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书吧消失在城中村里 - 南都观察

作者：宗城
全文45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

雨声过后，大海依旧。只不过，对于那些在乎雨水的人来说，有时候，一滴雨的消失，等于一片大海的死亡。

今年九月，我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则消息：“附近”书吧消失了。

书吧的店员说：“8月中旬，房东和物业开始向书吧施压，要求立刻解除合同，让书吧搬走。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理由，只丢下一句：‘让你们搬走的原因就是让你们搬走。’”

就在两个月前，我刚刚写完一篇关于它的文字，原本计划下次去深圳再回访“附近”，如今已无机会。当习以为常的事物突然陨灭，那种失落感更加剧烈。记得2021年初，当我来到“附近”书吧时，创始人之一醉马对我说，选在城中村就是因为地租便宜，如果能办，肯定还是要继续办下去。

我把消息转发给和“附近”有关的朋友。丹已经不在书店了，在一家文化公司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她就在深圳，因此比我更早得知消息。很突然，因为不是经营不善慢慢死去的，而是源于“不可抗力”。

我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棠宁的惋惜。她一年前还在“附近”做志愿者，现在人已经在欧洲，开玩笑说叫“润出去”。其实欧洲今年通胀严重，普通人生活也不容易。她在比利时进行学业，还不确定未来是留在欧洲还是回国，毕竟很多事都说不准。“附近”消失，她也不晓得以后回深圳还能去哪些地方，她在深圳的大部分朋友都跟“附近”有关，就像沙漠里唯一那间客栈关门，沙漠中的游侠散客们只能走散。
 

惊觉跟“附近”有关的朋友都分离了。短短一年半，除了棠宁和丹，还有我从前在上海706生活实验室的室友阿达。这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和电影导演，曾经去“附近”参与一场讨论女性议题的活动。原想着打破同温层，多接纳几位男性观众，结果既有彬彬有礼的男士，也有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大叔侃侃而谈，大有一副女性议题我们男的比你们女的更懂、我们在舆论场压抑久矣的架势。同温层是打破了，又很快关上。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些号称打破同温层的活动，最后跟你玩的还是那批人。
 

这也是致力于知识传播的人共同的苦恼，关于如何打破同温层，不只是撕裂和自说自话。“附近”书吧最开始建立，多少也有这种用意。我最初去到那里，对它最大的好奇就是——为什么选择在城中村办这家空间？它跟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找回附近”又有什么关系？
 

丹当时是深圳一家书店的店员，也是“附近”书吧的朋友。通过她和棠宁，我成功和这家书吧的创始人取得联系。不是很正儿八经的对谈，而是边玩边聊，参加书吧的音乐分享、性别议题讨论会，谈到独立空间在深圳的落地，晃晃悠悠的我们在城中村散步，夜晚吃广东家常菜，说起共同认识的朋友。

“在城中村就是租金便宜。”

便宜，这是我在食宵夜和深夜饮酒时都听到的词。他们坦白讲，在城中村办书吧就是因为地租便宜。在深圳这样一座寸土寸金的城市，普通人想在繁华商业区办一家书店，每个月仅是租金就头大。深圳商业广场里的书店多是西西弗这样的连锁，侨城区也有像旧天堂这样的书店，选书讲究，装修有复古格调，但地租不便宜，普通人办书店，又不想承担太高租金，地段偏远是无奈之举。他们就想，与其办在一个偏远的商业区，不如干脆就在城中村，办一个在城中村里的公共空间，大家听着会更有意思。

他们有四个创始人：设计师醉马、老叶、程序员刚哥、算法工程师老田。我问他们取名叫“附近”的用意。创始人坦陈，这是受到了人类学家的启发。早在项飙跟许知远对谈提到“附近消失了”之前，人类学家就已经有意识地把视角“由远及近”，运用田野调查、肉身介入的方法，去观察附近发生的变化。四位创始人受到“找回附近”这个概念的启发，他们希望打破悬浮、空洞的生活景观，创建一些具体的联系。

他们把书吧选址在了宝安区西乡街道渔业旧村，这里正在旧改，房地产商万科2019年就拿下了这片地段。别看它不在深圳市中心，但临近11号线，周边是广兴源互联网产业基地、径贝小学、中英公学、坪洲小学、时代城、御景湾，属于容易升值的地段。

渔业旧村靠近西乡河，过去这里有码头，如今走进去更像是港式街道，一排排香港深水埗那般的高楼拥挤地挨着，细细的道路两侧是生活超市、服装店、五金店、果园、手撕鸡这样的店铺。

所以，这里号称城中村，但并不脏乱差。和广州一样，深圳有大量城中村，曾经的白石洲就是许多外地工在深圳的据点。近十年，白石洲士绅化进程加快，楼修得更漂亮了，房价也随之飙升，许多打工家庭住不起，只能搬迁。深圳的城中村不缺乏餐饮店、按摩房、家具店，但是要说一家独特而有趣的公共空间，坦白讲在深圳并不多见。因此，我对“附近”印象深刻。相比起读者看书、购买文创却很少互相交流讨论公共议题的商场书店，我更喜欢这种真正具有公共空间气质的地方。

“附近”书吧在城中村里显得特别和小巧，它拥有深灰色的瓷砖和一扇黄色大门，大门贴着读者赠送的对联：“门内只富书与酒，心中唯存歌和友。”右上角挂着“附近”两个大字，门口摆放几盆绿植、两个小板凳、一块软沙发，竖立一块小黑板，上面会写上每日活动。而它的对门是一家便利店，右边是快递驿站，整个氛围萦绕着广东的家常气。

这家书吧室内空间只有20㎡，空间里摆放了各类书籍，还有电子琴、吉他、架子鼓等乐器，书吧的书除了少部分是四位创始人的书，其他多由读者捐赠，这些书只借不卖，但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换书。不只是书，这家小成本空间的书架是库布里克书店歇业时赠送的，桌子是诚品书店关店时低价淘回来的，就连墙上的道路警示牌也是醉马从废弃物品堆里捡回来的。

这家书吧的创始人团队和参与者里，不乏女性的身影，她们会注重一些性别友好的细节，比如在卫生间多放一包卫生棉，鼓励周遭的家政女工参与活动，建立女性互助的社群等。除此之外，书吧会不定时举办“附近放映室”“真人图书馆”“小问题俱乐部”等活动，比如“真人图书馆”邀请导演、编剧或书籍作者来分享创作过程和心得；“小问题俱乐部”是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这里的电影放映活动收费只要10到20元，他们仅仅依靠活动、饮品挣取小额收入。

因为创始人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附近”不是由一个核心人物撑起来的那么一家空间，而是由社群驱动，几个早期创始人带动对书吧比较有热情的朋友，通过熟人介绍、社群传播、核心人员轮值的模式，让“附近”成为一个朋友们下班后愿意常来的地方。所以，它举办的活动虽然不乏《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读书会、林生祥音乐分享会这样的主题，但它的基调不是高高在上、精英主义的，而是流淌着亲切平和的草根气，在这里没有权威，更像是新老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

在“附近”，我回想起在北京皮村看到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皮村也是城中村，但北京的城中村和深圳相比很不一样。在北京，城中村是非常粗砾、尘土的景观，北京在一轮轮旧城改造后已经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像皮村，我从五道口出发，需要换两三趟地铁，再坐公交，大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比从北京坐动车去天津的时间更长。

坦率地说，在昔日媒体报道的热潮过后，皮村的文化热已经比2017、2018年消退了一些。曾经在皮村生活、和张惠瑜、范雨素、小海等人合办《新工人文学》杂志的万华山告诉我，平时看工人文学杂志的读者真的不是很多，他们做的杂志，基本还是在工友和少数朋友那里传阅。

这些年，我看到一些朋友依然在跟皮村缔结联系。通过工人文学小组、艺术节、非虚构写作等形式，他们让更多的工友开始书写自己的生活，让诗歌和哲学不再只是大学里的高头讲章，也能在尘埃里开出花朵。

在“附近”，我也看到类似的改变在发生。最明显的变化是：参与他们活动的不只是留学生、文学青年、大学教授，不只是那些本来就流连于文化和艺术节的人，还有家政工、程序员、餐饮店店员、二三本的高校青年。他们在一个没有等级制的氛围里，表达日常中被压抑的声音，亦或者，只是什么也不说，听一曲南国的歌谣。

无论是在“附近”，还是在皮村，或许这才是相比起士绅化的艺术空间更有意义的地方。它让艺术不再只是一种格调，它真的提供了一个窗口，有机会让本来不接触那些的人看到更自由的表达。毕竟，衡量一座城市的人文主义精神，不是看它的士绅化街区多么漂亮、封闭大学里有多少名流讲师、清退城中村后新建的社区有多么精致，而是看它有多少普通人可以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它的书店、报刊亭、独立文化空间、平民沙龙的情况如何。保卫后者，也是在保卫知识流动的可能性，是让知识真正成为民众的、创造的、平等的，而不只是一种可供炫耀身份的权力与资本。

只可惜，八月份“附近”传出了关停的消息。在那个夏天，已经有几次“社区人员”以“疫情防控”为由，打断他们的活动，翻查书吧里的书籍和陈设，询问参与人员。而早在七月份，房东就曾经以“房子要改造成公寓”的名义，希望书吧尽快搬走。尽管那时候，合同约定的房租期限还有半年。“社区人员”的理由是“房子要改造成公寓”，后来“附近”的运营人员从社区干事说漏的口中得知，这个理由可能是编造的。

8月19日，“附近”被强制断电。截止8月14日，这里一共举办了248.5场活动（有一场被迫中途结束）。深圳城中村，从此失去了一家具有人情味的文化空间。

这不只是个例，在深圳，书店的突然消失是常有的事，比如2018年成立的二次元书店“本来”，开张一年半后宣告关停。深圳古籍书店和深圳商报读者服务部，也早已经退场。深圳报人胡洪侠写过一篇《深圳书店“阵亡”录》，记录了深圳那些小书店的消失。

关于“附近”，一位网名叫接接的顾客说：“如果说‘附近’最初是要造一个与冷漠世界隔绝的温暖落脚点，那么‘附近’做到了。不然为什么我半夜会坐在这里，会因为这家书吧而落泪。我从未想过，会与一群人有如此真诚又深刻的连接。其实经历了最后一次放映的大逃杀后，我郁郁寡欢了好几日，那种感觉更像是最后一点庇护都要被拆除，把我裸露在无边的暗夜下。很想在最后说一些快乐的话，可是我好像做不到，就是因为感受过十分温暖的时刻，此刻才觉得无比的寒冷吧。”

在许多外人眼里，“附近”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一家空间消失了而已。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深圳老东门的店铺都换了几轮了，疫情三年又有多少倒闭的店铺，“附近”又不是万圣书园这样的老字号，也没有单向街、衡山·合集、豆瓣书店这样的影响力，记录它消失，也不会有什么浏览率。在新闻行业，这大概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值得做的选题。但是，谁来界定，怎样的消失是值得记录的，怎样的又是不值得的呢？如果不被更多人看到，是否一些珍贵但小众事物的消失、被遗忘就是理所当然？

疫情之下，已经有太多这样的问号，多到让人感到麻木。在2022年浩如烟海的大事件里，“附近”书吧的消失没有登上一条热搜，也没有像许多热点一样引起出圈后的如潮转发，在他们的店员推送《告诉他们，附近在消逝》一文仅仅两天后，网上几乎没有人再讨论“附近”书吧这件事了。

2022年秋末，我再度想起“附近”，借着写文章的缘故，我去询问丹：“现在附近书吧是搬迁了，还是彻底消失了？”丹说：“现在就是不搞了，偶尔会搞一些让大家出来玩的活动，去海边之类的。”

“还会再办吗？”我托丹去问老叶。

老叶说：“不会再办了。”

“附近”书吧的确是消失了。它像是落在大海的一滴雨，雨后无声无息，大海依旧，这滴雨的消失什么也没改变，只不过，对于那些在乎雨水的人来说，有时候，一滴雨的消失，等于一片大海的死亡。

题图来自公众号“Close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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