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中国单身冻卵会合法吗？

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星期二（5月9日）下午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将有关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讨论再次带入公共视野。

虽然案件并未当庭宣判，但原告徐枣枣（化名）能否在四年多后获准冷冻卵子，以及这个案件能否推动中国修改相关规定、开放单身女性使用冻卵等生殖辅助技术，仍然是中国网民关注和争论的重点。

在如今生孩子成为“头等大事”的中国，一面是女性掌握身体和生育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则是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医学和社会问题，单身女性冻卵能否合法化，看起来也并非那么简单。

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的意义

据《新京报》、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报道，1988年出生的徐枣枣在2018年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简称“北京妇产医院”）寻求冻卵服务。在检查确定她身体健康后，医院却以她是单身身份，以及非医疗目的冻卵为由拒绝提供服务。被拒绝后，徐枣枣在2019年3月以“一般人格权纠纷”，将北京妇产医院告上法庭。

徐枣枣认为，医院拒绝对单身女性实施冻卵涉嫌性别歧视，违背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其一般人格权。根据中国现行法规，男子不论单身或已婚，都可捐出或保存精子。

北京妇产医院则主张，基于以推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生理以及社会问题，根据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的要求，无法提供单身女性冻卵。

案件在2019年12月首次开庭，法官认为案件涉及较多医疗法律政策、伦理以及冻卵技术问题，难以当庭做出判断；2021年9月，案件再次开庭非公开审理后，于2022年7月一审判决驳回徐枣枣的全部诉求，徐枣枣于是选择上诉。

徐枣枣称，坚持诉讼除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让单身女性有机会去行使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和生育自主权，并希望社会对于女性的生育选择能够更包容、更支持，希望相关的政策能够更完善。

同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明确，“只有患恶性肿瘤的妇女在放疗和化疗前、患不孕症的妇女在无法及时体外受精前，可以将卵子取出并冷冻起来”。

支持开放冻卵的人认为，这套规定诞生于20多年前，随着技术进步和需求的改变，现在已经过时。也有人认为，徐枣枣的诉讼案若胜诉，将可为修订规范提供案例。

不过，对于快要35岁的徐枣枣来说，案件胜诉与否，也关乎她能否留存自己的卵子和延后生育的机会。她在二审后告诉中国媒体，间隔四年后，她的卵子仍可以进行冻卵，“如果这次能胜诉，我会继续选择去北京妇产医院进行冻卵。”同时她也透露，如果二审结果不理想，她可能选择出国进行冻卵。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网民对这起诉讼案的评价也不一：有人感叹冻卵技术成熟这么多年来，有关单身女性冻卵的案件居然还是首例；有人赞扬徐枣枣不放弃上诉，是在为女性权益勇敢发声。

还有些人则认为，徐枣枣在此事上过于“杠精”：如果真的想要冻卵，像很多人那样去国外冻不就好了？

冻卵是女性的“后悔药”吗？

虽然并不合法，但单身女性冻卵这个话题，对中国民众来说也不算陌生。在2015年，中国知名女星、导演徐静蕾就公开表示，自己在2013年、39岁时，就在美国冰冻了九颗卵子，为自己在生育权上保存了尽可能大的选择余地。

徐静蕾在当年与《Vista看天下》的专访中形容，冻卵是“全世界唯一的后悔药”。她认为，冷冻卵子是可以提前准备的后悔药，但它也受到年龄的限制，“到了一个年龄想要也没有了。”

这番在当时看来颇为前卫的发言，让徐静蕾成为了中国娱乐圈“冻卵第一人”。后来媒体也陆续曝出李冰冰、叶璇等大陆女星，以及佘诗曼、阿Sa（蔡卓妍）、容祖儿等香港艺人也先后进行了冻卵手术。

明星效应使冻卵进入大众视线后，中国互联网和媒体上，也时常可以看到女性匿名分享赴美冻卵的经历，也催生了不少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2月公布的《中国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3》也显示，超六成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其中30至34岁的群体意愿最高，高学历意愿更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持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人认为，这是对女性生育权的尊重和保障，也能帮助女性平衡个人事业发展和家庭责任，允许她们在更有能力抚养孩子时再进行生育。他们也提出，即使未婚冻卵在中国不合法，有意愿和财力的人也能选择到海外进行手术、无法禁止，但开放后将能允许更多人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选择权。

不过，即使在冻卵全面合法的美国，围绕冻卵可行性和有效性的争议也依然存在。

资料显示，女性每次取卵要历时两至三周，步骤包括施打排卵针促进更多卵泡排出，待卵泡发育成熟后，施打破卵针帮助卵子成熟，再在约35小时后，通过全麻手术，以刺穿方式取出10至20颗成熟卵子，再使用液氮进行急冻，才算完成。

据《纽约时报》报道，平均每次取卵的费用在8500至1万4000美元（约1万1000至1万8000新元）之间，卵子储存费用则在每年500美元左右。报道称，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科学家们就在研究能够冷冻并解冻卵子的技术，但直到2012年，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才将冻卵移出“实验性治疗”范畴，从而允许医疗保险涵盖相关费用。

除了不低的费用，取卵也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包括但不限于手术过程中的出血、感染，麻醉带来的副作用，以及排卵针所含激素对女性身体的影响。

报道形容，虽然冻卵不再是“实验性治疗”，但它也不是生育的“万能药”。一份2022年的调查研究显示，在500个调查对象中，通过冷冻卵子诞下后代的成功率仅在39%左右；不过，在冻卵时年龄小于38岁、且一次性解冻超过20颗卵子（即至少需要两个冻卵周期）的最佳情况下，成功率可以上升到70%左右。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官网也明确指出，冻卵主要是为可能因癌症治疗影响生育能力的女性准备的措施，尚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持仅仅为了推迟生育而选择冻卵。

解决问题，还是制造更多问题？

还有一部分反对开放冻卵的人认为，现在选择冻卵的人，等到年龄更大却想要生育的时候，大概率会选择代孕，甚至可能像现在推动冻卵合法化一样，去推动代孕合法化。

例如，徐静蕾在2017年曾公开表示，自己大概率会选择代孕生育，引起舆论争议；而中国女星郑爽也因为其代孕等争议，在中国遭到封杀。比起冻卵，被明确定义为非法的代孕争议性更大，所涉及的伦理道德和可能催生的社会问题也更为复杂。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2021年回应相关问询时也明确提出，超出医学指征、将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作为商品向健康人群提供，会不可避免地促使以盈利为目的的技术滥用。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2023年3月接受中国红星新闻采访时指出，冻卵和代孕是两回事，“如果把它们过度关联在一起，冻卵可能就没有办法推进了。”

刘鑫认为，当前很多女性面临着职场压力及寻找合适配偶较为困难的情况，但是她们未来可能不会拒绝结婚生子，“所以如果是因为社会因素想要冻卵，只要我们有资源，女性又同意，那我觉得就可以做。”

有趣的是，刘鑫两年前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态度与现在截然相反。他在2021年1月的采访中说，把单身女性冷冻卵子合法化后会产生更多问题，比如单身女性冷冻卵子后可能就会刺激代孕的兴起，“绝对不能简单地将单身女性冻卵合法化。”

促使很多人像刘鑫一样转变态度的，大抵是巨大的社会和生育压力之下，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和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人口安全问题迫在眉睫。今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自2015年的6.1%上升至2020年的近10%；中国人口的下降速度也明显快于先前的预期，在2022年录得了60多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

近年来，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陆续提出了多项有关允许未婚女性生育、适度放开未婚女性进行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的提案。上周召开的二十届中共中央财经委会议中也明确，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等，以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

对于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中国育龄女性，冻卵无疑会为她们和国家都提供多一个机会：因为生养孩子的经济压力过大，而在年轻时选择不生育的女性，拥有了“后悔”的机会，而这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生育率也应有正面的帮助。

当然，如果毫无限制地开放冻卵服务，必然会带来健康隐患、商业化风险，以及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如何避免“因噎废食”，将这项技术充分利用、造福各方，则还需要官方的审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