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網路時代的公共空間
返回目錄頁獨立中文筆會的迅速發展，得益於網路帶來的通訊自由與便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網路就沒有獨立中文筆會的發展壯大，也沒有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劉曉波政論寫作的更上一層樓。
劉曉波曾撰寫長文回顧使用電腦寫作和「觸網」的過程。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他結束三年的牢獄生活回到家中。這時，家中有了一台電腦，是朋友送給劉霞的，劉霞正在學打字和上網。劉曉波一回來，電腦很快變成他的寫作和社交工具，劉霞從此很少碰電腦。
劉曉波剛回家時，上門探望的朋友，個個都勸他儘快學電腦。但他試了幾次，覺得面對機器寫不出文章。他與許多習慣於用紙筆寫作的人一樣，一度對電腦有抗拒心態，堅持用鋼筆在紙上寫作。慢慢地，在朋友的耐心勸說和示範下，他逐漸熟悉了電腦，也離不開電腦。作為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也作為「八九」運動的參與者和「六四」後長期介入民間運動的過來人，無論是於公於私，他對網路的感激，可謂一言難盡。
劉曉波在電腦上寫第一篇文章，斷斷續續寫了一週，而他原來用筆，一天就可以寫完。中間幾次想放棄，但在朋友的鼓勵下終於寫完。那段時間，他對放棄紙筆頗為不安，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快半年多了，總是用電腦寫東西。現在坐在這裡用鋼筆寫信，忽然有些傷感，似乎自己不務正業已經很久了，這樣寫信時才強烈的感到真實的自我，電腦裡寫的那些東西彷彿不是我寫的，而是另一隻我無法控制卻能控制我的手寫出的。」不久，他第一次通過電子郵件寄送稿件，居然幾小時後就得到編輯的回音，讓他首次感到網路的神奇，並下決心要儘快學會用電腦。
「八九」之後，在官方的言論封鎖下，劉曉波的文章只能在境外媒體發表。在用電腦前，他手寫的稿子，改動起來費時費力不說，寄送成本也很高。為了避免稿件寄送被中共當局截獲，他往往要從西城奔到東城，找到一位有傳真機的外國朋友，麻煩人家幫助傳真稿件。如此高昂的成本，自然影響寫作的效率和熱情，一個月能在境外媒體發表一、二篇文章，就不錯了。
而用了電腦、學會上網之後，個人的訊息空間一下子擴展到以前難以想像的廣闊程度。電腦為劉曉波提供了寫作的方便，網路為他提供了獲取資訊和對外聯絡的方便，更為他向境外投稿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網路就像是一台超級發動機，使他的寫作如井噴般爆發，很快超過了他八〇年代中期的第一個高峰期。
另一方面，網路為獨裁中國的民眾提供了難以完全封鎖的資訊通道，為民間的發言和交流、特別是民間組織提供了平台。這方面劉曉波更是深有體會。
在獨裁國家，個人或群體簽名的公開信，一直是民間反抗獨裁和爭取自由的重要方式之一。九〇年代中期，中國民間出現了一個公開信運動的小高潮，先後有數封由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發起的簽名信，如〈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宣言〉、〈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建議〉、〈反腐敗建議書〉、〈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週年呼籲書〉等，這些簽名信的內容無一不涉及到人權保障。
特別是一九九五年，圍繞「六四」六週年出現了一系列公開信，如〈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這封信由老資格的黨內自由派人士許良英發起，由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領銜，匯集多位中科院院士和文化名流，包括楊憲益、吳祖光、樓適夷、周輔成、范岱年、王子嵩、丁子霖、蔣培坤、王若水等人。這一年，天安門母親們發表了第一封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之後每年發表一封公開信；劉曉波和包遵信發起的要求陳子明保外就醫的公開信，也動員出一批知識分子，包括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湯一介、樂黛雲和北京師範大學的何茲全、童慶炳、王富仁等。
在當時通訊技術的限制下，組織一封簽名信的時間之長和成本之高，是那些只經歷過網路維權運動的人們難以想像的。為了完成一封公開信，組織者往往提前一個月就要開始準備。先要尋找發起人並把人湊齊，就需要一段時間；之後討論信的內容、措辭、發表時機，起碼花費幾天才能達成共識；接著找地方把手寫的公開信變成鉛字，還要列印和付印數份，一般是由建國門外的外國朋友那裡來完成；確定的文本出來後，就是最為費時費力的事情，發起人分頭去負責徵集簽名。由於官方對敏感人士的電話監聽，大家不太敢使用電話，只能騎著自行車或坐公車奔赴北京城的東西南北。比如，劉曉波曾參與起草和發起紀念「六四」六週年的公開信，為了徵集到詩人芒克和藝術評論家栗憲庭的簽名，他必須去兩位朋友家中面談，就要從北京的大西邊跑到大東邊，再從大東邊跑到大北邊，真的是耗時、費力且成果有限。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匯集到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的簽名，也不可能迅速傳遍全球。那時，民間公開信運動的參與者和影響的範圍都非常有限，忙了許多天，最終彙整來的簽名只有幾十個人。
而當中國進入網路時代以來，民間聲音的發出便有了難以全面封鎖的技術依託。
劉曉波認為，網路催生出了「網路維權」。與九〇年代通過電話和騎自行車來徵集群體簽名的維權活動相比，新世紀的簽名信運動因網路的出現有了飛躍性的提升，民間動員能力的迅速擴張，數量和品質的同步飛躍。源於網路的便宜、高速、方便和無國界等特徵，使民間組織維權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公開信的起草、討論、修改和列印，都可以在電腦上完成。只要輕輕按幾下滑鼠，幾封往來的郵件就能基本解決問題；最困難的徵集簽名，也可以通過群發郵件和簽名網站解決。一封群發郵件可以同時徵集到數十個、上百個簽名；一個全開放的固定簽名網址，可以同時徵集到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簽名。如果再有志願者負責收集簽名的數量和留言，每天通過網路發布簽名進展的相關資訊，就會形成持續而廣泛的網路維權。同時，民間的維權網站也應運而生。
其次，網路發言的便捷、開放和自由，造就了民間輿論的活躍，網路民意變成輿論監督的主力軍，每逢發生重大的公共災難，網路民意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傳統媒體和官方態度。
再次，網路具有強大的資訊交流和人氣聚集的功能，為民間自主組織提供便捷的平台。網路為民間思想學術的聚集提供方便的平台，一個民間網站或BBS就是一個凝聚同仁的自主組織平台，網友之間的交流及其爭論，為形成經過充分討論的思想共識提供了基礎。在圍繞著某一個重大社會事件的民意聚積和組織上，網路也為民間動員提供了強勁助力。
與此相關，網路的自由和高效還具有非凡的「造星」功能，造就一個接一個「民間維權之星」，造就民間的「意見領袖」、「道義榜樣」或「真話英雄」。
在這新一輪的網路簽名活動中，劉曉波敏銳地發現，新的特點和趨勢是「簽名不是排座次，人權抗議菁英色彩逐漸淡化」、「民間人權運動已經超越菁英化階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最突出的例證是捍衛網路言論自由和聲援因言獲罪的「不銹鋼老鼠」（劉荻）的簽名信之發起和組織工作，劉曉波贊同參與此類事件的「網路知識分子」王怡的看法：「在八〇年代，簽名信完全恪守了菁英立場，基本上屬於菁英知識分子向大眾的喊話。每一次簽名，誰能簽，誰不夠格，似乎在菁英團體中有著隱約的梁山座次。」而網路興起之後，「簽名行動的菁英化色彩前所未有地淡化。……在近年來許多簽名中，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與普通網友同在一份簽名名單上出現已成為較常見的景觀。」
網路改變了異議人士的生存方式，打破了官方對異議人士的封鎖與孤立，也打破了菁英與大眾的分割與界限。劉曉波一旦「觸網」，便成了一天中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線上的「網蟲」。隨著海外多個以發表政論為主的中文網站興起，劉曉波在這些網站上發表文章所得的稿費，已經超過在海外的報刊等傳統媒體上所得的稿費。後來，劉曉波還出任「民主中國」網站主編。該網站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劉曉波每年有兩萬三千美元的薪酬。中共媒體攻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中央情報局背景，由此影射劉曉波是「美國特務」。然而，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網站上可以查到公開的資訊，中國的司法部等政府部門，也從該基金會申請大量資助，用於培訓法官等合作專案。若以中共的邏輯來推理，中國政府才是「美國的傀儡」呢。
二〇〇八年，中國的博客熱潮興起，劉曉波以「劉老俠的不老歌」為名，在搜狐網站開設了博客，並委託朋友管理。博客空間主要張貼劉曉波的個人文稿。考慮到國內網路管理的現實情況，這個博客一般只貼敏感性相對較小的文章和資訊，如文學評論。該博客雖然常有文章被遮罩，但在劉曉波入獄後仍可正常訪問，劉曉波的名字和頭像也未被刪除。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劉曉波案開庭之後，該博客的訪問量增加，管理者適當增加了貼文的頻率，但仍然只以曲筆隱晦談及劉曉波案情等資訊，而不直接挑戰網站管理「潛規則」。訪問者都心照不宣，很多訪問者在這裡閱讀劉曉波的文章，並為劉曉波留下感人的祝福。但從某一天起，所有張貼的訊息都被遮罩。從此，該博客被全面封殺。
網路對中國的影響不亞於一場革命。劉曉波引用一名中國基督徒的話說：「雖然中國人缺乏宗教感，大多數人也不信西方的上帝，但上帝的普世恩惠決不會遺棄苦難的中國人，網路就是上帝賜給中國人的大禮，它為中國人擺脫奴役和爭取自由的事業提供了最好的工具。」他深信，網路帶來資訊自由的潮水，終將突破中共的輿論控制和資訊封鎖。
隨著網路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共對網路的控制也日漸嚴酷。二〇〇二年七月，新聞出版總署、資訊產業部連署發布〈網路出版管理暫行規定〉。此後，民間力量爭取言論自由的網路抗議活動持續了兩個多月。劉曉波、茅於軾、楊小凱、吳思、余杰等十七位海內外學者及作家，於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公開發表〈網路公民權利宣言〉，將抗議活動推向高潮。
該宣言未能讓中共懸崖勒馬，中共為維護其特權地位，繼續倒行逆施。此後數年間，一輪又一輪的網路審查、整肅和封鎖次第展開。劉曉波描述說：「（我）彷彿就站在不斷擴大的民間網站墓場上，周圍是越來越多的新墳，今天是『文化先鋒』和『憲政論衡』的下葬，明天是『一塌糊塗』與『燕南社區』的墓碑，後天是『愛琴海』和『民主與自由』的墳頭……。」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舊網站剛被關閉，新網站很快又誕生。當局的網路監控部門疲於奔命，人員和編制不斷膨脹，「五毛黨」成為一種「過街老鼠」般臭名昭著的職業。
劉曉波一方面毫不留情地譴責剛愎自用的官僚，另一方面對年輕一代網路活躍人士、網站創辦人、論壇版主、博客博主等寄予厚望，他與這個群體聯繫密切，不斷給他們鼓勵、支持和建議。這個群體當中，王怡、楊子立、野渡、楊支柱、劉檸、羅永忠、冉雲飛、楊恒鈞等人，都視劉曉波為良師益友。當他們受到官方的各種打壓時，劉曉波都會撰文聲援，並提供實際的幫助。
楊子立因「新青年案」被捕之後，劉曉波打開楊子立辦的網站「羊子思想家園」，一邊閱讀一邊感歎說：「看子立的文字，越看越心懷感動。子立是九〇年代的大學生，一九九八年從北大畢業。他學的是力學，卻對自由主義思想如此用力，對『六四』、對法輪功的被鎮壓、對下層群體如此關注，對九〇年代的知識界的分化具有鮮明的立場，而且還創辦了自己的網站！」
王怡完成了隨筆集《美得驚動黨中央》之後，請劉曉波為之寫序。劉曉波在序言中寫道：「王怡等青年一代自由知識分子通過網路而現身，從『六四』屠殺的血腥中，他們覺悟到自己也生活在制度性的欺騙和殘忍中；從反抗奴役的民間維權中，他們逐漸獲得了內在的勇氣和明亮。」王怡的這本文集採取地下印刷的方式在朋友中傳播，後來被當局的文化稽查部門查扣。劉曉波再次發言聲援。王怡的做法與劉曉波從八〇年代就開始提倡的獨立寫作、獨立印刷、獨立傳播的模式一致，故而深受劉曉波的讚賞。
後來擔任筆會網站管理員的野渡，主持「民主與自由」等網站，屢次被封，卻移師再戰、越戰越勇。野渡的努力深受劉曉波的讚賞：「野渡主持的『民主與自由』無疑是大膽而堅韌的民間網站之一。在這個網站裡，幾乎所有的敏感時政新聞和敏感人士的言論都能見到。而且，這個網站積極參與網路維權，特別是在『劉荻案』和『杜導斌案』中，作為專門的簽名網址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