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民生的假发展：从两会看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 无国界社运 Borderless movement

区龙宇

2024年3月10日

（编者按：原文标题是《生产主义的暴政》。生产主义，原文为Productivism，是一种经济发展主张，认为一国的投资和生产的需要，凌驾于其余一切价值，包括民生需要和顾及生态与气候平衡。最明显的例子是各种大白象工程，或者如中共那样，七十年来都鼓励超高投资率、同时又压低工资份额，造成种种结构性问题以及今天的经济危机。）

DeepL 翻译，翁营编辑

本文定稿之时，202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京召开，正值经济急剧下滑，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房地产市场的信贷紧缩正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见笔者另一文章）、通货紧缩、制造业放缓、外资大量外流、失业率上升等。针对这些问题，李强总理做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不过把他的 26个政府部门一长串任务汇总起来，就像一份杂货店的盘点报告。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空洞口号！压在所有人心里的话题，“你们有什么解决新危机的战略？”，至今仍是个谜。李强的确承认「多重困难挑战交织叠加」，但他向听众保证中国的光明未来，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勇气、有智能、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事实上，他19次提到习近平，对他赞不绝口。如果说总理的杂货盘点报告贯穿了一个主旋律，那就是他对最高领导人的崇拜。

这正该令大家担忧！但并不是因为当前的经济衰退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早在他上台之前，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经济失衡已经非常巨大，而且清算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然而，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失衡，在某些领域，他简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他的COVID清零政策所显示那样。他在香港的镇压，与其宣称目标好不相称，不仅消灭了反对派和有组织的劳工，还扼杀了为党国下金蛋的鹅–香港的金融市场不就是北京的美元印钞机吗？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宣称，现在香港「完了」；罗奇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在香港工作，熟悉香港。某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政府说教，说他应该像前任温家宝在2008-9年所做的那样–推出634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来刺激停滞不前的经济，或者至少做些什么来提高消费者的信心。他们的建议自然颇有争议，但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可行的战略来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可能需要重温毛泽东时代，之后读者可能会明白，尽管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之间存在着种种裂变，但也存在着巨大的连续性–「超英赶美」的渴望贯穿了两个时代，因此提高投资率的增长战略也是惊人的一致。李强却懒得一提，大概因为他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读者需要回到这个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因为这不仅会揭露这一战略的荒谬，而且还会对北京当前经济政策的成功与否有所启示。

在毛泽东时代，党的快速工业化计划是通过「中央计划经济」实施的。但中央政府与省级官僚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经济增长失衡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央计划经济」过于集权，因而缺乏效率，导致省级机构总是缺乏必要的物资、专业人员或仅仅是激励机制，这就迫使中央政府定期再次放权–不是放给当地人民，而是放给省级官僚机构。后者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获得更多的权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由于权力下放造成了过度投资和混乱，中央政府又不得不从各省收回权力，即所谓 「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这种集权、分权、再集权的重复，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经济。

中共政权残酷地榨取劳动人民，才能使国家在1958年至1980年间、接近30%的超高投资率提供资金（1960年代初的饥荒之后几年除外）。这不仅造成了大量浪费，而且首先导致了普通民众生活水准的下降。尽管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4%，但整个时期的工资却一直被冻结。面对工人的怨气，党就打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含私人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取代了「中央计划经济」，但国家推动的超高投资率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次，投资率甚至更高，先是超过了30%，后来20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但家庭消费在GDP 中的相对份额却急剧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0%以上降至2010年的35%以下。虽然此后开始上升，但近年从未达到40%。家庭消费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

几年前，两位中国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警告：

「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而消费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这就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

只要能够继续输出过剩产能，中国政府决无意放弃生产至上主义。最近新闻报道，比亚迪电动汽车销量超过了特斯拉，引起美国和欧洲考虑报复。这说明，向世界输出问题的中国血汗工厂，抢占其他国家市场份额，长此下去自然引来反弹，反过来制裁中国出口。

在国内市场方面，中共无视劳动人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太低这个制约因素，却去持续鼓励人民购买自有住房甚至第二套住房，同时允许地方政府为推动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化项目而举债。现在，清算之日已经到来，繁荣变成了萧条。习近平曾在2020年末，用所谓三条红线政策来挽救经济，但为时已晚。自2012年他上台以来，泡沫经济快速增长，但十年来，他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措施来为疯狂的投机降温，更不用说纠正与生产主义（productivism）结构性问题了。「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但马克思所描绘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积累狂热，与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显得苍白无力。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任何事物都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积累的冲动和滥用权力的冲动。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这两种冲动纠缠在一起，正在召开的人大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本届人大与往届不同，因为取消了自1993年以来每年人大结束时由总理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传统。这一直是重要时刻，可以让外界了解最高领导层的权力平衡。让总理出风头是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决不允许党领导政府有丝毫松动，哪怕是一毫米，但也决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个人专断」。然而，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不仅是回归个人专断，还让他的滥用权力成为新常态。他不满足于将所有权力部门都抓到手中，还不断让自己成为十几个高级别工作组的负责人，以掌握更多权力。在信贷紧缩的背景下，习近平于去年10月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持工作。尽管中央金融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李强，但本届人大已经清楚地表明，谁才是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真正老板。习近平进一步削弱既有的国家金融机构，包括不同的监管部门。但问题是，习近平是否了解资本主义或其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今年1月，市场监管机构为了挽救市场急剧下跌，向机构投资者下达了在特定日期不得净卖出任何股票的命令。这好比扬汤止沸。这措施实际上进一步削弱市场信心。公平地说，李强确实宣布将发行价值一万亿元人民币（或1,39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为流动性受压的经济筹集资金。但这个数额，与地方政府违约风险相比微不足道，地方政府有94万亿人民币的债务，其中3.2万亿将于今年年底到期（数据源）。更不用说开发商还需要2万亿美元来清盘了（数据源）。

或者，习近平心中早有更激进的对策？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有很多办法来解决新出现的危机。如果市场出现任何令人不快的最新消息，他首先让这些消息凭空消失。去年 5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超过了20%，此后政府干脆不再公布这一数字。很快，又有更多的统计数据被列入了新闻审查名单–出生率下降、消费者和金融市场信心下降等等，都不让见报了。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所说，不用解决问题，只消解决报告问题的人。外国读者很少知道，在整个大会期间，一直有上访者试图为各种冤情向政府请愿，但没有媒体报道。大会堂里的「人民代表」也根本不关心这些上访者。官方媒体也如此。这些上访者的困境偶尔会被社交媒体的私人帐户传播。这篇关于上访者的帖子的跟帖评论多少反映某种民间声音：

「他们能够走出省就很厉害了，怎么到的北京」 (笔者注：地方政府强行阻止上访者进京上访是常有的事。）

「洗脑的危害就是上访者意识不到信访局是冤家的雇工」

「不用暴力推翻中共是不行的」

人民被剥夺了表达意见的权利，最多只能通过社交媒体私下表达不满，但即使这样也会经常受到压制。偶尔，他们的声音也会被某些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公开分享。据报导，如今，众所周知的「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这个X账号」,成为了「单干的新闻媒体，是墙内墙外人士了解中国抗争活动的重要信息来源」。李老师是一名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现年32岁，但他有足够的中国人脉，因此可以在自己的X帐号上转发各种新闻，并在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中一举成名。根据最近一份报导，当局决定打击他，办法却是骚扰他的在线粉丝，因为的粉丝已经超过一百万。境外读者如果想听听基层的声音，不妨关注一下「李老师」– 不过要注意安全啊呵呵。

2024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