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瓦尔•布什与美国的竞争力跃升 - FT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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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表现简直糟透了。
1941年，盟军在大西洋损失了875艘舰船，平均每天将近3艘舰船被击沉。1942年上半年，在大西洋又损失了490艘，而当时负责袭击这些舰船的德国U型潜艇还不足12艘。到了1943年，情况变得更糟糕，U型潜艇在当年2月一个月就击沉了108艘盟军舰船，在3月的前20天，击沉了107艘，完全封锁住了美国对英国的援助。
比战争失利更糟的是对科技的态度。面对德国U型潜艇，先进的探测显然是必要的。但在1941年，时任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的恩涅斯特•金将军下令从美军舰船上撤掉这些看似复杂的雷达系统，并宣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应对这场战争的东西，而不是应对下一场战争的东西。”即使在面对1943年这样的糟糕局面时，金将军仍然坚持护卫舰才是反潜的核心力量。
政治局面也是一团混乱。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日本在亚洲的节节进逼，美国社会和政坛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和平主义、孤立主义都声浪极大。在1930年代就拥有3000万电台听众的考富林神父，甚至在电台上公开宣称应该容忍德国对英国和苏联的征服。
而这一切的转变，从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1943年4月，美国海军开始逐步装备新研制的反潜雷达，在4月当月击沉了15艘U型潜艇，5月击沉30艘。同月，美国海军开始紧急将所有针对U型潜艇的研究和统计分析统一归总到第10舰队。到初夏时节，整个大西洋海域就已经成为盟军的安全水域。
另一项科研应用也很快进入列装——无线电近炸引信。1940年，英国科学家将这一技术介绍给了美国科研人员。美国科研力量迅速开动，将这个还处于理论阶段的技术快速扩展并且产业化。到了1942年9月，美国每天已经可以生产400个引信。11月，4500枚装备了这种新型引信的弹药运往太平洋战场。1943年1月5日，在第二轮齐射中，这种弹药就击落了一架令美军头痛的日军阿奇99俯冲轰炸机。这一技术突破成为盟军的秘密武器，在此后应对日本神风特攻队、德国V-1导弹等过程中都大显身手。
除了技术突破，此时的美国也已经从战争初一个混乱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战争机器。1943年，盟国航空器的产量已经是轴心国的4倍。二战期间，美国一共生产了30万架飞机，是日本的5倍、德国的2倍。美国生产了240万辆车辆设备，德国只有六分之一，日本只有这个数字的十五分之一。美军在登陆欧洲大陆时，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而德军还依赖100万匹骡马参与运输。
1943年这个看似突然的转折背后，是美国在二战前后的一次巨大转变。这场转变涉及到美国的社会心态、制度架构，甚至是民主制度方方面面的深刻改造。
这也并不是一场“自然而然”的改变。在战争初期，法西斯政权展示出了制度优势——高度集中的社会舆论、快速的资源调配、全民动员体制等等。这些对美国形成了巨大压力。面对严峻局面，美国进行了有意识的自我革新。这场革新的核心命题是美国的竞争力，表现为在民主政体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其中一位极其关键但又一直被世人低估的人物叫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
布什的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其一，他建构了美国政府、企业、学界相结合的体制。在这个体制的建构中，他既实现了资源统合的效率，也保护了开放社会的活力，使得美国避免了极权政权陷阱——在极权管制下实现短暂效率优势，但整个社会迅速失去活力。
其二，布什重塑了美国对国家竞争力的理解，将科学树立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他对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定义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美国。2021年美国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引发了中国的极大担忧和抗议，而美国国会议员们无论是在标题还是内在核心思想上，都大体重复了布什当年那份影响深远的报告——《科学：无尽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布什于1890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成长于美国工业革命高峰——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卡内基、洛克菲勒等美国第一代顶级企业家呼风唤雨，不仅建构了极高效率的组织形态，也将企业家精神注入了这个新生的国家。
时代风潮对布什的影响极为深刻。他1919年加入麻省理工大学成为一名教授，在1922年便开始创办自己的公司，即后来大名鼎鼎的雷神公司。此后他又在首都华盛顿出任政府高官，融合学术、企业和政府的三种角色于一身。
布什的经历之独特，使他成为重新建构美国竞争力体系的最佳人选。但他还需要一个时机。
1938年，一直在波士顿教书的布什接受邀请，到华盛顿出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一职。他开始与政界有了紧密的关联。
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欧洲的局面已经惨不忍睹。而此时美国仍然深陷各种混乱，特别是官僚机构的低效。
其中一个例子是1939年9月，美国一群物理学家已经说服罗斯福总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推动核裂变研究。罗斯福选择了一名官僚来主管这个委员会，可是这位官员并不了解原子能，且一直行动缓慢，直到1940年春天，用于研究的经费只有6000美元。
德国对法国的入侵，让布什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成立一个统合各种力量的科研机构。罗斯福用了15分钟，便在他的提议上签下“OK”。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正式成立。
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建立，使布什拿到了顶层设计的权限和进行大整合的平台。他将哈佛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大学校长、加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和军方将领都拉入这个委员会，对美国紧迫需要的战略性研究进行统合。
各种资源通过这个平台进行统合之后，一下子爆发出巨大的潜能。前面提到的反潜雷达、无线电近炸引信，以及对整个人类历史都影响深远的曼哈顿计划都出自于此。
这种整合的本质，是提升政府在科研中的地位。
这样的做法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美国立国以来的民主政体一直坚持地方自治、小政府大社会。提升政府的地位，甚至是管控能力，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并不容易接受。
这么做的原因是，民主是有代价的。
目睹了欧洲民主国家在二战前期的快速溃败，布什作为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1939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极权国家很有可能击溃民主政体。自由的代价就是效率低下。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代价是否能够成功带来回报。”
当然，布什并没有坐等这样的回报，他选择全面开动国家机器来进行对抗。当国家力量开动起来之后，美国才真正获得了与极权政权竞争的力量。
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局面的扭转，1944年，布什领导的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每周支出300万美元，对300多家企业和大学研究室里的6000多位科研人员进行资助。而在1939年之前，美国进行军事研发的费用才仅有全国每年500万美元。
布什在1944年的一封信函中写到，只有国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推动世界级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和工程。
但布什的贡献和思想的深刻远非仅仅停留在不断扩大国家权力，与极权政权进行抗争这个层面。恰恰相反，当国家力量全面介入科研，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之时，布什开始警惕并且思考如何不要走向反面。
最能反映布什态度的是一场争论——当学术界参与到政府的研发任务中时，两者应该是什么关系。在反潜雷达研发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爱德华•鲍乐斯认为，学界应该被完全纳入到军方体系中来，成为“受雇佣的枪”（gun for hire）。而布什则认为在合作的过程中，学界一定要保持独立性，特别是在面对强大的政府时，两者应该是平等关系。
对于国家力量的担心主要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
一方面，布什作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最有权势的科研管理者，深切体会到由政府主导的科研，经常受到政治官僚非专业决策的损害，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引入学术界的顶尖人才参与到决策中来，而不只是一个顾问或者是被雇佣的身份。他坚信只有专业人士，而不是政治官僚，才能做出真正专业的政策决策。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深入跟踪了纳粹德国的科研进展之后，布什发现极权体制往往只能在短期内依靠资源的大量堆积产生领先效应，代价是民间很快失去创新活力，从而在后续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比如他曾经非常担忧德国的V型导弹，也非常担心德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但在长期追踪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尽管德国很早就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展开了科研，但他们的进展非常缓慢。
建立一种制度，既要追求效率，又要保持独立性和民主的活力，这并不容易。为此，布什给出的天才设计是引入企业经营的思路。
他大量使用合同制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合同制的好处在于，既能调动社会资源为政府的关键性研究服务，用合同约束保证其效率，同时也尊重了社会的独立性。同时，大量资金和资源的注入，也激活了社会力量。
国防研究委员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为了吸引一流研究者进行科研，委员会成员、彼时哈佛大学校长康南德建议快速建立起政府的科研机构，雇佣科研人员为政府雇员。布什的答复是“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将和大学、研究机构、工业实验室签署大量的合同。”
仅布什领导下的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这一个平台，就和民间签署了约2500份合同，涉及金额5.36亿美金。
布什的这种做法被称为“基于合同的联邦制”，既保证效率和统一性，又维护了独立自主带来的活力，其底层色彩倒是非常符合美国的建国哲学。
布什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美国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几乎全社会都开始接受他提出的科学是美国核心竞争力的主张。而这种态度转变最典型的代表是军方。
二战开始时，美国军方对于科研持有非常保守的态度，但在布什的努力下，举国上下都看到了科研进步对于国家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角色。到1953年时，美国国防部每年资助科研的经费已经高达16亿美元。军方甚至表现出大量的兴趣去支持基础研究，比如当时美国物理学研究经费的98%都来自于国防部或者是政府的原子能机构。
1945年，当战争的压力退去之时，布什开始了他的另一个重要制度建构——结束由他自己领导的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设立一个新的机构。
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聚集了巨大权力，布什认为当战争的紧急状态结束后，应该重新建构政府与民间科研机构的关系。一方面，美国从战争中学到的是政府一定要继续支持科研的发展，这样才能为维系美国的竞争优势不断提供足够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力量需要受到制约，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很容易掌控民间科研，从而窒息整个社会的活力。
几经辩论，1950年，一个基于布什的设想和规划的新机构正式成立，这个机构不仅奠定了和平时期美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深刻影响到了今日的美国及其竞争力。这个机构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根据布什的设计，这个基金会可以从国会直接获得巨额且稳定的拨款，比如在2020年，这个基金会的预算就高达83亿美元。但同时，这个基金会并不是由政府或者政客来领导，而是通过一个独立的、由顶级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从而保证基金会决策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而且，接受资助的科研人员仍然可以保留专利权。这个基金会支持的重点是最耗费资金但也最为重要的底层基础研究，而把应用型研究留给了民间和市场。
这成为布什留下的最后一笔遗产，在美苏争霸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布什在学术、企业、政治三个领域都有深刻的经验，当历史走到关键一步时，他成为了不二人选。这种独特性使他成为一代特殊人群崛起的代表——公共企业家。
美国学者尤金•李维斯对“公共企业家”有一段精彩且深刻的描述：“（公共企业家们）创造或者精心打造一个公共机构，从而能够对有限公共资源的现有分配机制进行深刻改变。机构和政治环境往往包含着自相矛盾的价值观，但这些人能够从这样的环境中崛起并成功。公共企业家能够非常有特色地利用这样的矛盾。”
布什是这个人群的开拓者，并树立了有着足够历史地位的里程碑。
1965年10月1日，布什早年求学且工作过的麻省理工大学将自己的第13号建筑用布什的名字命名，在大厅的石板上篆刻了对他的致敬，其中最后一条写到：“他运用他的治国才能建构并且倡导了一系列的良策，推动科学、工程和教育的进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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