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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谷式思考方式” 是一个讽刺流行语，指的是用消费者的角色取代公民，用专制（集中化和专有化）取代民主，将所有人转化为免费劳工
【按】这并不是预言，而是对现状的一个更为透彻的诠释。事实上一些人已经遇到过这种状况了 —— 当您拒绝使用手机支付而店铺拒绝收取现金的时候、当您刷卡购买了某种高档商品被认为 “与您的常规收入水平不符” 而被盯上的时候、当您被提示 “级别不够无法享用某种服务” 时、当同一种商品您需要比别人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它时 ……
曾经，苹果用户无法使用 “安卓版” 应用程序时，人们只是在喊 “快出iOS” 版，而当您拿着 Purism 手机或拒绝安装支付宝而无法通过 “健康码” 扫描，于是被禁止进入某些地方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事实上时一码事？
经典的围墙花园困境正在你的城市里悄然布设，它会让你在任何地方撞上一面墙。更可怕的是，它在将传统的等级制度更加经济化地细分，你将不得不屈从于砌墙人的利益而修改自己，否则你将直接跌入 “底层” 被大多数地方拒之门外。
您的手机上的大多数应用程序都有一个简单的价值主张。当您想要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去点击屏幕。披萨快餐、抵押贷款、搭车、买菜、生活缴费 …… 你能想到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用户界面来实现，它会指挥各种信息和一大群廉价劳动力来满足你的需要。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或与任何人交谈。
正在进行的 Covid-19 大流行为这种基本的商业模式开辟了新的领域，正如对杂货和食品交付的需求激增所表明的那样。通常情况下，流行病要求人类合作和妥协，直到危险消退，但应用程序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 — 它们把隔离的需求和对所谓的便利性的赞美融为一体，就好像人类能通过科技公司的中介与世界接触 “是一线生机” 似的。
应用程序已经很擅长为原本是集体的问题提供私人化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促使我们参与到彼此的剥削中。但在 Covid 之后，作为科技公司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可能会带来这些系统的成熟和杂交：这些公司作为守门人和收费员，能够在这场流行病过去很久之后，依然从 “身份管理” 、资源分配和访问控制中获取利润。这些系统将把保险、健康、金融和广告数据等等一切联系起来，在违背您的意愿的情况下对您进行描述 — — 就像几十年来信用评分公司所做的那样，这些系统已经可以决定你的汽车保险费应该多高、你看到的招聘广告是什么、以及你是否能被保释 …… 但他们最终可能会来管理我们获得与城市生活自由相关的一切。
当微软2012年的一项专利申请提出了一种方法，声称可以引导 “用户穿过暴力犯罪统计数字低于一定阈值的社区” 时，它引发了一连串关于这样的项目是否是种族主义的文章。是的，这就是种族主义，但更大的问题是，犯罪数据如何与购买历史、人口统计信息和土地价格等数据一起使用，以决定人们能住在哪里。
例如，微软这个专利还描述了显示车内广告（“在高速公路出口处停下来喝杯咖啡” ），然后监测司机是否进行了这次购买，这样就可以向广告商收取广告转换费用。很容易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来自城市贫困地区的司机被出租中心、支票兑现和快餐的广告引导，或者一个黑人拥有的企业被收取双倍的广告转换费用，只因为两天前附近发生了武装抢劫。等等。它可以评估特定交易地点相关的各种信息，然后在几分钟内（而不是几年内）相应地调整价格。
这并不是科幻，现在已经有了动态调整拥堵定价的高速公路收费车道，但动态定价肯定不会限于汽车。亚马逊 — — 这个自动化价格歧视的早期领导者 — — 已经收购了全食超市；在实体杂货店中，同样的商品对不同的顾客收取不同的价格还有多久？多久以后信用卡奖励系统会决定你在医生办公室、车管所或食品救济所门外排队的位置？在人们开始习惯于接受原本畅通无阻的公共场所周围被竖起付费墙之前、在曾经似乎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的服务变成优先等级之前，还有多久？
让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新常态称为 “订户之城” ：一套以资本积累和资源管理为目的的加深分化隔离的技术、法律、金融和营销手段。
当然，城市总是不平等的，但这总是能被重新评估的土地价值、长达数年的租赁合同、以及争取租户和自耕农的合法权利所花费的时间所缓和。而订户之城不会提供这样的避难所：它将能够在不改变物理景观的情况下，飞快地将城市的部分地区围起来。个人将无法预测哪有门、哪里需要排队、和具体价格究竟是多少，因为这一切将受制于平台所有者的奇思妙想。一个人可能在任何地方突然发现自己被隔离在外面了。
随着笼罩式追踪监视和环形监狱技术的稳步激增，以及法律上的正当性和企业 “整合（cartel）” 的积累，订户之城的恐怖前景似乎也只是最近才被关注到，这是一个畸形的科技产业的外延。但实施这种荒诞的前景并不是任何新发明，人们可以将其根源追溯到古老而熟悉的东西：围墙花园。
在花园周围建一堵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实用的想法 — — 在栽培水果和蔬菜的时候，用来挡住觅食的小动物。围墙本身也是一种园艺技术，它可以在更广泛的气候条件下种植暖季食物。围墙花园是温室的先驱。一堵厚厚的石墙在秋天的阳光下烘烤着，在花园里创造了一个比环境温度高20华氏度的小气候。有些花园的墙体是用炉子加热的。墙不仅将敌人拒之门外，还在内部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 砌墙的人想要的可能性。
科技公司的围墙花园固然是在围墙和控制方面的努力，但它们也是在努力创造微气候：被人工改变的区域，在那里，某些新奇的事物 — — 以及某些被认可的态度 — — 可以得到生长和繁荣。2015年，当马克·扎克伯格下令 “转向视频” 时，世界上最大的媒体集团都乖乖地听话了；苹果由硬件、软件和服务组成的生态系统，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在不损失数百美元的付费应用和教奶奶如何使用 FaceTime 的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切换到竞争的 Android 平台。封闭平台的垄断性规模和相对简单的特点，几乎可以让所有人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在他们的围墙花园里，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变成了专业级的发育不良的盆景树。
【注：“转向视频” 指的是从2015年开始的趋势，媒体出版公司削减了书面内容的人力资源，而倾向于使用短视频内容。出版商通常将有争议的趋势描述为对社交媒体流量变化和年轻受众的媒体消费习惯变化的回应。但是，评论家指出，这实际上是由广告驱动的。只有广告客户（而非消费者）更喜欢视频而不是文字。IYP坚持不认同这一围墙。】
在商业互联网的早期，许多科技观察家对围墙花园持高度怀疑态度，他们将AOL等系统的出现比作17世纪英国的公地围墙。在圈地之前，农民会集体耕作这些土地，地主和同乡之间往往会就可以种植多少、从地里拿出多少等问题达成复杂的协议。但随着工业化和运输技术的兴起，粮食生产开始集中化，工业家把农民从公地赶到了工厂和租界。批评者认为，互联网上的围墙式内容花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人们被赶出了自我组织的网络，进入了为集中化的私人利润而管理的严格控制的环境中。
然而，最初看来，网上围墙花园注定要失败。使互联网得以运行的共享协议似乎也决定了如何使用互联网：协作和互操作性的精神似乎是内在的，而与此相悖的商业模式似乎是边缘化的。网络先驱蒂姆·伯纳斯·李在2010年《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互联网的早期，谴责 “美国在线拨号信息系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受限制的网络子集” ，他认为 “封闭的 ‘围墙花园’ ，无论多么讨人喜欢，都无法在多样性、丰富性和创新性方面与门外疯狂跳动的网络市场相竞争” 。
但是，这大大低估了围墙花园的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如何 “请求、要求、鼓励、阻止、拒绝和允许人类的行为” — — 用设计学者珍妮·戴维斯（Jenny Davis）的表述来形容技术所能提供的东西 — —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处不在的连接性和智能手机基于应用的组织逻辑最终实现了AOL无法实现的目标：将用户锁定在Netflix、Adobe Creative Cloud 和 Google Stadia 等订阅服务中。互联网用户大多不再使用电子邮件和RSS（这两种服务都是基于开放协议），而是转向了 Facebook 的宁静之蓝和苹果公司严格控制的产品；苹果公司严格把关的应用商店将围墙花园的寻租潜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一旦消费者被困在花园里，被易用性所吸引，并从开放网络的 “混乱” 中逃脱出来，平台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对待用户，正如接下来的所有数据滥用和剥削所证明的那样。
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经，网络似乎是 “虚拟” 的，它的围墙花园是隐喻的；但是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已经与物理基础设施混合在一起了，管理着（例如）水、交通、和医疗系统等等几乎一切的使用和维护。这些墙现在来自于手机内部的，从 “在线” 开始的平台已经将其触角延伸到我们的汽车、家庭、工作场所、学校和街道；物理墙、门和车辆越来越多地受到晦涩难懂的算法和平台商业模式的控制。迄今为止，那些曾经主要被宣传为 “方便” 和可选的技术，正在迅速变成控制性的、强制性的管理系统。
给你送餐的人将根据吝啬的算法计算来支付报酬；你家街角的酒馆可能会有一个像支付宝或微信那样的电子支付系统；你的房东可能只接受Venmo付款；Uber司机的车会把他们的驾驶习惯信息发送给保险公司。也许不久的将来，除非你有亚马逊的Prime账户，否则连锁超市不会为你服务；房东可以专门通过Paypal接受付款；所有的交付都将以不道德和不人道的方式进行。
📌 不管这类服务宣称的具体程序是什么，它们最终都是为了将人们组织成不同的类别，以便根据这些归属差异从中获利。订户之城的前提是，这些服务能够成功地将人们隔离成更细、更复杂的使用、服务和公民身份的层级。
对于新围墙花园发展到城市规模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您可以看看新加坡的市政服务办公室。它运行了一个名为 OneService 的应用程序，可以用于从报告坑洞到识别本地鸟类的一切事务。这是政府 “基于问题的途径” 的公关系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加坡人不必再追问哪个部门对他们遇到的问题负责，而是通过所谓的 “标准化的投诉系统”，将问题交给负责解决的人。
【注：不止新加坡哦，如今到处都有这种自动化的投诉系统，中国的政府部门就有，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能否解决问题，那是另一码事。】
OneService 展示了一种既去政治化又令人难以置信的诱人的政府关系。你可以走来走去报告这个世界的一切问题，并相信有人会听你的；这是一种非常硅谷式的、解决问题的治理方法 — — 仅仅把公民当做消费者，把国家当做一个万能的服务提供者而已。但是，即然手机让公民很容易向国家提出要求，当然也让国家可以随时追踪公民在哪里，做了什么。除了报告漏水问题和乱扔垃圾，新加坡人还可以用这个应用互相打小报告，群众斗群众。
【注：“硅谷式思考方式” 是一个讽刺流行语，指的是用消费者的角色取代公民，用专制（集中化和专有化）取代民主，将所有人转化为免费劳工。】
TraceTogether 是新加坡政府为 Covid-19 推送的另一款围墙花园应用，它摒弃了苹果和谷歌联合开发的以隐私为中心的开放协议，而是采用了收集更多信息的系统，并且对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强制要求。
这两款应用共同将农民工与市民隔离开了。本地居民过着几乎没有冠状病毒的生活，而大约30万农民工 — — 大部分是孟加拉人和印度人 — — 被关在由雇主管理的拥挤的宿舍里。被检查健康的人由面包车运送到工地，之后才回到他们可能与多达十几个室友合住的单间。
新加坡管理移民工人从宿舍到面包车到建筑工地往返的能力，是如今我们许多人可能都会经历的控制形式的预兆，只是在一个更柔和，更政治化的幌子下。也许你的下一次被驱逐会以 GrubHub 通知的方式送达：“哦，不！看来你的 Covid-19 测试呈阳性! 好消息是，我们为你在隔离区挑了一些很不错的住所! ”
像迈克尔·布隆伯格这样的美国亿万富翁长期以来一直将新加坡这样的技术专制国家视为自己政治野心的典范。每个人手机的传感器包已经是实时管理数百万人的访问和权限的完美工具；而如果像生物识别身份验证器Clear这样的公司得逞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对您的身体和背景进行持续的扫描，以确认您的身份和所谓的 “威胁程度” 。Clear公司运行的项目，可以让付费用户在35个机场不用排队安检。由于疫情已经击垮了航空业，正如OneZero所报道的那样，Clear 希望将其身份验证方式可以带到整个世界，成为 “一个整体的身份验证平台，覆盖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亲密时刻” 。从不出示驾照就点到啤酒，到追踪和验证谁接受了核酸检测，Clear 希望将订户之城超越手机，分布在整个城市本身。
美国对 Covid-19 的反应是以隔离为特征的 — — 不仅是在谁遭受痛苦和死亡的不成比例的结果方面，并且是在谁能获得何种 “正常” 方面。在最近一篇发表在 Curbed 上的文章中，Alissa Walker 描绘了纽约市对Covid-19的种族主义反应的鲜明画面。“哈莱姆区的混凝土墙公园仍然是锁着的， 与此同时，西村的草地公园则是开放的；旅游友好区的街道已经禁止通行，而牺牲了看不到这些奢侈品的贫困街区。” 自 Walker 的文章发表以来，更多的道德失范呈现在人们面前，包括9月份在富人区的邻居投诉后，管理者将300名无家可归者赶出了上西区的一家空酒店。
在新兴的订户之城中，隔离将被 “便利” 和优化的屏幕薄纱所掩盖。鼓励出版商转向视频和音乐听众转投 Spotify 的围墙花园，现在将被用来控制你的工作、生活和你如何度过已经在迅速减少的空闲时间。重要的是，通过限制和提供访问权限而不是提供服务来赚钱，这就是订户之城的主旨。
曾几何时，郊区化是隔离的手段。围绕着汽车的生活与破败的城市中所谓的肮脏、疲惫的生活相提并论，而政府与私人银行合作，对社区进行红线管理，把困扰几代人的贫困隔离出去。然后，在城市非工业化时代，这种战术发生了转变。社会学家 Sharon Zukin 在1982年出版的《Loft Living》一书中，追溯了20世纪60、70年代纽约市SoHo街区艺术家住进前工业化阁楼的风潮如何被媒体煽动，进而让艺术家的阁楼变得令人向往的东西。但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优势阶级的积累策略的转变通常会引用文化规范，以证明并促进对人们尚未习惯的社会控制形式的行使之正当性”。
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昂贵的当代艺术。通过将波西米亚城市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目标，新兴的投资银行家阶层可以证明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的城市环境进行大规模金融投资 “是合理的”。Zukin 所说的这种 “艺术生产模式” ，将银行对新投资工具的需求和大城市中艺术家的物质条件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这些投资并不是为改善艺术家的物质条件的存在，而是利用艺术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来创造独特的场所和购买的东西 — — 也就是为金融家积累价值。
就像半个世纪前去工业化煽动了SoHo的阁楼生活一样，今天由流行病引起的经济困境又为资本家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再次转变主导的积累战术，这一次是向科技创业文化转变。我们看到的不是艺术，而是订阅、服务、平台和数字化管理的访问。只需对基础设施进行一些调整 — — 用自助结账取代老式收银台，在丰田凯美瑞的仪表盘上安放一部手机 — — 建筑环境就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事。科技学者 Jathan Sadowski 将其称为 “地主的互联网” 。通过将有用的便利设施转化为强制性的通行点，比如说，曾经帮助人们在餐厅预订餐桌的应用，变成了在餐厅吃饭的唯一方式。像 AirBnB 这样的服务，通过在供给侧强调创业，在需求侧强调真实的体验，来让自己显得必要和必然。
时刻监视你的传感器意味着，为一件事只支付一次是远远不够的。每一次支付都可以与验证你的身份、健康状况、和参加各种私人计划融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将一个城市的闹市区仅限制在亚马逊 Prime 等服务的订户范围内。通过允许商店不接受现金或为注册客户提供深度折扣，地主互联网培养了一个订户之城。
就像工业阁楼只需一点内部装修就变成了 “艺术家的阁楼” 一样，杂货店甚至城市街道本身只需稍加改造就变成了利润提取的场所。财富的产生不仅来自于房地产交易（尽管这些交易仍然非常有利可图）和住房层面的隔离，还来自于超越隔离延伸到居住区和邻里之外的其他空间配置。购物区、政府大楼和大学校园是订户之城改造的首要目标。就像郊区被证明是人丁兴旺家庭的安全储备、而价格过高的工作室也曾被证明是时髦的 “艺术家的阁楼” 一样，这些扩张性的隔离项目通过任何当时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想法而变得容易被接受：“安全、创造力，以及现在的便利”。
每一种观念背后都有一个挫败 — — 危险、顺从、挫折 — — 我们试图避免的东西；但在逃避破败的基础设施和昏昏欲睡的官僚机构的挫败时，我们进入了技术寡头的围墙花园，而其果实只留给最忠诚、消费最高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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