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与工人建立联系的探索

文｜贾凯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

从1920年到1924年，是中共百年历程的早期阶段，也是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肇始。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但中共并非天然出身于工人阶级，特别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多出自五四青年一代，而五四运动之前学界与工界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此外，近代中国不同区域、劳动部门的工人在知识水平、待遇等方面差异颇大，工人与帮口、青洪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过程颇费周折。这既是使工人“养成阶级的自觉”即灌输阶级意识的过程，又是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早期中共必须与工人建立思想、组织两方面稳固的联系，这可以算作共产党人与工人建立联系的“中国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早期中共才能避免出现拉狄克所言“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即学院主义倾向，才有可能完成救亡图存的迫切任务。

以往学界既有对某地工人阶级结构的个案研究，也有对中共领导的某些工运高潮的专论，还有对中共领导某地工运制度的探讨。这些研究揭示了工人待遇与工人抗争、阶级意识与抗争行动本身的复杂关系，以安源为代表的早期革命运作模式、中共指导工人的特派员制度与中共革命传统的关联，以及从社会学、政治学、工业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分析上海工运等。但是，进一步厘清早期中共采用何种方式与工人建立联系，这些方式如何成为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一般方式，中共在工运遭遇挫折时如何调适等问题，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复杂过程。本文利用回忆录、报刊、档案等文献资料，尝试探讨早期中共如何接近工人、与工人建立联系的长辛店经验何以传播、二七惨案之后中共与工人的联系如何恢复与调适，希冀继续推进中共早期历史以及中国工运史的研究。

一、早期中共“接近工人”的尝试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五四知识分子在对中国工人作了一定调查之后，初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基于此，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了接近工人的初步尝试。他们采用多种手段、调动各种社会关系，以期打破工学界限；通过编辑工人刊物、开办补习学校、组织文体活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觉悟，希望与工人建立思想上的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开始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捧。苏俄“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的主张，更是“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一些先进分子遂将救亡图存的途径转向“效法苏俄”。“五四”之后的学生界大致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认为学生不能独立救国，需要寻求与工人、农民、军人结盟；二是不仅要信仰主义，还要力行，其内容不仅是政治革命，更涉及激进的社会革命。与之相关，中共如果想“效法苏俄”、实行社会革命，需要先对中国工人阶级开展调查。当时陈独秀亲自或委托朋友、《新青年》读者，“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调查报告发表于1920年的《新青年》第7卷第6期、《劳动界》第8期至第18期以及《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等，体现了早期中共“寻找无产者”的初步尝试。开展上述调查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没有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详细统计，因此各地共产党人几乎都进行了“寻找无产者”的探索，为寻找阶级基础提供现实依据和佐证。

早期中共“寻找无产者”是为了组织工人阶级，其必要步骤是接近工人。1920年，俞秀松在提交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渴望接近工农和研究他们的状况，于是他们离开大学，下到工厂，在那里建立基层鼓动组织。青年团认为要发展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自觉性，就必须向他们普及教育，于是，在中国工业区开办了一系列日夜学校，每周还组织宣传员小组，在大街上举行群众会，与广大群众交谈。”包惠僧后来将其概括为：“如何使他们发生阶级的觉悟？那么，惟有劳工教育四字”，“劳工组合，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阶级争斗，劳工必先有强固的团结”。不过，早期中共与工人的联系远算不上“强固的团结”，他们“同工人阶级的联系，终归还是有限的”。即便是这种有限的联系，对于早期中共而言也是颇费周折，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与工人“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格格不入”。

为破解上述难题，中共一方面通过改装易服、学习工人语言等技术手段突破，另一方面则借助师生、同乡、家庭等个人社会关系实现目标。例如，工人出身的徐梅坤为调查浙江省立贫民习艺工厂，不得不扮成乞丐，费时3个多月才把全体艺徒团结起来；俞秀松为进入上海机器工厂，不得不“改名换服”，力图向工人灌输新知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罗章龙、张国焘等人到长辛店采取各种办法接近工人，如在假日邀请工人来北京游园，或在长辛店、南口等地工厂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解释，与工人共同讨论“互感兴趣的问题”，“感情日见接近”。语言也是很大的难题，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启汉、陈为人和袁达时三位湖南人，“经过学习、锻炼，能够听懂上海话，并且还能马马虎虎地说上几句”，才融入上海工人之中；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往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都是南方人，与工人沟通时常发生误会、笑话，不得不组织编写《应用京话词汇》，供学习参照。总之，早期中共只有“接近工人”，“对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解释”，才能与工人建立起联系。

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早期中共则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其中毛泽东、李立三与安源工人接近的过程，具有一般代表性。1921年秋，毛泽东利用同乡关系联系上安源煤矿的毛紫云，后由其带领参观矿山、下矿井、进工棚、接触工人。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请湖南劳工会的黄爱与安源工人建立通讯联系，黄爱则通过湖南劳工会交际部干事张理全，与安源的朱少连、李涤生、杨秋连、周镜泉等建立了通讯联系。12月，李立三携带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具的介绍信，以兴办平民教育的名义通过萍乡县政府批准，在朱少连、李涤生、周镜泉等协助下，在安源办起了平民小学。由于安源工人中醴陵人众多，李立三醴陵人的身份以及社会关系，对于他联络安源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黄冈人包惠僧在武汉接触工人的过程就要曲折得多。当时，武汉党组织中没有人认识工人，虽然多次开会讨论，但对于如何找到工人可谓一筹莫展。后来，他们通过熟人黄负生、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又通过孙瑞贤认识了其父孙镜芳、叔叔孙叠芳。后者既是厂长弟弟、又是师傅，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包惠僧在这三个人的支持下，得以接近徐家棚的众多工人。之后，包惠僧在郑州、汉口江岸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过程，虽然与之前不同，但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不难看出，早期中共与工人的接近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联系的建立，不得不借助中国传统的私人关系网络。

通过编辑、发放传单、小册子、杂志等印刷品进行启蒙，是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思想上的联结”的举措之一。各地共产党组织出版多种工人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仁声》《来报》《劳动者》《劳动与妇女》《济南劳动周刊》等。以上海《劳动界》为例，李启汉、陈为人、袁达时等人为编辑该刊物，“在一些工厂周围转来转去，不论夜晚或清晨，利用工厂开门、工人离厂时候，或交接班、停工休息的时候，他们都在等候工人，旨在与工人们建立关系，设法同他们进行一般性的、实用性的或娱乐性的交谈，引导工人谈谈他们的工作，车间工厂的劳动条件；谈谈他们的工头和老板，他们的工薪，工伤事故的风险，以及经常可以发生的疾病和死亡一类事……正是大部分依靠他们深入实际调查回来以后，所整理出来的笔记材料，才使第一期《劳动界》周刊得以编成”。由此写成的文字，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工人“第一次切切实实地读到了他们自己”，甚至出现工人早早等着或提前开门等待刊物发放的情况。正是通过《劳动界》的“牵线搭桥”，共产党人李中与电厂、铸造厂、纺织厂的工人建立了关系，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机械工人工会。由此观之，通过出版、发放印刷品与工人建立联系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毕竟能够与工人建立“思想上的联结”。

为解决当时多数中国工人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中共开办各类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都建立过类似的学校。1920年5月，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开办通俗学校、平民学校或工读学校，其中武昌第一平民学校招收的全部是工人，包括船工、竹工、木工、织工等手工业工人。9月，毛泽东在长沙恢复前一年4月停办的工人夜校，“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主持教学工作”。当然，早期中共开展的工人教育，既立足于识字、国民常识教育，又或明或暗地含有阶级教育色彩，这体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演进的特点。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过程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时期，张国焘等人曾经率领同学到此演讲，宣传爱国主义和组织工人十人团。1920年下半年，张国焘、邓中夏再次来到此地，了解到工人最需要的是“一间工人子弟学校”，后与“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的朋友联合创办学校，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办工人补习班。为筹办经费，邓中夏等人还拉拢了几个工头，学校于1921年1月成功开办。在与其相距不远的保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吴汝明与何立泉、白月岳、吴明科等铁路工人，于1921年春共同筹建了铁路工人夜校、铁路工人子弟学校，着力讲解“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工人怎样才能不受苦”等基本革命知识。

通过教育与工人建立思想联系的方式固然理想，但费时颇久。为尽快吸引工人，早期共产党人还积极组织各种娱乐活动。他们在长辛店组织“长辛店劳动消夏团”，宗旨是“使铁路工界同人得正当有益的游戏”，设置音乐组、游戏组、拳术组、足球组、图书组、演说组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派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地区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创办之初入校工人并不多，李启汉决定在寒假期间将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1920年12月19日，工人游艺会在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者400余人，工人很喜欢游艺会的各项娱乐活动，半日学校入读工人数量才开始增多。至1922年，广东、湖北、湖南的党、团组织也采用类似方式“接近工人”。3月6日，谭平山在代表广东省团组织所作的汇报中提到，计划创办青年剧社、劳动通讯社，使用影画机开展活动。五一节前，武汉党、团组织计划举行大规模游艺会，包括戏剧、魔术等项目。此后，武汉党、团组织发放800多张票，其中500张免费送给工人，剩下的票则售卖以筹集费用。由于当时湖北省政府不知晓五一节的意义，效果出乎预料，“戏剧演得很得听众的欢迎”。武汉团组织总结说：“以后决定组织演剧部。因这次我们得了很大的效果，没有甚么宣传的方法比演剧还能影响人些。”5月10日，陈潭秋、刘昌群、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在《大汉报》发表青年戏剧社成立宣言，宣布该社以“发扬艺术，改造社会”为使命。之后不久，湖南常德的团组织也计划成立“青年新剧社”，由此筹集青年俱乐部、青年图书馆的办公经费。湖北、湖南的党、团组织表演戏剧、魔术、新剧，是早期中共吸引工人、扩大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上述娱乐活动的广泛运用，既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新陈代谢的展现，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传播新观念、赋予旧形式以新内容的自觉。

总之，各地早期党组织为打破工学界限，采用改装易服、学习工人语言等手段，并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关系接近工人。为与工人建立思想上的联系，他们希望编辑工人刊物来启发工人觉悟，但工人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又迫使他们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文体活动来实施。这些接近工人、启发工人觉悟的手段，不是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某地共产党人的独创，而是各地共产党人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或相互借鉴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中共一大之前具有普遍性，一大之后在前期工作基础薄弱的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也时有发生。

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及其经验传播

在接近工人、启发工人觉悟之后，中共下一步的目标是组织工人和建立工会。一大之后，中共中央将成立产业工会确立为各地党组织的基本任务。1921年4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中共一大之后其运作经验在中共中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铁路、工人报刊、密查员在全国传播、推广，同时确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人团体中的“总通讯机关”地位。而影响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深度”的则是工人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否被重构，中共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

中共一大前，各地党组织与工人的联系还谈不上广泛、密切。1921年7月，马林在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很小，因为仅仅在大工厂里才有”，“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大多是一些旧式的、老板和工人都可以进的行会”。北京的党组织想帮助罢工者，可工人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在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早已与工人建立联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做联络五金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上海的情况也不甚理想，党组织在工人中的工作尚未完全展开，那里的贫民窟“常常见到孙逸仙的画像。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即便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也是“建立在早有框架的行会的基础上”。总之，就全国而言，现代产业工人组织还未广泛建立，早期中共与工人的联系也不太理想。

比较而言，北京党组织在长辛店的探索较为成功，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是中共领导的最早工会组织之一。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成为工人聚会的场所，经常有人来唱戏、聊天。由于张国焘出国、邓中夏离京、罗章龙事繁，党组织先后任命李实、吴汝明等专任教员负责指导。他们关心工人情况，“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避免管工和监工的盘剥。面对这一提议，工人们反应不一，经过多次商谈和说服，决定“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之后，党组织在长辛店寻找“有觉悟者”“与我们有联络者”担任干事，再由干事介绍忠诚可靠分子作为部员，“每星期由教职员方面召集工人茶话会一次，讨论工会进行之方针及借此机会以联络工人”。从劳动补习学校到工人俱乐部，北京党组织在长辛店积累了联系工人的丰富经验，包括广泛利用社会关系接近工人，采取多种手段消除工学界限，通过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等与工人建立广泛的联系；对于之后成立的工人俱乐部，党组织则派人前去指导，并从中发展先进分子加入党、团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不久便发展到1800多人，并于1921年4月9日开成立大会，来自北京、郑州、陇海路、汉口江岸站、信阳站、京奉路的代表和1500多名部员与会。长辛店经验由此在全国铁路线开始传播。中共一大之前，以建立劳动补习学校为中心的长辛店经验的自发、广泛传播，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初步觉醒。

中共一大以后，共产党人与工人的联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1921年7月，中共一大明确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和原则：“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公开成立，之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汉、济南等地成立了分部，各分部负责人一般由该地党组织负责人担任。9月，从广州返回上海不久的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和工人运动、宣传工作，各地代表作了当地工人问题报告，制定工作计划，调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组织机构及人选。自此，中共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正式成型，组织产业工会的基本任务更为明确。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发出，要求各区党组织“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各区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概言之，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目标是组织产业工会，特别是铁路工会。

在罗章龙参加完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回到北京之后，中共北方区委讨论了贯彻中央方针的具体措施，决定在长辛店、唐山、南口、丰台4处北方铁路工人集中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设立两个或三个工人补习学校，加强党报《工人周刊》的编辑力量和发行工作，在铁路、矿山城市建立党、团组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合法斗争、直接行动的罢工斗争方案等9项内容。1922年四五月，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中共与铁路工人的联系随之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具体缘由有以下两点。

其一，铁路网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与铁路工人以及各铁路线之间工人的联系提供了前提。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很多参观者，将长辛店经验带回本地，建立本地的铁路工会。如津浦铁路济南机厂的工友李广义和黄锦荣，向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史文彬详细询问俱乐部的情况，并到工人补习学校、工人活动点参观。二人回到济南后，于当年6月成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并在北大槐树和中大槐树办了4处工人补习学校，几百名工人先后参加学习。显然，铁路网为各地铁路工人之间的联系、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关键的是，罢工具有突发性和即时性，工人发动罢工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能够通过铁路网迅速派人给予指导。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北方分部迅速派包惠僧、罗章龙前往指导。如果没有罗章龙、包惠僧的到场指导，陇海路工人、员司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等问题很可能会导致罢工失败。陇海铁路工人罢工胜利之后，陇海铁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得以与该铁路各段工人发生联系。就全国而言，在“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时期，中共在铁路上“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在各段各厂都建立了工作据点。因此，铁路网为长辛店工运经验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铁路工人罢工时的指导强化了中共与工人的联系，并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客观上成为各地工人联系的“秘书处”。

其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分部创办的工人刊物，为各地工人之间的联系、工人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模板”。中共一大后，由于上海的共产党员骨干大多参加全国性组织工作，或忙于刊物编辑，再加上很多党员被派往外地或出国，使得中共在上海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1922年6月1日，中共上海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的李启汉被捕，《劳动周刊》被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上海工运陷入困境。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往北京，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作为中共北方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的《工人周刊》基本是当天发出，“通过各条铁路机车与各路车务工会负责人进行运送”，迅速可靠地到达工人群众手中。刊物的销行多沿北部5大干线铁路，每期印数可达2000份，宗旨为描写工人疾苦、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指导工人组合。1921年秋，安源路矿铁路工人朱少连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驻株萍铁路特派员。他利用常到长沙跑车的机会，将《劳工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带回安源，由李涤生等人发给部分矿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而报刊的发行网、编辑部与读者的互动，也能构成一种联系网络。武汉工人项英通过阅读《劳动周刊》认识到工人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后通过给《劳动周刊》写稿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建立了联系。1921年陇海铁路罢工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中共北方区委在该地没有分部、支部，也没有与工人建立组织关系。不过书记部在各线路都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找不到落脚地点”的罗章龙最终通过《工人周刊》投稿员赵天俊、钮传琪找到了罢工工人。因此，《工人周刊》等工人刊物的编辑、发行，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全国工人建立联系创设了渠道、提供了平台。

总之，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长辛店经验，在中共中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通过铁路、密查员、工人刊物得以广泛传播和推广。这是对中共一大提出的“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原则的贯彻。中共则借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公开机构，通过铁路、密查员、工人报刊领导全国工运，争取和团结全国工人团体。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经过讨论，通过了《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10项决议案，确定了产业组合原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全国工人团体的“总通讯机关”。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中共二大决定，号召全国工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全国各地的铁路、矿山和工厂的许多工会、俱乐部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劳动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成为工人罢工斗争的纲领。自1922年8月开始，中共北方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根据工人罢工要求，相继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京绥路工人总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等斗争。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全国工运这一机制的功用可谓发挥到极致。

如果说长辛店经验的传播和推广提高了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广度，那么能否重构工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则决定了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深度，这主要涉及处理帮口、青洪帮问题。关于帮口，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指出：“我们也渐渐明白工人们不可把我们自己分成什么广东帮、宁波帮、江北帮、天津帮等，因为这是使自己这个阶级互相分裂，断不能用这种‘帮’的团体和资本家奋斗。”即便是长辛店也无法避免，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人以及不同工种之间常常发生歧视和纠纷。中共在唐山组织工会时，“特别注意联合当地矿工各主要帮派……书记部同志来后，晓以革命大义，使他们化除畛域”，“五矿工会领导机构大都是吸收南北各派中的革命意志坚强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所组成”。包惠僧、陈潭秋到汉口组织工人时，曾经联系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他与福建帮、江南帮、湖北帮相处得都不错，后来通过他几经辗转认识帮口领袖杨德甫(湖北帮)、黄桂荣(江南帮)、林祥谦(福建帮)。包惠僧、陈潭秋之后对这三位帮口领袖开展团结、说服工作，由此确立了京汉路江岸工会的基础。后来，京汉路工运的大发展，与中共照顾帮口关系、团结各帮口领袖有着重要关系。

青洪帮是中共重构工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另一障碍。马林初到中国便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洪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中共对此采取的方式是“先加入后改造”，效果则不尽相同。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大罢工期间以义气争取洪帮同情、通过“拜把子”拉近彼此感情的行动相当成功，鸦片馆关门、赌摊收起来、不发生抢劫案三件事情“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震动”。大罢工之后，李立三送了一些路费给洪帮头目，使其离开，洪帮随之瓦解，安源工人加入俱乐部者大增，安源路矿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随之实现了重构。但是，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到洪帮里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在上海，李启汉通过参加工人补习学校纺织工人的引荐加入青帮，但即便歃血为盟与对方保持良好关系，也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其后，颇有经验的李立三来到上海，面对势力强大的青帮时，也只能感叹“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早期共产党人在长辛店、安源、上海接近工人的方式并无本质差别，实际效果则大为不同，这与原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强固、新社会关系网络重构效果好坏有直接关系。

纵向来看，一大前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侧重接近工人、启发工人觉悟，即拉近感情、教育工人，各地共产党人的探索呈现自发性、无组织的特点。一大后中共往往先协助工人成立补习学校，再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或工会，工作重点是铁路、矿山等产业工人，依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推进各产业、各地方乃至全国工人的联系，并尝试打破工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即侧重组织联系。从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长辛店经验在全国的传播，以及早期中共重构工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尝试可以看出，铁路的发展、报刊的传播为一地经验向全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它能否推广、发展取决于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工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强固，而中共中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长辛店经验有组织的传播、推广，整体而言取得了预期成效。

三、中共与工人联系的恢复与调适

随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工人思想、组织联系的建立，全国工人特别是铁路工人得以紧密联系起来，终有1923年京汉路工运高潮的出现。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实际停止了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制定了恢复工会和推动国民运动的方针，而《劳动运动议决案》关于恢复和发展新式产业工会、整顿手工业工人组织的方针，体现了中共成立后工运方针的一次大转变。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提出“集中我们的力量，加以切实的各个组织或整顿”的方针，特别是建立铁路、海员、矿工的产业工人联盟。显然，中共中央力图兼顾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据此，各地党、团组织的活动聚焦于在被封闭的工会及工友中宣传“恢复工会口号”，在胶济线、武汉与工人重新建立联系，整顿、改造上海、广东的手工业工人组织。

二七惨案之后，全国铁路线工人普遍处于“不敢动作”“不敢出头”的状态，不过胶济线曾出现过短暂发展势头。当时山东处于与直系军阀有矛盾的皖系军阀统治之下，中共在山东地区的组织未遭受致命破坏。不过，山东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仍感觉困难重重。1923年9月，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说：“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当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反对厂长时，邓恩铭原本想趁机鼓动，但估计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十之九引起彼等之怀疑”；即便认识机务处处长，但由于与其感情不好，也无济于事。半月之后，情况仍未好转，“还没有插上任何团体”。不久，邓恩铭在青岛电话公司里结交了两位朋友，嘱托他们趁着电话公司工程股职员罢工来组织工会，因为“工人和内中一位感情极不错”。在致刘仁静的信中，邓恩铭提到青岛外资工厂的情形“出人意外”，路厂、港都、纱厂、电厂、水厂的工人都在组织团体，“首领虽非同志，但经我和尽美两次五小时的详谈以后，亦无形之同交了。情形好极，异常乐观！”至10月21日，四方工人团体的改造工作有所进步，“四方已有团体，系工人自组，得张店C同志王之介绍，谈话之结果甚好！现拟参加进去，渐渐地把他们的组织改变，把他们会内所雇之书记换掉”。此后，邓恩铭还被聘为上述工人团体(即“圣诞会”)的秘书，该团体逐渐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工人团体。按照山东党、团组织的设想，如果青岛四方机厂的工人组织好了，那么胶济铁路沿线的工人就能组织起来，再以胶济线、津浦线为主干，山东工人便能紧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基于以上进展，山东党、团组织预计：“胶济线组织好了，则青岛工人与沿路矿工即不成问题”，“有二年余教育组织的工夫，即可成为北方一最有力最重要的革命的根据地”。这大概是由于胶济铁路开通后，以铁路、港口为依托的东部沿海、胶济铁路沿线成为山东新的经济中心。1924年2月，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胶济线工会会员随之大增。从上述邓恩铭等人的书信来看，山东党、团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否丰富、能否利用、效力如何，都影响与胶济线工人建立联系的稳定性、有效性。如果不能借助当地党员、积极分子的社会关系，对工人团体的改造便无从谈起，地域身份、感情联络能力显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共在武汉工人中看似有一定基础，但与工人联系的恢复同样很困难。中共三大前，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说：“没有一个人同意也无能力打着共产党旗帜进行工会方面的宣传。”针对这种普遍状况，1923年7月暑假期间，武汉团组织重新着手接触各厂工人，决定由汉口同志接洽徐家棚、武昌纱麻局、造币厂、第一纱厂等处工人，并派人常驻徐家棚开展工作。至8月20日，徐家棚团组织认为：“一切进行甚利，本团遂成为工会之基础，将来恢复工会，惟本团团员是赖”，并计划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向工人灌输知识、宣传主义、训练能力，进而使工人信任工会，造成良好的社会影响；每周举行演讲会，由本地团员或外来同志演讲，作切实之宣传；发放影响“颇佳”的工人刊物、社会主义宣传刊物给工人。至10月、11月，他们发现情况不甚理想。湖北团组织负责人胡彦彬在给中央的信中谈到，工人运动“在很短期内是不易收效的”；该地团员所受训练太少，观念不清晰，委托驻地党员代行负责，团组织则每周前往指导一次；徐家棚、汉阳两地的工人分不清工会与党、团组织，决定从教育着手。就活动开展而言，湖北团组织采用的手段包括联合学联会、平民教育社、人社等组织发起陶行知演讲欢迎会，并商议具体实施办法；工厂支部会议讨论如何宣传主义、夯实工会基础、建立秘密组织，把“拜把子”作为联络工人的先行步骤。与中共一大前包惠僧在武汉“寻找无产者”的过程作比较可以发现，二七惨案之后武汉团组织与工人重建联系，仍需通过动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开展平民主义教育来实施，工作似乎是从零开始。至1924年5月，情况也未根本好转，徐家棚的工作“极其停滞”，汉口的工会不是被消灭便已名存实亡。

尽管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但中共成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并不顺利。三大之后，中共上海区执委兼地执委按照“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封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的方针开展工作。1923年7月9日，上海区执委兼地执委第一次会议召开，决定设立“劳动运动委员会”等机构，规定劳动运动的一切计划、方法、策略均须与中央特派员、地方全体执行委员商议决定。也就是说，上海工运接受中共中央和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双重领导。通过现存1923年7月至1924年1月中共上海区执委兼地执委、团上海地执委会议记录，可管窥上海党组织与工人联系的实际过程，主要涉及提供津贴、整顿工人团体两大问题。关于经费问题，上海党组织主要采用提供津贴的解决方式。针对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加入者达到300余人、缴纳会费者不到二成、没有办公场所等状况，上海党组织决定每月提供津贴30元，解决其房租和日常办公经费问题。对于吴淞工人夜校，上海党组织决定每月补贴20元，再加上国民党每月补贴25元，该校经费问题基本解决。但组织和改造工人团体则较为曲折。对于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无人常驻办事的问题，上海党组织决定派遣王荷波、张秋人、罗章龙每周日前去发表演说，谭国昌驻会办理一切事务。对于吴淞工人夜校，上海党组织则希望大力整顿，并派张秋人整顿该校教务。然而，提供津贴、派遣人员开展整顿的效果并不好。11月22日，鉴于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不死不活之状态”，上海党组织要求俱乐部负责同志切实整顿，每月报告俱乐部组织、财务状况，两三月内自谋经济独立。至11月29日，上海党组织认为该俱乐部无发展前途，决定自次年1月起停止补贴。吴淞工人夜校的整顿工作更是一波三折。张秋人到该校开展工作后不久，该校同志曾宪明、董仲明便写信攻讦张秋人。10月18日，上海党组织决定派王荷波、徐梅坤前去纠正他们二人的错误观念，25日又决定该校校务由曾宪明、董仲明二人切实办理，地方委员会负责时时监察，寻找教员一事仍由张秋人负责。也就是说，上海党组织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改为使矛盾双方负责不同工作，避免工作出现交叉。之后，吴淞工人的组织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吴淞铁厂发生监工殴打工人一事后，时任劳动委员会负责人王荷波趁机鼓动工人组织工会。之后，吴淞工会筹备进程顺畅，有百余人签名加入，上海党组织决定由王荷波、张秋人共同负责筹备事宜。至1924年初，上海党、团组织认为，尽管工人放假回乡迫使夜校停办，但吴淞工人运动有发展之希望，同时他们对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存在的组织散漫无纪律、负责人失联、乡土观念重等问题倍感无奈。总之，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吴淞工人夜校的情况不是特例，它们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上海党组织主导的与工人建立或恢复联系的艰难过程，充分说明提供经费资助、派人驻会指导或改造工人团体的方式面临严峻挑战。1924年5月，上海党组织不得不向中央请求：“上海是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而工人群众又是这样庞大复杂……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李立三、项英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上海开展工作的。

1923年上半年，中共同孙中山的关系有相当改善，这为中共在广东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三大对于广东地区的工运作了专门部署，强调应促进手工业工会的现代化；指出香港现代产业的重要地位，要求特别注意香港的现代产业工人，将其中的旧式工会改造为产业工会；在广州、澳门、香港的工人中大力开展民族运动，特别是在香港大力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广东团组织首先将组织和改造手工业工会作为工作重点。6月4日，团广东地委书记阮啸仙在给施存统的信中提出，由于广东工人中手工业工人居多，要把恢复机器工人补习学校作为与青年工人建立联系的切入点，具体措施包括开展学生运动，如组织“新学生社”，以及组织青年工人俱乐部。10月19日，团粤区代表大会又进一步细化措施：在机器学徒中，采取组织俱乐部、开办补习学校的形式；对于手工业工人，则在其内部组织特殊团体，后续情况则根据形势发展再决定，即先加入后改造。香港的情况更为复杂，团组织面临的困难更多。香港团组织始建于1923年6月。8月23日，团香港特支干事会决定团员主要从事4项工作：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促进木匠工会、木业工会的产业联合，调查香港各工会状况，打倒共产主义宣传的障碍——圣教总会。10月19日，团粤区委认识到香港殖民地的特殊性，强调宣传新文化的重要性。24日，团香港地执委委员长梁鹏万在调查香港各工会情况时发现救国十人团在该地无法产生影响、工人喜欢组织三合会、工会之间常发生械斗等问题，决定将拉近感情作为改造、联合各工会的第一步。此后，香港团组织与工人开展联系工作的重点侧重于教育、文化运动。11月17日，香港团组织根据团中央通告精神，组织木匠工会补习夜校，开设国文、英文、算学、信札、练习演讲等课程，参加者有20余人。由此观之，广东团组织与工人建立联系的思路转向了教育、文化运动，侧重启发国民精神。这既是广东团组织对于中共三大强调“国民运动”政策的贯彻，又是针对广东手工业工人居多、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较小所作的调整。

由上可知，三大之后中共与各类工人团体的联系开始恢复，但效果不一。山东团组织积极借助当地积极分子的社会关系与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即便看似有工作基础，武汉团组织仍然需要通过平民主义教育、“拜把子”等形式与工人联络感情，工作几乎是从头开始；上海党组织对于工人团体的改造和联系，也因人员利害不一致、组织散漫、人员纠纷等问题，无法取得成功；广东团组织只能将团结手工业工会作为联合、改造的前提，宣传工作转向“国民运动”。面对严峻困难，中共不断强调：“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1924年5月，中共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试图提出解决思路——既厘清国民运动和工会运动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又详细规定工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大工会的基本组织就是工会小组……我们的党应当特别注意下级的小组，这些小组的性质，足以决定全工会的战斗力”，“至于党与工会的组织上的联结，那就应当经过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领导机制则调整为各级工会运动委员会、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的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三重领导。中共已经意识到自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开始形成的派遣党员与工人团体，特别是与工人领袖建立关系、党员担任工会秘书长、特派员指导工会机制的问题，转而依靠“工会小组”与工人建立稳固的联系，并通过三重领导机制来适应各地的复杂情况，避免出现党直接命令群众、工会失去党的领导的情况。

四、结语

从理想层面说，中共与工人的联系应当立足于“阶级的自觉”。为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编辑与发行传单、小册子、杂志等印刷品，力图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不过，由于工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又开办各类工人补习学校或夜校。平民主义教育被中共广泛运用到启发工人中，折射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关联。但是，各地发展状况不平衡、不同步，新旧文化交织与替代的场景不时出现，有时会给人时空错乱之感。为尽快与工人建立广泛的联系、满足工人的文化生活需求，中共还广泛组织文艺、演讲、体育等颇受欢迎的活动。概言之，中共实际上采取多种手段启发工人、拉近与工人的感情。从发展脉络看，一大前各地共产党人联系工人的实践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没有全国层面的系统组织；一大后，特别是1921年9月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全国工运，各地党组织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共同指导所属区域的工运工作；1923年二七惨案后，各地党、团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方针，主导工运的恢复与发展。从联系对象看，中共中央始终将铁路、海运、矿业等工人作为重点联系对象。从实际效果看，中共与铁路工人的联系成效最好，这源于铁路信息传播速度快、社会影响力大。二七惨案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京汉线、陇海线、胶济线等铁路线勾勒出党与工人、各线路工人之间的联系网络，新旧社会关系不断交织与互动。不论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帮助建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还是长辛店工运经验在铁路网的传播、密查员在全国铁路线的积极活动，都与北大学缘网络有着重要关系。二七惨案之后，仅担任工会秘书，负责技术性工作，不注重发展党、团基层组织的做法难以为继，工人最终又复归到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究其原因，中共与工人联系的稳固性，取决于党、团组织对于工人原社会关系网络的介入程度。中共并非不重视这一问题，只不过将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彻底改造进而替代并非易事，这一时期大概只有安源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改造、替代。

三大之后，中共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与工人建立联系的方式。1924年5月，中共《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提出建立“工会小组”制度，可视为强调基层组织建设的安源经验的推广。随着工运实践的发展，中共的认识更加深入。中共五大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工运的教育内容、组织方式、联系对象等问题又作了调整：一是纠正以往职工运动中偏于技术方面、担任纯粹工会秘书的倾向，强调应当取得“指导”地位，加强工人群众的政治教育、党组织建设；二是立即着手建立工会小组，由此确立深入群众的基础，这样即便遇到反动潮流也不会完全瓦解；三是不能将十人团作为基本组织，因为工会小组与十人团有本质区别；四是对于铁路工会、海员工会，采取改造原有工会、建立下层工会小组或党组织并举的策略；五是手工业工人是全国工人的主体，应当以相当力量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六是中央及地方的工农部下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实行工农部领导职工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工会的党支部，中共中央随时特派巡行员指导各地工运的机制。以上6个方面体现了中共对于1920年至1924年与工人建立联系和领导工运经验的系统总结，其中领导机制完善和组织化建设对于此后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立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