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历史决议的三种历史意义

2021年11月11日，俗称“双十一”，是为了克服生产过剩危机而制造的购物节。在这一天，特色党通过了所谓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相应公报由新华社股份有限公司受权发布。虽然是巧合，但在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购物节这一天，由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有关自己历史决议的公报，不知道号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党，有没有感觉到一丝黑色幽默的意味。几天之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全文也发布了。这个名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文件，和1981年由“总设计师”主导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资产阶级政治代言人对待历史的看法。它们和1945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形式上是由同一党所通过，看起来甚至语句上也有少许连续性，但却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具有三种迥异的历史意义。

一、第三个历史决议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向独裁专制政治形态的转化

历史决议得以通过，标志着路线和派别斗争达到了里程碑式的结果。历史决议的主要作用，是统一思想。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通过，说明黑帮党内主张独裁专制的派别，战胜了主张开明专制的派别，并要求黑帮党不完全赞成独裁专制的派别统一思想于独裁专制的道路上来。这一点第三个历史决议并不隐晦，明确地讲确立自己党魁在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其思想的指导地位，对自己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所谓“两个维护”，是理解第三个历史决议真实历史意义的关键所在。

第三个历史决议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向独裁专制政治形态转化的必要性。比如说把党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样四个时期，暗示新时期应有新的政治形态。再比如说在决议第四个部分介绍新时代发生的十三个方面的成就和变革时，说明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问题和新党魁的业绩，暗示为了继续这些成就和变革就必须转向独裁。但这只是部分暗示了向独裁专制政治形态转化的原因，真实的阶级原因则是无法在公开文件中说到的。暗示的原因是：特色党领导集团的多数意识到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开明专制政治形态，由于形势变化，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真实的阶级原因则在于：无产阶级尚未觉悟和组织起来，不能够迫使专制政府做出重要的妥协和让步；小资产阶级虽然日益破产，但仍处于大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超过了推翻专制政府的需要，选择了与专制政府妥协；代表高级官吏、国有垄断资本和大私人资本、大地产富豪的专制政府，为了掩盖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最终选择了法西斯道路。从开明专制退回独裁专制，说明是专制政府按照自己的面貌和需要改造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而不是自由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面貌和需要改造了专制政府。自由派资产阶级再次表明自己无力进行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再次表明自己由于畏惧激烈斗争必然躲进法西斯主义的羽翼之下。由于除官僚资产阶级外其它主要阶级无组织，国家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而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不在法西斯专制下以最大的勇气和牺牲进行本阶级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就不能创造争取民主的社会力量，就不能走出这黑暗的历史阶段。

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对比和总体策略变化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状况中。国内市场的充分利用和国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在2008年以后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原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残余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提供了逐步拓展的国内市场，新的世纪则用房地产、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市场化将国内市场扩张到了极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市场的需求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之后，特色继续依靠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扩张，以寅吃卯粮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这一切在2012年以后都日渐表现出不可持续的迹象。所谓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质就在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就在于过去用尽所有办法维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这个过程中诞生出来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却不可能一去不复返。垄断和危机意味着反民主，这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的原理。特色黑帮和特色自由派的选择，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的普遍意义。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内资产阶级选择了特色复辟道路

毛泽东同志去世后，中央委员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占有多数，党内资产阶级及其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政权。要复辟资本主义，只能通过非法的军事政变。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陈云，一开始主张用合法的中央全会方式实现政权转移。据说他在研究了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之后，只得放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走了反革命政变的道路。而动摇于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之间、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在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配合了资产阶级的军事政变。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路线和纲领，不能持久地掌握政权，很快就被资产阶级取而代之。在1978年完全取得政权之后，是走后来苏东剧变那样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走中国特色的复辟道路，资产阶级内部有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主张走剧变道路的资产阶级派别要求完全否定毛泽东，主张走中国特色复辟道路的人主张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毛泽东。第二个历史决议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出台的。

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被走资派称赞为“总设计师”。这是完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似乎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没有诸多条件的约束，只要设计好就可以了。实际上，邓小平之所以是老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原因在于他能够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果断地选择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策略。苏联党内资产阶级选择剧变的道路，是因为要求保留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较少。“八一九”政变得不到党内多数支持，即是客观的证明。中国党内情况则不同：建国时间不长，参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内领导人许多还未去世，群众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洗礼，有较高政治觉悟。如果这时选择以露骨的剧变方式复辟资本主义，党内外的反对力量可能会有极大反弹。与这种阶级结构相适应的复辟策略，只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名义复辟资本主义。为此，邓小平选择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毛泽东的中国特色复辟道路。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既有大量的篇幅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坚决地否定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忠实拥护者。中国、苏联等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从反面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思索和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座高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只有既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实践过之后，这一标准须要发展成，只有既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修正主义，那就是只坚持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却拒绝现实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改良派。他们客观上在无产阶级中弱化革命意识的灌输，用历史教育的任务冲淡了甚至掩盖了现实教育的任务。

这里需要简要地谈及为什么会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预言了资产阶级复辟可能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外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也可能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复辟主要危险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内部。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不会因为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减少而削弱，而且会因为包括教师、医生、技术员、办事员等在内的非生产劳动者增多，以及他们确立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而加强。另一方面，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占据了党内大量高级职位之后，能够掌握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以及社会组织过程中人财物的调配，他们在脱离劳动者的监督之后，就会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这些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不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力图击败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一危险，不可能通过完全将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来消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非生产劳动者在人口比例中的上升，小资产阶级不是日益没落，而是一股客观存在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资产阶级受到大资产阶级的排挤，具有相当的革命性。其政治代表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依据其理论外衣分为两派：一派是不采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表达其诉求的民粹派，另一派是满口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孟什维克。这是俄国革命中两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一般意义。那些满口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完全赞成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口头上赞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纲领，最终担任党内重要职务，形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这种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作为同路人共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为对手互相较量的关系，是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的普遍规律。

三、第一个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内无产阶级革命派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需要同时进行四个方面的斗争，才能最终胜利地进行民主革命。第一个方面的斗争，是战胜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路线。第二个方面的斗争，是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争夺对党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第三个方面，是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背叛民主革命的行径做斗争。第四个方面，是与专制政府做斗争。在现实中，这四个方面的斗争是同时进行的；在逻辑上，与党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路线的斗争是起点。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是先与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使党站到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再与“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使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先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然后经历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其后又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才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个历史决议主要针对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路线，并将其根源归结为“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三卷，991页）。纠正第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将之上升为路线的高度，很不容易。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的军事路线，但多数党的高级干部认为这只是策略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后来毛泽东编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这本党书，对比了“左”倾路线与正确路线的代表性文件，才使得党内多数人认识到这是路线之争，是党内的无产阶级路线与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

第一个历史决议，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路线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路线，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旗帜下空前的统一了起来。有了这样的胜利，其它三个方面的斗争，即争取民主革命中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战胜自由派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和击败民主革命的对象，就都有了保障。1945年时党内多数人估计胜利还需要很长时间，实际上1949年就胜利了，原因主要就在这里。但这只是革命中的一步，而非全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路线和利益，仍将不断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里再生出来，因为这是社会经济层面无法消灭的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思想的反映。

第一个历史决议与后面两个历史决议还有科学和意识形态上重大的区别。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党内胜利派别对历史的看法，都是试图统一思想的产物。但因为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决议，因此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后面两个历史决议，虽然表现了资产阶级不同的政治需要，但都是在非科学的历史观下做出的。无论后两个决议自己如何标榜自己基于马克思主义，它们也无法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历史，因为一旦这样做，它们的政治目的就必然被完全揭露出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这个人。他既是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和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助手，同时也是邓小平炮制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助手。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就只赞成第二个历史决议，而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主要方法，即把党内斗争看作表现为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否定掉了。他主张斗争是认识斗争，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同导致的主张发展快一些和慢一些的斗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增定本第690、691页）他否定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看来事实上存在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的文化革命时代，恰恰表明其试图抹杀阶级斗争的倾向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胡乔木是第一个历史决议后空前统一的党的一分子，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那个他试图从思想方法到政治结论都加以否定的伟大领袖是多么的科学，多么的正确。

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我们有特别的指导意义，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站到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立场上来的第一批有组织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左”倾路线错误，遭遇了佳士抗争的失败。他们也是先在自己内部战胜了改良、拒绝组织等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才在走向群众的过程中陷入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仔细地清理这个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重新开始的出发点；而毛泽东制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于我们总结自己的历史，则是不可缺少的参考。

未来中国的革命，第一步的任务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主要目标将是推翻黑帮法西斯专政。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曾经走过的先反右、再反“左”的道路，必然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经历一次乃至数次。理解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历史意义，让我们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什么样的党内斗争胜利和全党的统一。理解第二个历史决议，让我们能够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在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后，仍然面临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支持下的更加激烈地反抗。理解第三个历史决议，则让我们充分认识我们在其中斗争的历史条件的性质和我们斗争的初始目标何在：那就是建立一个既能战胜右倾机会主义，立志用革命阶级的暴力推翻法西斯专制，又能战胜“左”倾机会主义，能够走向群众并让自己的纲领得到群众拥护的党。当我们也能做出自己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我们距离对法西斯的胜利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