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跟父母同住能改善家务的性别分工吗？

缪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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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胡姝穆峥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三十而已》前一段的大火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父权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根深蒂固。纵然聪慧能干如顾佳，却仍旧在“贤妻良母”的期许下回归家庭。一旦她事业上的追求“干扰”到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各方压力便纷至沓来。

为何大部分家务总是女性做？这是社会学家们广泛关注的议题。家务的性别分工不仅与有酬劳动的性别不平等息息相关，也影响着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更深远地塑造着下一代的性别观念和行为模式。现有文献多聚焦在核心家庭，探讨夫妻双方的经济能力、性别观念以及所处社会的性别规范和家务外包服务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分配。

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尽管大家对个人空间和自由的追求愈发强烈，扩展家庭仍然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代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情感和照料方面的支持和交换，与前一代人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以前更多的是以尽孝为目的，但是当今的跨代同住更多是因为成年子女需要获得父母的帮助和支持。跨代同住愈发成为年轻家庭面对生活和工作双重压力的一种应对方式。那么，这种跨代的支持是否会平均地惠及丈夫和妻子呢？与男方父母或女方父母同住是否有不同的影响呢？

在最近发表于Social Science Research（Hu and Mu 2020）的研究中，我们试图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4、2016和2018年的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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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同住增加还是降低夫妻的家务劳动时间？图1呈现了不同居住模式下，妻子和丈夫的每周平均家务劳动时长。可以看到，不与父母同住时，无论是农村户籍还是城市户籍，无论是女方还是男方，家务劳动时间都是最长的。具体来说，农村妻子、城市妻子、农村丈夫及城市丈夫每周的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分别是21小时、18小时、10小时及8小时。而在与父母同住时，夫妻的家务劳动时间均有所下降。不过，我们的进一步分析显示答案并非那么简单。在农村户籍样本中，当夫妻与男方父母同住时，双方的周家务劳动时间最短（妻子17小时，丈夫8小时）；而在城市户籍样本中，当夫妻与女方父母同住时，双方都花最少的时间在家务劳动上（妻子12小时，丈夫5小时）。

▲图1 周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小时）

说明：更多信息请参考Table 2 of Hu and Mu (2020)

当家里有学龄前儿童，与父母同住带来的家务劳动时间减少较为明显。而随着孩子长大而父母日渐衰老，与父母同住则会增加夫妻的总家务劳动时间，尤其是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此外，与父母同住如何影响家务时间，还取决于夫妻的教育水平。在城市户籍样本中，当女方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时，与父母同住会降低家务劳动时间；但当女方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下时，与父母同住反而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这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夫妻，越从与父母同住中受益。我们的这一发现呼应了之前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在中国，较为年轻的老年父母倾向于和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子女同住，为他们平衡家庭和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而较为年迈的老年父母则倾向于和教育程度较低的成年子女同住，以获得来自子女的照顾（Ma and We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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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同住，男方受益更多，还是女方受益更多？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与父母同住对于成年子女夫妻的影响并不相同。与父母同住对女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有正有负，但几乎总是减少男方的家务劳动时间。此外，只有与母亲同住或者与父母双方同住时，才会产生减少夫妻家务时间的效果。换句话说，实现父母对于年轻夫妻的帮衬，与母亲的同住是关键。这意味着，尽管表面上看来，与父母同住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年轻夫妻实现工作和家庭生活两不误，这种帮助却仅仅依靠两代女性之间时间分配的改变和调整。它不仅没有改变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让性别不平等蔓延于代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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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父母还是对方父母，有区别吗？

在许多国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会遭受母职惩罚，即因为生养孩子而面临职业生涯的中断或受阻以及收入的降低。在中国，与自己父母同住的女性受到的母职惩罚最小（Yu and Xie 2018）。

但是，与女方父母同住并非解决家务性别分工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女方父母住，非但不会显著地减少女方的家务劳动时间，相反地，它显著地减少了男方的家务劳动时间，从而扩大了夫妻双方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

这可能因为与女方父母同住，尽管已日趋普遍，却仍旧与传统的“从夫居”规范相冲突。因此，女方及女方父母可能需要通过承担更多的家务来“补偿”男方，又或者男方通过减少家务劳动来实现心理平衡以挽回自己的“男性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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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当今中国社会，很多家庭需要双职工的收入，如何既有效地从事有酬劳动，又不耽误生养子女呢？跟父母同住，让他们帮忙照顾孩子和做家务，成为了很多年轻家庭既放心又经济的解决方案。特别是，这样的居住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选择中的纠结与无奈。

然而，这一解决方案的实质却并非家务劳动在代际之间的简单转移而已，它所依靠的是两代女性相互替代的无酬劳动和牺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丝毫没有撼动家务的性别分工，而是通过家务劳动在两代女性之间的流动，维持甚至强化了性别不平等。

参考文献

Hu, Shu, and Zheng Mu. 2020. “Extended Gender Ine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an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doi: 10.1016/j.ssresearch.2020.102497.

Ma, Sen, and Fangqi Wen. 2016. “Who Coresides With Parents? An Analysis Based on Sibl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mography 53(3):623–47. doi: 10.1007/s13524-016-0468-8.

Yu, Jia, and Yu Xie. 2018. “Motherhood Penalt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0(5):1067–86. doi: 10.1111/jomf.12496.