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的黎明》书评｜文明并非要以不平等为代价

［编者按］
2021年9月，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的《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终于出版。历史学家大卫·普里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简要的书评。

文中强调了《万物的黎明》一书的主要任务：质疑我们关于人类文明最初时期的传统叙事。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人类生活在小规模群体中，较为平等和民主，而之后定居和耕作的出现需要更分明的等级制度和国家。这种设想既可以被自由主义者用来把现代商业和国家造成的不平等合理化，也可以被激进左翼用于现代社会批判以抵达下一个阶段 ——共产主义；恩格斯的辩证史观也是这一传统叙事的一个变体。

两位作者根据近年来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强调了我们祖先的社会组织方式实际上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他们并非没有大规模的工程；所谓的“农业革命”也没有突兀地结束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引入集中的权力；他们频繁和日常的商讨、辩论把他们训练成比我们更称职的“政治动物”。

在如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加强国家权力的呼声正越来越大，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是不是在逆流而上？

文明并非要以不平等为代价

文 | 大卫·普里斯特兰
译 | 小苏

历史是重要的。当我们讨论身份和奴隶制、论辩帝国的作用，我们习惯于不断就过去展开争论。但迄今为止，还有一条历史脉络免遭质疑，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历史故事，人类的“黎明”。对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来说，这种共识是成问题的。正如他们在这本挑战传统的不敬著作中主张的，我们关于这个遥远时代自以为了解的许多事情其实是个神话——事实上，它是我们的起源神话，一个现代版的亚当夏娃与伊甸园神话。它的核心是文明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崛起的故事。和所有的起源神话一样，这种叙事有着巨大的力量，它的影响力和适应性妨碍了我们清晰思考当前的危机。

格雷伯和温格罗指出，人们在每个商业街和机场书店的书架上都能看到这个神话，在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Sapiens）、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昨日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以及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这样的畅销书中都能发现它。这些书的一个共同假设是：当社会变得更庞大、更复杂、更富有和更“文明”，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不平等。据说，早期人类就像卡拉哈里沙漠的觅食者那样，生活在小规模的流动群体里，这样的群体很容易是平等和民主的。但这种原始田园诗或者霍布斯式的地狱（在这方面人们观点不一）由于定居和耕作而消失了，定居和耕作需要对劳动力和土地进行管理。早期城市的出现以及最终国家的出现，都要求更分明的等级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文明体系——领袖、管理者、劳动分工和社会阶层。因此这个神话的教训显然是：进步必须用人类的平等和自由来换取。

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这种“阶段论”的叙事起源于启蒙思想，两人指出，它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之久，是因为它同时可以被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挪用。对亚当·斯密这样的早期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故事是积极的，可以借它来把商业和现代国家结构导致的不平等加剧正当化。而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对这个故事做出的一个变体对左派同样有用：在“自然状态”中人原本是自由的，但随着农业、财产等事物的产生，人落入了枷锁。恩格斯将卢梭笔下的“高贵的野蛮人”寓言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更乐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叙事：原始的共产主义被私有财产和国家取代，然后又要被现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取代。

格雷伯和温格罗试图用最近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拆解的，正是这个故事——无论是它的自由主义形式还是较为激进的形式。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挖掘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美洲原住民就为大规模集会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土方工程，将数百英里外的人们都引到那里——这一证据打破了认为所有人类早期觅食者都过着简单、孤立生活的观念。

与此同时，所谓的“农业革命”——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浮士德式交易，人类用平等主义的简朴换取财富、地位和等级——根本没有发生。从觅食到农业的转变是缓慢且分布不均的；许多被看作农业的东西实际上是小规模的园艺种植，它与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完全兼容。同样，城市的崛起也并不必然需要国王、牧师和官僚。印度河流域的定居点如哈拉帕（Harappa，公元前2600年），并没有宫殿或寺庙的迹象，它似乎暗示分散而不是集中的权力。尽管格雷伯和温格罗对于这些有限的证据以及解释上的争议都持开放态度，但他们确实构建起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陈词。

他们对另外一个神话也尤为不屑：即认为“野蛮人”既愚蠢又高贵的假设。在这个崇拜硅谷科技之神的时代，人们很容易相信我们比自己的远祖更是“智”人。但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发现了美洲原住民温达特人拒绝皈依时表现出的机敏智慧，并因此非常恼怒；他们确实比“法国最精明的公民和商人”更能言善辩。这种精明归功于温达特的民主议事会，它“几乎每天都在村里举办，讨论几乎一切事项”，“提高了他们的商讨能力”。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这些技能和习惯其实让所谓的原始人比现在的我们更是真正的“政治动物”——他们参与组织自己的社区的日常事务，而不是无能地在推特上谈论它。

格雷伯一直到去年在59岁时去世，都一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在是它的十周年纪念）的知识领袖。《万物的黎明》一书当然也延续了反国家人类学的悠久传统。这个传统的一个更早的例子是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王子的《互助论》（Mutual Aid，1902），这本书在他那个时代提供了在流行的进化论历史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并在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野蛮”人的严苛判断面前为这些人辩护。而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他1972年的论文《原初丰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讨论了每天工作2-4小时的卡拉哈里采集者是否真的比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或工厂工人差很多。

重要的是，格雷伯和温格罗并没有把某个特定的“黄金时代”理想化；他们并不要求我们接受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强调了早期人类社会高度的多样和混杂性——既有等级制也有非等级制，在某些方面平等，其他方面则不然。切罗基（Cherokee）等民族，也包括因纽特人，甚至会按照季节在专制和民主之间切换。不过，两位作者也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偏爱：用历史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的话来说，他们钦佩实验、想象力和游戏性，以及对不被统治的艺术的掌握。

《万物的黎明》是一部令人兴奋的书，虽然我们不清楚它为无政府主义的辩护有多有效。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将忍不住问：如果目前形式的国家真的如此没有必要，为什么它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如此主导？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格雷伯和温格罗需要更全面地解释现代国家为何会出现、本可以如何避免它，以及如果没有它我们将如何生活。这也是克鲁泡特金试图做的；在目前全球性挑战的复杂性与相互关联性让许多人得出结论说，我们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国家力量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似乎尤为紧迫。

即便如此，打破神话本身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我们寻求新的、可持续的组织世界的方式时，我们需要全面了解自己祖先思考和生活方式。我们也当然必须质疑传统版本的历史——我们已经不加检验地接受它太久了。

来源 ↓↓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oct/23/the-dawn-of-everything-by-david-graeber-and-david-wengrow-review-inequality-is-not-the-price-of-civil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