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王后与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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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王后与理想国

之前一直不喜欢玛丽王后（并非厌恶，只是不感兴趣）却说不上来原因。曾经觉得，可能和自己感情上倾向于革命派加之被太多的玛丽苏小白花向作品膈应有关，后来读了更多相关资料后才发现，不是的。与个人的感情、立场都无关，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无论活在史学家或常人眼中的，始终是根据时代需要而被建构出来的法国王后的想象，就像汤晓燕老师指出过的，随着时代的需求，一个绚丽、多变的“想象的王后”代替了“现实的王后”，忠心耿耿地扮演着舞台上的角色，与她的个人能力实际上不甚相干，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换做她那位声名显赫的母亲，也未必能扭转结局。而大幕落下后，面具之下的真人，已经与角色无关。或许她在生命的最后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无论从革命派还是保皇派的记载中看，玛丽等待处刑时始终神情淡漠、不置一词，似乎流露着演员等待这出剧快些落幕，曲终人散的觉悟。想到她的母亲特蕾西亚曾特地写信批评玛丽的衣着过于轻浮浪荡不像一国之母而像女演员，甚有天意弄人的意味在里头。

我无法做到剥离想象而去单独看待真实的她，又无法不怜悯她。作为法国王后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遭遇断头命运的原因，远比她的丈夫更为复杂。相比始终戴着“国王”面具被推向台前的路易十六，玛丽获得盛赞或毁谤的原因，却始终因为她是一个女人（Elizabeth Colwill)。路易·卡佩或许是蹩脚的国王，但卡佩的寡妇只能是位于附属地位的名字，最大的罪状正是由于她“越级”染指了整个社会层级的家庭罗曼史中“父亲”（国王）一职。女性、贵族、王后、外国人——将上述任何一项属性从玛丽身上剥离，结局或许都不会如此戏剧化。由于是女人，因此必然无法胜任男子的政治角色与社会责任；由于是贵族，因此对她形象的污名化无形中便为平民——在后革命时期需要掌控的阶层——这一阶层的女性提供了劝诫：第一等级逾矩作乱，好的女公民要回归家庭、承担天职母职；由于是王后，因此在对天赋王权这一概念祛魅的过程中是必然的共犯，同时她又担任了消解国王形象中恐怖一面的任务；由于是外国人，因此从法国王妃一跃成为奥地利的母狼，在外有敌军内有叛乱的情况下，一个祸乱法国的外国女人必然面临被处决的安排。

不可抵挡的命运并不止于玛丽安托瓦内特。令人悲伤的是，无论站在这场时代飓风的哪一个角度去看——山岳党、吉伦特、公社或保皇党——大革命的幻想都仍然是一个充斥着“兄弟爱”的、柏拉图式拒绝第二性的理想国。在这个语境中，共和国是女性，玛丽安娜是女性，但她们作为女性的表现却仅仅是名词上的区分，内里仍然是劈开宙斯头颅披挂而出、声称自己由男子所生的雅典娜。革命重洗了社会阶级，消解了因出身和特权所带来的区分，却始终未能逾越不同的性别权力这一更加古老的区分，人们只是更加恐惧着性别疆界的瓦解。这点决定了无论是一度奢华享尽的法国王后，身着男装的女性军团，胜于男子的罗兰夫人，刺杀马拉的夏绿蒂·科尔黛，或是自觉戴上三色花走上街头的巴黎妇女，均无法被视作乌托邦的同盟。尤为讽刺的是，在玛丽等待受审期间，由于夏绿蒂·科尔黛事件，让法国社会已经因“女人干政”而绷紧的神经更为敏感，从而再次减少了王后逃离断头台命运的可能。新的社会里，第三等级获得了话语，私生子拥有了财产权，第二性却始终隐身，女儿与姐妹的角色暧昧不明，只能作为贺拉提之誓中哭泣的母亲姐妹或隐没在至高主宰这个虚无概念后的白衣少女出现。想到这点就不难明白斯塔尔夫人作为一个单纯的女性借感慨玛丽命运之口抒发的预言，或许我们也可以假托那句话吧，女人的名字是弱者，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变成的。

就像百年之后尤瑟纳尔在后记中轻描淡写所说，让一个女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么别人的首个批评就是说她不像个女人，其实借男人之口讲出真情，便已经困难重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