这么帮下去。
• 他告诉我，“这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 ──Insight：国有企业的每一笔扩张、交易，都有资本外逃的风险，或者说是看门人的道德操守
• 我心目中的王岐山是个银行家，现在我第一次把他视为政治领导人，极能干和自信的领导人。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怎么说。他说得直接有力，一会儿直率、一会儿潇洒，处变不惊，掌控自如。这完全是一次精湛的表演。若干年后，二○○八年金融危机时我遭到记者的围攻，我不止一次回想起王岐山在炮火下的冷静和清醒，但愿自己也能有几分那样的优雅和雄辩。
• 一九九○年代初，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把王岐山叫到办公室询问了两个小时，两人的关系密切了起来。他们以前见过面，但这是第一次实质性谈话。过不了多久，朱镕基直接掌管中国人民银行。朱镕基赞赏王岐山的能力，把他带到央行当副行长，打击猖獗的外汇投机。王岐山完成得很好。这是他第一次承担这样的工作，后来屡次出手解决棘手问题，被称为“救火队长”，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中出现的局部混乱收十烂摊子。
• 朱镕基和王岐山看到了一个展示新获得的力量的机会：透过清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红筹公司和窗口公司，为改革中国不牢靠的金融体系创立一个模式。第一步是明确告知债权人，中央政府不承担偿还公司债务的责任。事实上，这不是一项新政策。评级机构周期性地警告投资者，中国并不担保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债务。可经验却并非如此：中国政府唯恐外国资本撤离，一再完全偿付失败企业的债务。于是，虽然各省的借款理论上不是中央政府担保的主权债，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显得就是主权债。这种情况使得各省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能以较低的利率借款，鼓励了高风险行为，庇护了无能和腐败的官员。外国贷款者一直开着资金水龙头，用感觉上的政府担保，替代必要的尽职调查和贷款债券的合理市场定价。
• ──本质上就是银行发贷款给本地国企，一样的逻辑，只不过变成了海外资本和中国信托公司
• 史蒂夫在香港主导粤海的重组。他从高盛各部门召集了一个二十人团队。其中有王学明，她曾在中国电信交易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刘炽平（Martin Lau），刚刚崭露头角，拥有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MBA学位，加入高盛前是谘询师（他后来成为腾讯控股的总裁，腾讯是极为成功的中国社群媒体先驱）
• ──居然还有Martin，故事串上了
• 公司债务的复杂度正如公司的架构。粤海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总共欠债近六十亿美元，债权人是约一百七十家国内外银行、三百多家债券持有者、超过一千家贸易债主。银行贷款的数目略多于二十二亿美元，大多由外国银行发放。
• ──九几年就如此疯狂
• 王岐山到广东接下这个烂摊子，此事的巧妙处置是改革的一大里程碑，也是通向市场导向经济的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公司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为透过破产程序和重组应对这种失败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也更加明确了商业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决定性区别。这个差别，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的重要前提。他采取的这些举措调整了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关系，启动了银行系统的清理，为未来的国企改革设定了蓝图。这些举措也标志着消除道德风险的重要一步——此种风险已引发了一堆糟糕的金融实践——在朱镕基正为中国加入WTO而努力之时，表明了中国接纳商业市场原则的严肃态度。
• ──明明可以让王干经济，却让他去反腐，真是浪费了
• 粤海重组使王岐山在中国成了一位不可小觑的人物，提升了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从广东被召回北京，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主任，进入了全国改革进程的轮机舱。
• ──朱是王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