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 乡村宴请

日记 | 乡村宴请

原创

蓝子湛



蓝子湛的故事岛


蓝子湛的故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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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ZiZhan1997


功能介绍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小镇还有做题青年,可在我老家的农村,没几个人上过高中。


国庆期间,我跟父母回老家吃酒席。

两小时动车到九江站,大伯开电动三轮车来接,我们蹲坐在拉货板上,半小时后到大伯家。村子坐落在湖北与江西的省界,标准的三不管地带。十几年前,回老家没有火车,也没通旱路,我们得坐十小时轮船,从长江顺流而下至九江,然后步行到小池的码头上船,那条河路过爷爷家。如果没有小船,就需要亲戚来接,坐摩托趟过颠簸的土坑,最后走很长一段田埂,下过雨的土路散发着陈年垃圾的臭味。

从前的村子闭塞而偏僻,没有交通,没有手机,没有信号。爷爷的小木屋对面就是两个叔叔的水泥房,那里靠近京广铁路,清晨能看到百里外庐山的轮廓。印象里,夜间睡在床板上,能听到火车整夜呜呜的汽笛,家具跟着晃动,一阵一阵的。黄昏过后是彻底的漆黑,抬头会撞见从未见过的漫天繁星,晚风抚平万里稻浪,蛙声唱响长夜。小时候的寒假,我喜欢和堂哥堂姐满村子跑,在泥巴地里找空娃哈哈瓶当存钱罐,一起追鸡捉狗——叔叔家里的鸡散养在院子里,吃剩的汤饭会倒在地上,包括瓜子壳和肉骨头也吐在院子里,反正会有“扫地鸡”清理干净,那些鸡甚至会咽下煎蛋和鸡肉,这让我惊奇了好久。其他生活垃圾被随手抛在旱厕周围,旱厕旁是一大片藕塘,前几年叔叔们常下去挖藕,后来也荒废了。有一次,我在奔跑中跌倒在房门口,发现身后沾满鸡屎和痰液。妈妈渐渐不愿春节回去,她谈起乡下的虱子,谈起爷爷的重男轻女。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也再没回去。

我上高中了。有两个堂弟,一个来武汉读中职,一个在黄冈读完后来武汉找工作,二人前后借宿在我家。我发现他们和另外两个堂姐一样,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一样的沉默、内敛、羞赧、绝不主动开口,在他人面前,呈现出一种真诚的不知所措。他们迷恋手机和网络,说话含糊或飞快,仿佛不想叫人听懂;喜欢自言自语,有时候你仅仅是不知道他在同谁说话。他们口中的话题在我听来乏善可陈,我也没有办法对他们谈起喜欢的电影、文学、旅行。每一次地,我和他们坐在餐桌边,双方面对面,咫尺天涯。

我上大学了。堂哥堂姐陆续结婚,通常是在春节或国庆期间,他们会在老家办酒席。来的主要是亲戚,没有朋友。这种时候,我会在反复纠结中收拾行李,一阵舟车劳顿后,两条平行线又有了交集。

大堂哥的婚宴上,他把嫂子从婚车上抱下,后面跟着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在姑姑怀抱里。同时,两个箩筐的嫁妆挂在扁担两端挑进屋,里面是精心摆就的十几双拖鞋,黄梅话中的“鞋子”音同“孩子”,寓意多子多福。大堂哥是家中独子,不爱学习(大概村里没有人会爱学习),很早就开始出去打工,现在和嫂子安家在离老家十公里的镇上,两个宝宝留给父母带。他们工厂除了周日基本全年无休,节假日回家得额外请假。

大堂姐最用功努力,她考上了高中,高考前每天自学到凌晨一两点,晚到村里的蝉鸣都歇了。但她说,她找不到方法,完全读不进去书。她的分数刚蹭到本科线,填志愿时找到我爸——村里唯一一个考出去的人,最后选了一个不错的专科。毕业后她去海南打工,前几年在老家与一个小学同学办了酒席,一年后离婚,明年春节又要结婚了。她有一个弟弟,在武汉做空调维修,今年家里宅基地新做了房子,写在他名下。

这次国庆办婚宴的是二堂姐。中专毕业后,她在浙江的一个台企做气动元件,日夜守在流水线上,上次见到她,她的手掌刚在生产中受伤骨折。自然地,她也有一个弟弟,留级过两年,这学期正读高职的第二年——他小时候的同学早已开始工作了。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二十岁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学校课程主要是天猫运营、客服话术、摄影后期。他在这个没有超市与快递网点的村庄里打开新电脑演示,喋喋不休、口齿不清地向我介绍,两根指头打字缓慢。从班里有多少个人,到他要开一家网店(但还不会注册淘宝卖家),再到他刷到的每一条朋友圈、刚看到的每一条快手视频。他说话结巴,抻着手机,让我听,让我看,把他世界中的每一个画面向我展示,他把我当做久别重逢的同龄伙伴。很快,我感到烦躁和无聊,这种情绪又让我内疚和困惑。

但是我们之间永远不会沉默。他对我陈述的每件事物加以夸张的肯定,以此表示自己早就知道,在谈话被中断的缝隙里,他会塞入冗长而重复的话头,表述不甚清晰。他又向我展示微信界面,结结巴巴地讲述,他刚让一个表弟也来参加婚宴。他的新笔记本电脑,妈妈给买的,五千块。他的下一份实习工作,两千六,他认为算是一份不错的工资。他决定回学校宿舍后开始用洗面奶,三十块,他询问我这种东西应该怎么使用。他的姐姐出嫁,姐夫给了一万元回门红包,他不熟练地炫耀着,把那叠厚厚的纸币交到我手上,要我帮他数,说下午就去九江买iphone 13。

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二堂姐,嫁给了一个中专同学,现在在同一个工厂上班。她们都是这样,交际圈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中专同学,成年后是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些人中会有一个在将来与她们组建家庭。上次见到二堂姐,她好奇而憧憬地询问,大学是不是要进行一种辩论才能毕业,她工友中有上过大学的。今天她告诉我,她目前在线上读成人大专,工厂每周休息一天,她会在那时候学习。

我好奇地问,村里有谁读书好,堂弟提到一个校友,是街角的商店老板的儿子,他有三个姐姐和一个硕士学位。

这是我第一次在冬天以外的季节来到这里,乡村盛夏的暑气还未散尽,阳光穿透水泥墙面,毫不留情地烘烤着这座空旷的复式楼。陌生的亲戚在这一天欢聚一堂,他们递上装着礼金的红包,爸爸坐在沙发上帮着记账,每个人差不多都是两三百块。村里的老人挤在门口的长条凳上谈天,偶尔认一认前来的年轻人是谁。比如说,有婆婆指着我看向爸爸——这是老三的娃儿吧?爸爸再走过来确认,领着我一一叫人。在黄梅话中,我该叫这些长辈大妈、二妈、三妈,但我不会讲,也听不大懂,便用普通话标标准准地叫了姑姑。妈妈操着她的武汉话,以求在一群讲黄梅话的人中不至于太过另类。人们四处走动着,扯着嗓子叫喊出要说的话,仿佛如果不这么做,声音就会被淹没在一片音浪里。陌生的方言充斥着楼房,嘈杂而聒噪,如鞭炮在屋里炸响。湿热的空气封堵门窗,房子成了一个倒扣在地的蒸笼,人成了那些在水蒸气里吱哇乱叫的蛤蟆。

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正午,宴席开了,要倾听的声音从近百个减少到十个。流水宴共八桌,摆了两楼,我坐在二楼的其中一桌。很奇怪,我想象农村的食物应该是朴素而鲜美,但满满一桌菜都是同样的过咸且油腻,只有两盘绿叶菜。此前,我看着厨子带来一卡车炊具,和两个帮厨在前厅忙活了一上午,一盆盆半加工的食材堆在地上,时不时有苍蝇爬过。也许我不该指望大锅饭的精致。

我身边坐着个初中年级的女孩,每上一盘菜,她就像从未见过这种菜一样热情地扑上去,用沾满口水的筷子在上面翻搅,搛起两块肉到自己碗里,第三块肉才会进她的嘴巴。她的母亲鼓励式地将更多肉块夹给她。吃着吃着,二人咕哝了几句,合力将盘子里的麻薯球悉数倒入一个装面包的包装袋,打量了一圈桌面,最后放在自己脚下。我对面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婆婆,她用大汤勺舀了一口汤,嗦了半勺,咂咂嘴,似乎在评判味道的好坏,然后将汤勺连带剩下的汤汁丢了回去。新郎来敬酒了,他一桌一桌喝过来,人们端着一次性杯子站起来,手忙脚乱地围上去。一时间,热闹、混乱、嘈杂,口水拌着口水,短暂的停顿后,宴席继续。新娘子佩戴着崭新的金耳坠、金项链与金手镯,身着雪白的婚纱,静静端坐在卧房中,等待什么人送饭进去,她将在随后露面。

村里的接亲仪式和城市类似,但前者的仪式更加繁琐与冗长。对于抢亲这一环节,人们表现出欢愉的固执。屋内摆放着几床红被子、一篮拖鞋、一对公仔、数个摇钱树摆件。女方亲属吵吵嚷嚷地堵在嫁妆与大门之间,男方亲属需要说足好话,通过层层考验,才能把它们和新娘子抱走。通常衡量的标准是发红包和香烟。男方认为足够了,女方认为不够,二者在调笑中彼此小心翼翼地周旋与对峙,在闷热的阳光下持续整整一个下午。

我终于扛不住酷暑,躲进楼上的空调房。再下楼时,餐桌已经被厨子收拾好,每桌相同的剩菜被倒进一个大盆里,宽敞的房间盘旋着苍蝇数只。人们已经走了,事实上,酒席吃完,人就走了大半。剩下的亲眷簇拥着正离去的婚车,明日这对新婚夫妇还要在男方家办一场同样的酒席。

夜晚,头顶的空调轰隆隆响着,这是大伯昨天才为客房装的二手空调。他平日做废品回收,大婶在酒店打零工。堂姐打工这九年极尽节省,吃住在厂里,攒下近六十万元,这笔钱成为了她的嫁妆。

此后,每餐的伙食便是婚宴剩下的菜肴。每天早中晚,我与苍蝇在一张餐桌上进食。桌上菜品丰富,只是都没什么热度。屋顶转动着一架硕大的悬挂式铁皮风扇,它把更靠近天花板的灯源切割成无数次明暗的闪烁。有一天,我在汤碗里吃出一只苍蝇,从此我看那些菜碟上的肉沫都像苍蝇。

在农村陪坐了三天,我感到思维干涸。婶娘们在后院推耙子,金黄色的谷粒在阳光下慢慢干燥。从前这里一年种两季稻谷,现在一年一季,端午节播种,国庆前后收割,产量差得不多。村里种地有年度补助,但务农的人家还是越来越少,大片的土地长着荒草。

叔叔婶婶们平日在二十公里外的城里打零工,也租住在那里,周末或者农忙时节回来看顾田里。现在村里修了水泥公路,从主路一直铺到爷爷家门口。农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家都安装了wifi和监控器。大伯家装太阳能热水器了,但水温无法调节,每天得提一只涂料桶,去卫生间接半桶滚烫的热水,再去水房接冷水中和,手动淋水冲洗。天然气管道已经铺设到家门口,但他们习惯延用一百元一坛的煤气。一盘剩菜放坏了,被推到一边。灶房角落里立着一台安静的冰箱,大概没有启用。

明后天,堂亲们就要启程离开。他们都选择去远方打工,他们在村里无法与年轻人建立社会关系,而他们的房又都买在这里。他们是沉默的植物,被时间改变着,他们的未来不在这里,不在那里。

不是每个堂亲都回来。大堂姐和大堂弟的工作忙碌,他们请不到国庆的假。还有在广州租住的姑姑一家,过来的路途太曲折,他们没有回来。如果我是他们,也不会回来。

2021.10.11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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